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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5月8日，國家發改委宣布調整260種西藥最高零售價，其中70%的品種價格下調，這是10年來第二十三次調低藥價。然而，如此調價，百姓能得到實惠嗎？這種方式能解決看病貴嗎？怎樣管理、改革才能真正解決看病難、看病貴？我們匯集了網民、專家、記者的調查和意見，期望促進醫療體制改革的思考。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8日宣布，調整260種西藥最高零售價格，其中70%品種價格進行下調，降價金額約50億元。9日，國家發改委表示，藥價還將延續按種類分批調整的方式進行。近年來，我國連續23次降低藥品價格，其中最大降幅達90%左右。在對藥品生產和經營企業進行限價的同時，一些省份也已陸續開始對醫療機構用藥進行競標限價。在一輪又一輪的藥價下調中，許多百姓卻感覺似乎并沒有得到多少實惠，要求降低藥費的呼聲依然高漲。
藥店：降價藥“有價無藥”
記者在北京、太原、長治和大同市等地一些藥店采訪時發現，經物價部門限價的“頭孢曲松鈉”、“紅霉素腸溶片”、“乙酰氨基酚”等幾種藥品基本無貨。與這些“低價藥”相比，藥店工作人員更樂意向消費者推薦一些有同類藥效但價格較高的“替代藥”。記者問起其中原因時，被告知：“多半降價藥已斷貨。”
山西省物價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藥品降價后，藥品生產企業利潤大幅下降，連鎖反應之一就是降價藥斷貨，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劑型、不同包裝的同類高價藥品。因此，每次降價后都會有一些藥品從患者的視野里消失，用不了多長時間一種新名稱的藥品便會“面世”，成分與此前消失的藥品大同小異，但藥價卻高了許多。
以“阿司匹林”為例，原價為每10片0.3元，更名為“巴米爾”后售價成為每10片6.3元，“身價”漲了近20倍。高利潤空間促進一些廠家和藥品代理商更“偏愛”新藥的生產和銷售。如此一來，藥品一旦“登上”降價目錄，不久就會從藥商的供貨單上消失，本想惠及患者的降價努力也就化為烏有。
醫療機構：藥品招標認利益不認質量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喜歡高價藥勝于低價藥，這一點醫療機構與藥品生產企業、藥店有著相同的“價值取向”。這種“潛規則”產生的原因在于：高價藥的利潤空間更大。正因如此，更多藥廠熱衷于生產包裝花哨而療效低下的藥品，還有的藥廠想方設法讓“問題藥”中了標。
據報道，去年年前被曝光的“廣州佰易”事件，老板就是通過操縱招標使“問題藥品”中標，而原來當地許多醫院一直使用的另一種靜注人免疫球蛋白即使質量廣受贊譽也未能中標。
“欣弗”事件發生后，經有關部門調查，一瓶出廠價為2.7元的“欣弗”，從醫院醫生開方后轉至患者手中時已成38元。
中國醫藥商業協會副會長朱長浩指出，一些地方以藥品招標名義巧立名目亂收費，投標企業要預交數萬元保證金，還要交納風險金及管理、入圍、專家評審、藥品質量檢驗、會務和場租等各種雜費。如此一來，有些藥廠不顧藥品質量偷工減料，壓低成本以保障企業的利益。藥品的質量難以得到保證，患者也不能成為降價的受益者。
山西省衛生廳藥品招標辦主任趙殿龍告訴記者，2006年山西首次實行醫療機構藥品網上競標，首次競標有6000多藥品參加，其中多數是抗腫瘤和抗生素藥物。由于使用者有限，所以百姓受惠感覺并不明顯。
藥品降價“博弈論”
記者了解到，國家對某些藥品實行的是分次降價。為平衡藥品生產經營者和廣大患者的各方利益，降價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此外，慢性病患者、急癥患者等不同人群對藥品降價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據介紹，我國藥價實行市場調節價、政府指導價和政府定價三種形式。其中，納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藥品、少數生產經營具有壟斷性和特殊性的藥品是政府管理價格，其他大部分藥品則由企業自主定價。政府數次對藥品降價，所降的都是“最高零售價”，這是“政府指導價”。而許多藥店在實際操作中出于競爭、讓利等種種原因，其零售價格有很多已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政府指導價。在這種情況下，降低藥品“最高零售價”自然不會讓百姓有什么感覺。
事實上，即使在藥價下降的情況下，用藥結構和用藥水平的提高，也影響著患者對藥品的實際支出。
山西省長治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劉星認為，藥品消費是一種不對稱的消費，除極少數的日常用藥外，患者吃什么藥、吃多少藥，都只能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被動消費”。統計表明，藥品消費市場的80%在醫療機構。就這層意義而言，中國真正的“藥品消費者”是醫生。“醫療機構是藥品使用單位，實質上更是藥品經營單位。”
此外，業內人士還指出，地方保護主義決定著藥品的“源頭”價格。如同樣是“阿莫西林”，由于不同省份物價部門的不同定價，不同產地的藥品定價自不相同。藥店、醫療機構被“指導”經營、用藥時也會首選“本地產”，這種現象在全國各地都有存在。中央政策和地方利益之間的隱性“博弈”，是造成國家“三令五申”藥品降價但百姓受益感卻不明顯的又一癥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