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到“金磚四國”(BRIC)峰會，世界聽到了來自最強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聲音，看到了它們的作為，也猜出了它們的心思。
在各方期待、默許至少不抵觸之下，將平等、公允和包容等一些符合時代特征的人文要素，注入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使之煥然一新，對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類似的想法正由奢望向現實靠攏。盡管這樣的靠攏目前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姿態，但順著它們指引的方向望去，不難發現一個可惠及全球更多數人且為國際社會普遍接納的新秩序。
現有國際經濟秩序過時了嗎？或許，更應這么問：現有國際經濟秩序過時多久了？
這個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由英國將主導權轉移給美國，二戰后以美國超強政經實力為依托，重新構建起來的“游戲規則”，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集群型崛起，越來越與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的現實脫節。
本次累及全球的金融風暴，更是徹底暴露出主導者曾試圖掩蓋的、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老化、脆弱和失衡。這場金融危機充分證明，西方發達經濟體一手搭建的國際經濟秩序———由歐美實際掌控的國際多邊機構作為一個重要表征，已難以針對當前困擾全球的重大經濟問題給出及時有效的回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些國際多邊機構，其構成已遠遠落后于全球經濟的發展步伐，在本次危機中也就無法實施令世界滿意的協調政策。
此外，面對危機，國際社會看到了一個問題：在全球化時代，大家都是全球體系的一部分，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誰都無法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須盡自己的一份責任。
于是，國際社會發出了要求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進行調整的呼聲。這樣的呼聲不光來自新興市場經濟體，也來自西方發達經濟體內部。英國首相戈登·布朗說，“今天世界面臨的挑戰是全球新秩序產生前的陣痛”，還指出當前“全球社會”的需求之一就是新的、強有力的多邊機制，讓權利和義務得以落實。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意識到，對這次刺痛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必須深刻反思。上個月，他在出席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畢業典禮時說，美國對于世界的看法和態度需要有一個根本改變，以便為其陷入嚴重衰退的經濟營造一個新的基礎。
雖然大的共識已經形成，但各經濟體在如何調整、從何做起等細節上仍有分歧。可以預見的是，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新確立，是一個充滿了折沖樽俎、時進時退的漫長過程。首次提出“金磚四國”這個概念的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奧尼爾曾預測，2050年世界經濟格局將重新洗牌，“金磚四國”與美國、日本一起躋身全球新的六大經濟體之列，但令人懷疑的是，屆時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國際經濟秩序中能否獲得與其經濟實力匹配的話語權和決策力。
考慮到時間、成本、效率及阻力等因素，新興市場經濟體對當前秩序下手，不可能翻天覆地、推倒重來。更加理性、務實的做法是，以接受既成事實———西方發達經濟體仍執牛耳、暫不挑戰美元霸權———為前提，在某個層面、某個區域實施“補救作業”，比如注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爭取話語權，或增強貨幣互換以增強本幣的區域影響力，通過這樣的漸進方式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進行有效調整，為最終獲取與經濟實力和市場地位匹配的話語權積累籌碼。
在應對本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中國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形成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計劃，同時以自信和負責任的態度，積極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通過雙邊、多邊和地區性合作等各種渠道，為世界經濟盡快走出困境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可以說，中國的所言所行，已在國際社會中為自己爭取到了額外的加分。
有分析稱，今后中國在重塑國際經濟秩序之中能否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不僅取決于主要經濟體與中國政經實力此消彼長之程度，還取決于中國所承擔國際義務之大小。從某種程度上講，更取決于中國在這場秩序變遷中能否提出關于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議題設計和廣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議。
與此同時，中國還需進一步增強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溝通與合作，以積極的建設性姿態投入到符合全球化和多極化發展需要的國際合作機制建設當中。正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金磚四國”峰會上所言：“在紛繁復雜的國際挑戰面前，讓我們以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共同努力，深化合作，致力于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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