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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黃金，盛世古玩”。近年來，隨著國內經濟發展、市場開放，從社會名流到尋常百姓，從文化人士到地產商人，從收藏到鑒寶，“古玩”漸漸形成一個潛力巨大的投資行業。國內不少地方的古玩銷售市場漸成氣候，吸引了眾多的古玩愛好者。古玩市場的繁榮，本應促進商業、旅游、服務等相關行業的發展。但近日記者在對文物大省山西的幾家古玩市場進行采訪時卻發現，它們目前的運營情況令人擔憂，監管更是乏人問津。
游離在法律邊緣的古玩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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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報資料圖片 |
七八十平方米的店鋪，環墻豎立著陳列古董的柜子，地板、桌上擺放著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陶器、石雕和大瓷罐。兩把明代的紅木椅子敦實厚重，一頭昂首的駱駝正對著大門。而另一家，墻壁四周掛滿了各種式樣的亨得利和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掛鐘，桌上、櫥柜里也放著些小巧精致的鐘表。店主指著一尊歐美樣式、個頭不大的座鐘介紹說是清末時期流行的款式。這里，是山西古玩城內兩家普通的商鋪。
作為華夏文明重要發祥地之一，山西省千年以上的地上文物占到全國的72%以上，三晉大地堪稱聚寶盆，吸引了不少淘寶者。太原市內的銅廠、南宮和山西古玩城三家古玩市場，自開市以來，一直受到收藏界朋友的熱捧。像南宮的地攤市場，每到周末會舉辦大型古玩交易活動，攤點有五六百個，前來淘寶的人全國各地都有，客流量最高時超過一萬人次。
山西古玩城號稱山西最大的古玩市場，匯聚了60余家類似上述店堂擺設的“**齋”、“**堂”。即使是周末，古玩城里也沒有出現熙熙攘攘的場面，不像地攤市場上總是人來人往。齋主、堂主們或在店內讀報看書、把玩整理古董，或是三五閑聊，偶爾有客人上門也只是招呼一聲便任由參觀。
茹古齋的茹師傅入行近20年，他介紹說，單純來參觀的人不多，來者基本是有需求的，從北京、上海到海外，哪里的客人都有。也許正是應了古玩界的話：“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多數商家都保持著平和的心態，并不擔憂沒有顧客上門。
沒有一個部門能夠一管到底
“現在的古玩市場非常混亂，可以說是無人監管、自由發展”。山西省文物局政宣處許高哲處長從事文物管理工作多年，他表達了這樣的擔憂。
許高哲認為，文物局涉及古玩市場的職責目前至少是監管與服務。定期有效的檢查，可以打擊市場上的部分賣假者，而提供鑒定服務等措施則能維護與保障市場和消費者的權益。“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現在文物局幾乎沒有主動去檢查執法過。”
他說，原因很簡單，古玩市場猶如三省交界區，沒有一個部門能夠一管到底，也就沒人能說了算。在以往的檢查中，即使查出了假貨也沒法對出售者吊銷營業執照，警告之后人家照賣不誤，若是出了重大事件，等上報到公安部門，賣家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不是不想去，實在是只能發現問題但沒法解決問題，去了也白去，干脆就不去了。”
記者向工商部門了解太原市內三個古玩市場的經營業績時被告知，以前曾經有過統計，但這幾年這部分工作交給了統計局，也就不再做了。甚至具體的從業人員，也無從統計。公安部門處理這類案件，往往是先由文物部門報案，或只是在遇到文物走私案件時，請文物局派出鑒定專家協助工作，基本不會提前主動介入流通市場。
許高哲認為，國家在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時在古玩市場方面留有空白，導致沒有專門的法律條款為古玩市場保駕護航，進而導致管理者無法可據，商家無法可依。面對這些基本由民間自發形成、群體龐大的古玩市場，雖想好好管理與引導，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山西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鄔敬文說，根據現行的《文物保護法》以及《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除經批準的文物商店、經營文物拍賣的拍賣企業以外，其他單位或個人不得從事文物商業經營活動。國務院頒布的相關法規也只是提到了“舊貨市場”的管理辦法。
