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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李暢工作照。
（本報資料照片） |
編者按：政府雇員是政府用高薪從社會上雇用的專門人才，不具有行政職務，不行使行政權力，不占用行政編制，服務于政府某項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門。為彌補國際金融、信息技術、國際貿易、高新技術等領域高端人才的短缺，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政府雇員制這一在國外已經比較成熟的聚才形式，以彌補人才的不足。
政府雇員是怎么工作的，他們在受雇過程中經歷了哪些酸甜苦辣，政府雇員這一“新生事物”能否在我國遍地開花？今天本版就為您講述一個政府雇員的故事，以及方方面面對推行這一制度的看法。
36歲的李暢是目前吉林省政府的三名政府雇員之一。兩年半以前，從日本獲得碩士學位回國不久的他，接過了當時的吉林省省長洪虎親自簽發的聘書，成為中國政府雇員制的最早一批試行者。特殊的身份、由省長基金支付的高出公務員五六倍的薪酬，一時讓他備受矚目。
今年夏天，李暢的三年聘期就將屆滿，能否續聘對他來說還是未知數。
政府雇員帶他步入敏感領地
在成為政府雇員之前，李暢是吉林省教育廳的一名事業編制的工作人員。幾乎與他受聘政府雇員同時，吉林省“化武辦”(吉林省處理日本化學武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也宣告成立。他沒有想到，自己因為“新鮮”而報名應聘政府雇員，卻從此進入了一個敏感而帶有危險性的領域。
據了解，吉林省是當年侵華日軍遺棄化學武器的重災區，目前已發現的日遺化學武器占全國已發現總量的90%以上。省內不僅有規模達近百萬枚毒彈和上百噸毒劑的集中埋藏地，還有一些日遺化武潛藏分布在城鄉角落。李暢一到崗，立刻就被安排負責協調化武處理的具體事宜。
李暢告訴記者，為了盡快適應新崗位，他前期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包括十幾年積累的知識、生活儲備和人脈關系。2004年6月1日正式上班，一周后李暢就被安排去日軍化武埋藏地調研。地處吉林省敦化市的哈爾巴嶺是日軍化學武器的集中埋放地，據資料記載，當年侵華日軍在撤離中國前，將數以幾十萬計的化學武器埋藏在這一地區。
第一次去現場調研的情景李暢記得很清楚。哈爾巴嶺的風景非常好，原始森林無邊無際。但走著走著，道路前方突然出現了“軍事禁區”、“化武的埋藏點”等字牌，沒有路了，到處是沼澤地，深一腳、淺一腳的。李暢說：“那地方很特別，周圍綠樹環繞，但就有兩個排球場那么大的地方寸草不生，和周圍的景色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令人不寒而栗。”
很快，李暢就開始全面參與日遺化武的處理工作。一些埋藏炸彈的地方在探測清楚后，要從事安全化作業和清理，這就需要他來協調政府部門、后勤供應和百姓的土地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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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和平區高薪聘政府雇員。
（本報資料照片） | “我對自己的工作有一種榮辱感和責任心”
李暢說，以前他把處理化武這件事情想得很簡單，但實際一接觸才知道，事情要復雜得多。中日雙方的想法存在差距，中方希望趕緊處理好化學武器遺留事件，不要讓更多的老百姓受害，而日方卻能拖就拖。他說，“我對自己的工作有一種榮辱感和責任心，以一名政府雇員的身份來參與并處理這些事情，在咱們國家是從來沒有過的，因此我還格外有一種自豪感。”
李暢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幫助國內受害者協調一些經濟補償的問題，爭取最大限度地解決一些受害人的經濟困難。
2004年7月23日，在哈爾巴嶺附近的蓮花泡林場，兩名當地孩子下河洗澡時從河里挖出了炮彈，結果被炮彈里泄露的芥子氣傷害。接到信息后，李暢和中日雙方的專家在第一時間趕到了事發地。
“專家一看就明白，確實是日本化武所傷的，孩子們身上的這些傷口永遠都不可能好的，一直在潰爛，很恐怖。”李暢說，當時他就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這兩個孩子，他們還都很小，人生的道路很漫長，卻要因為60年前日本侵略者的惡行而受到一輩子的傷害。
經過爭取，兩個孩子分別獲得了15萬元和16萬元的賠償。“這僅僅是個開始，后來我了解到，實際上，當地很多人都受到過化武的傷害，由于他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保留原始證據，因此很多人受了傷也就忍著，根本沒有得到過賠償。”李暢說。
“在處理這些事件的過程中，我感覺中國老百姓對日本毒氣彈危害的認識遠遠不夠，這讓我更有責任幫助他們。”李暢說。
“我不想讓別人覺得我是在湊熱鬧”
在時任省長洪虎的建議下設置的吉林省政府雇員，當時的“身價”比照機關公務員月平均工資的2倍至15倍設定了14個檔次。李暢的薪資標準居中。而比他早半年受聘的省公安廳的兩位政府雇員，年薪達到10萬元。當時，李暢本人在教育廳的收入是每月1040元。
