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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研中，接受記者采訪的基層干部、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普遍認為，在金融危機的倒逼機制下，我國經濟結構到了不調整不行的戰略選擇期，需痛下決心，改革造成經濟結構多年來“調不動，調不好”的體制性障礙。他們建議以“十二五”規劃為契機，確立未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目標和規劃，全面推進我國經濟結構實現戰略轉型。
雙重壓力逼迫經濟轉型戰略選擇迫在眉睫
接受采訪的各方普遍認為，之所以說我國處于經濟轉型的戰略選擇期，主要有兩方面壓力步步緊逼：
一是金融危機的倒逼機制，使我國通過外需市場消化大量過剩產能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在外向型突出的廣東東莞市，保守估計今年許多鄉鎮廠房的空置率超過10％，東莞改革開放以來ＧＤＰ年均增長18％，今年出現了罕見的負增長。
盡管隨著國際市場的逐步恢復，我國外貿出口這一驅動力不能放棄，但長遠來看我國依靠外需拉動的趨勢已經改變。山東省社科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衛國說，過去十年中國幸運地走了一段依靠外需創造世界奇跡的路徑，但同時我們消耗了大量資源能源、勞動力成本超低，制造了物美價廉的商品供應世界，還被別人就貿易順差等問題大加指責。如果沒有金融危機，中國在這條路上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危機逼迫我們必須由依賴外需向依賴內需轉變，這應成為我國一個長期戰略。
二是我國社會發展階段已經改變，但經濟結構與之不相匹配，且在過去十年中我國已多次喪失調整的機會。再不下決心，傳統增長模式與社會發展的脫節將累積越來越多的矛盾，積重難返。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從發展階段看，改革開放30年，我國已由以解決溫飽為主要任務的生存型階段進入以促進人的發展為目標的發展型階段。這一階段客觀上要求經濟增長由投資拉動為主轉變為以消費拉動為主。但實際情況是，近年來，我國投資率持續攀升，消費率卻降至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水平。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梁勝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及2004年宏觀經濟過熱，本來都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提供了機會，但我們都錯失了。由于國際市場需求旺盛，以高投資和高出口為主要特征的增長模式反而得到繼續強化。
山東省社科院張衛國認為，我國長期存在“雙高”問題，即高投資率，以及高投資率下的高增長率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仍然很多，在保增長中必須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把調整結構與產業升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防止地方固定資產投資盲目擴張，堅決控制盲目重復建設。
抓住“十二五”契機盡快推出“一攬子”轉型規劃
遲福林、張衛國等專家指出，中國目前到了一個各種矛盾糾纏疊加的改革深水區，經濟轉型不能依靠“修修補補”的政策調整完成，必須把短期問題與中長期優化結構結合起來，實施“一攬子”改革方案，集中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建立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體制機制，走出一條短期和中長期兼顧、標本兼治的新路子。
從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今年上半年，我國宏觀經濟基本經受住了金融危機直接沖擊的考驗，保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取得明顯成效。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積極因素不斷增多，企穩向好勢頭日趨明顯。同時，經濟回升基礎還不穩固，國際國內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不少專家認為，在經濟形勢逐步穩定，各種深層次矛盾仍然突出的情況下，應痛下決心，以即將到來的“十二五”規劃為抓手，從中長期的發展著眼，全面建立未來經濟轉型的“一攬子”戰略規劃和實施細則，并以此為基礎，推進相關制度和政策的一系列改革。
專家建議，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根本癥結是扭轉投資率持續高增，消費率明顯不足的問題，由生產主導型的增長方式，逐步向消費主導型的增長方式轉變，由投資和外需拉動為主向內源驅動轉變。以此為基礎，盡快組織研究經濟轉型的“一攬子”戰略規劃，包括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產業轉型升級、統籌城鄉發展、推動市場化改革、落實推進主體功能區戰略等諸多方面，并通過全面推進改革，掃清阻礙經濟轉型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
金融危機加速經濟結構調整進程
在采訪中，一些基層干部和專家認為，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了經濟結構調整的良好契機，同時也將扭轉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局面。東莞市委常委、副市長江凌說，危機為調結構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早在危機來臨前，珠三角各地就意識到了調結構的重要性，但政府推動產業調整非常難，一是落后產能淘汰、低附加值產業的轉移，二是扶持有成長能力的企業做強做大。當時許多企業不理解，網上輿論對政府的壓力也很大。危機來臨后，市場把第一件事做了，政府現在可以集中做第二件事，就是扶優做強。可以說危機大大加速了調結構的進程。本來預料用十年時間調結構，現在看來可以用更少的時間完成。
一些基層干部和專家認為，受金融危機沖擊，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加上我國經濟轉型期的“擠泡沫”因素，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出現與過去相比相對放緩的局面。對此，應及早謀劃應對之策。（參與撰稿記者車曉惠、周國洪、呂福明、叢峰、張先國、孫英威、李偉、陳忠華、劉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