《山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辦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應當加強文物市場的監督管理。工商行政部門應當會同文物、公安等部門，依法取締經營文物的非法活動。”
鄔敬文說，這意味著，法律并沒有承認大大小小“古玩市場”的合法性。
法律監管尚處于“真空”地帶
在很多場合，多數人會認為，古玩市場就是文物市場，甚至在部分業內人士的口中，這兩個概念也是交叉互用。古玩市場真的能與文物市場劃等號嗎？當然不是。
據了解，目前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場不下幾百個，多數由解放前就一直存在的舊貨市場自發轉化而來。最初，這些市場堪稱自由市場，舊書字畫、古董工藝品，無所不賣。漸成氣候以后，有人稱它們為舊貨市場，也有人稱之為工藝品市場、還有的叫它文化市場。在太原的南宮市場，如今不僅有地攤，還有裝修氣派的收藏文化廣場大樓。但認真考察就會發現，工藝品、仿制品、舊貨、小玩意兒……包羅萬象，似乎哪個稱謂都無法明確概括它們的實際狀況。
專家指出，文物市場，是指改革開放以前由國家調撥文物進入流通領域的市場形態。現在的法律條款里已沒有明確指向這個概念，但明文規定有資格經營文物的只有經批準的文物商店和拍賣企業。
古玩市場定位的不明確，直接導致了管理部門職能不清，并沒有哪個部門真正去檢查執法。在各地，多數古玩市場的管理工作是由工商部門會同文物部門和公安部門進行的。但是在法律上，三家聯管這一條是指向文物市場的，對于尚未被承認的“古玩市場”，只能算是借用“文物市場”的管理法則。
因此，文物局即使想管理也處境尷尬。一是現在的古玩市場出售的貨物，絕大部分不是文物。以太原銅廠古玩市場為例，門口只有三兩個人在地上鋪了一張塑料紙買賣不知真假的瓷器，還有賣電話卡的；而南宮的地攤市場中賣的也大多是一兩元的舊書報和現代玉器、仿制工藝品。二是古玩市場一直沒有“如假包換”的規矩，比的就是識別力。可以說，現今古玩市場進行的買賣，并不具有明確的“文物”買賣的特點，文物局很難從中找到文物法規的執法點。現行的《文物保護法》也只是針對以買賣“文物”為明確特征的、經批準的文物商店和拍賣企業，從文物的保護與流通角度制定了管理辦法，這些辦法，對絕大多數特征不明確的古玩市場根本無法執行。
許高哲分析，在現行的《文物保護法》中，國家有意在古玩市場方面留白，應當是對這塊敏感地帶有著更加深遠的考慮。國內多家媒體報道說，最近國家已經開始著手起草《文物流通管理辦法》。業內人士希望，該辦法在確保民間收藏合法性的前提下，能夠給從古玩市場購買的文物一個“名分”。
鄔敬文指出，正是因為工商、文物和公安部門在對古玩市場實施具體監管措施時存在利益沖突，它們自己放棄了制訂相關行政措施的權力，導致古玩市場直接處于法律監管的“真空”地帶，古玩市場出現混亂狀態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可以說，我國現行文物法規幾乎都對古玩市場采取不承認主義。但面對蓬勃發展的古玩市場，相關部門又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默許態度，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致使古玩市場本來可以管，但卻沒有管；本來可以管住，卻沒能管住。
近年來，很多業界人士一直呼吁盡快給“古玩市場”一個名分。綜合各方意見，建議正式把古玩行業定位為可以經營出售除國家文物和出土文物之外的各類舊物的行業，將現存的古玩、舊貨及現代工藝品、仿制品雜呈的市場統稱為“古玩市場”，明示這一市場可以有地攤、店鋪和拍賣公司等經營形態。針對各種經營形態的經營特征制定不同的管理辦法進行分層管理。同時應當加快建立和完善各地的古玩行業協會，形成行業自律機制，以補行政管理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