高工資讓朋友起哄，也讓李暢感受到來自同事的異樣眼光。李暢從一開始就表現得很謹慎。他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不是僅靠個人能力就能實現的，要想工作順利開展，并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必須要得到領導、同事的幫助。“我時刻注意與大家溝通，多請教，多學習，搞好關系，爭取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很快，同事們就不再特別注意李暢與眾不同的薪水了，三個月的試用期過后，經過民主投票和領導認可，李暢順利地轉正了。
李暢說，在工作中他也有與領導意見相左的時候，但在與領導交流想法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準備好大量準確的數據和資料，把它們提供給領導，作為決策的參考。如果一件事情領導們決定了，他就堅決執行，絕無異議。
“我的工作原則就是領導決策不過夜，沒有什么考慮的余地。”李暢說，“我這個工作，協調性要求非常強，我所要做的就是盡量干好，對得起自己這個身份，我不想別人覺得我是在湊熱鬧。”
按照李暢的年齡和學歷，和他情況類似的公務員應該已經能達到副處以上的級別。而李暢雖然拿著高出別人數倍的薪水，檔案關系卻歸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即便是現在開始考公務員，也要從科員干起。
談及兩年多來對政府雇員身份的感受時，這個愛說話的人突然語塞起來。沉思良久，他謹慎地用了“困惑”這個詞來形容當前的心態。三年的工作期限很快就要到了，首先是對自己這個政府雇員身份的困惑。目前他是有醫療保險的，但是卻沒有社會保險。雇員的工作他不能干一輩子，政府說不用隨時可以不用。“錢掙得多少現在對我來說并不是最主要的，我需要考慮的是，如果再干一屆后離開，那時我再選擇的話，應該怎么辦？”
“其實，當了一段時間的政府雇員，我對自己這一身份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它非常符合當今我國政府要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趨勢。但這種制度首先應該和用人制度改革結合起來，人事制度不改革，僅靠一點創新或嘗試是不行的。”他說。
如今，在忙于工作的同時，李暢也開始讀博士學位，他說，這也是在為自己的將來做兩手準備。
背景鏈接:歐美政府的雇員制
政府雇員不牽涉編制
在西方，公務員制度已經比較完善，大體可分為政治任命官、文官和臨時性合同雇員。臨時性合同雇員，即政府雇員，是在行政民主化和“運用企業精神改造政府”的潮流下產生的。
政府雇員一般不占用行政編制，不直接行使行政權力，按照雇用合同的約定享有權利，履行義務，在一段時間內服務于政府某項工作或某一部門。比如希臘為了成功舉辦2004年夏季奧運會，在公務員外雇用了大量臨時人員。還有一些特殊職責部門，如歐盟各國的廉政審計署，在它成立時，由于公務員的貪污現象難以遏制，依靠一般政府部門和政府公務員已難以奏效，所以在這個特殊的職能部門里聘用了一些專職專責的特殊人才。
政府兩成以上是雇員
政府雇員的薪酬水平與市場完全接軌，即根據崗位的性質、責任和難易程度進行分類，因事設崗，因崗用人，并根據人才市場價格的實際情況確定薪酬水平。政府是雇主，工作人員是雇員，兩方簽訂聘任協議。
早在20世紀50年代，德國就第一個開始推行政府雇員制。到了上世紀80年代，歐美各國經過政府人員和開支過度膨脹、稅收激增的教訓后，陸續精簡機構，以不同形式將政府某些部門私有化，轉變為“小政府”。目前，歐美國家的政府雇員在政府工作人員中的比例通常占到20%至40%之間。
有西方專家把政府雇員隊伍說成是“政府與社會溝通的紐帶”，因為這些人都是某領域的優秀人才，對原來所處的專業領域有著深入的了解，在進入政府工作的同時，他們也會把大量的社會信息帶進政府決策中。
以政府雇員制最成熟的德國為例，東西德統一后，聯邦政府機關并未借機擴張職權或增加人員需求，反而推行“寧靜革命”。公務員經過重新篩選、改組，僅1/3獲得留任，一些職位由雇員代替。公務員、雇員一般的總體比例是6∶4，具體的比例因不同地方和不同的行政職能而異。除海關和警局，德國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均含公務員和雇員兩部分，且公務員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
近20年來，美國的政府雇員制出現了一個新特點：在政府工資單上的人員減少了，為政府工作的人卻大大增加了。這是因為政府把以前政府雇員承擔的部分工作以合同的形式外包給私營部門。以前通常是個人成為政府的雇員，現在越來越多的是一個私營機構集體成為政府的雇員。
政府雇員的利益受到保護
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雇員都不是政府直接雇用，而是通過一些代理機構幫助政府實施的。英國就有100多家代理機構雇用了公共服務系統近70%的雇員。
為了解決政府雇員的后顧之憂，歐美各國設有專門的機構受理侵犯政府雇員權益的事宜，如政府雇員保護委員會、平等委員會等。許多國家還建立了政府雇員工會，充當其利益代言人，就權益問題與政府談判。同時，政府雇員還享有保險、退休補貼、加薪等權利。對于那些“因政府需要”進入政府工作的臨時雇員，原單位有接收的義務。此外，在公務員編制出現空缺時，政府雇員可自愿提出申請，經有關部門審查通過即可。（宗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