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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陷入戰后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使外貿依存度高達近70%的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挑戰。為應對挑戰，中國果斷出臺了一攬子宏觀調控政策。從目前情況看，正如《人民日報》日前所報道的那樣“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刺激下，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積極的變化，比預料的要好。一些行業和企業生產正在逐步恢復，市場信心提振，經濟活躍程度提高，國內需求持續提升，股市、房地產市場交易量擴大。”事實再次明證，不管世界風云如何變幻，中國人，只要不折騰，一定能辦好自己的事。
日本當年曾被稱為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是西方經濟發展“優等生”，但當石油危機引發西方經濟普遍衰退時，1974年的日本經濟也錄得0.4個百分點的負增長。在此次全球經濟普遍衰退情況下，已經高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中國經濟能獨善其身，不僅不至于衰退，還能保持相當的增長，不說絕無僅有，也屬難能可貴。當然，現在中國還沒徹底擺脫世界經濟衰退帶來的困難局面，痛定思痛，為時尚早，更沒到痛飲慶功酒，總結經驗的時候。但是，回望一眼，我們是怎么取得初步成效的，對堅定信心，繼續迎戰可能更嚴峻的挑戰不無裨益。
中外經濟學界、輿論界對中國經濟取得成績有很多議論，而從我們有限的視野看，中國以博大的胸懷，在堅持自己目標的前提下，能兼收并蓄，博采眾長，汲取各國發展經濟，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經濟的經驗教訓，是自己獲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國政府推出的政策措施的背后，通常都會有一定的經濟學理念支撐。僅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并不是先建立起一套完整理論框架后，才開始改革開放，建設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而是確定了這個堅定的目標后，在實踐中探索，盡可能地吸收世界經濟學理論的精華，為我所用。而中國現在面臨的經濟環境特別復雜，除了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外需萎縮外，也有改革開放前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更有30年高速發展，進入新階段后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確實不可能有一套現成的理論體系指導我們解決一切問題。
戰后，隨著整個世界，包括發達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深刻變化，當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也出現深刻變化，不能再簡單地認為他們全是“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盡管學派紛繁，爭論不休，主流學派的交椅數易其主，誰也沒開出一付包治市場經濟百病的妙方，但各個學派，通過對一定時期，或從某一側面市場經濟運行的觀察分析，還是把握了一些規律，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議。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我們得以科學、客觀的態度對待人類思想發展史上一切科學合理的成就，吸收了西方經濟學中合理有用的因素。人們稱中國的一攬子調控措施為“組合拳”，實際上在這些政策措施中確實能看到各種學說中合理因素的影子，有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貨幣主義的貨幣手段、熊彼特鼓勵創新的理論，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當初蘇聯版政治經濟學教課書中某些并沒過時的東西。正是我們不囿于一家一派的說法，不僅求“主義真”，更求有利于人民眼前和長遠福祉，才能取得宏觀調控的成功。
政策措施的成功，除取決于政策本身的科學性外，還取決于政策所運行的體制環境。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起，中國人努力尋求富民強國的發展道路。起初，“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先生老是侵略學生”。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走俄國人的路”，認為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不能說，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模仿蘇聯的經濟體制一無是處，總的說并不成功。只有最近30年來，我們終于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下，我們既保留了對關乎國計民生命脈的部門或企業，實行國有制或國有控股的所有制形式，也引進和培育了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各種所有制形式；我們既強調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也不放棄當“市場失靈”時，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調控手段。國外輿論認為，這可以稱為“中國模式”，并認為這種模式“在占人類人口1/5的國家里創造了‘世界奇跡’，是一條社會穩定和快速發展的成功之路，對發展中國家甚至新興民主國家‘有吸引力’。”(詹得雄《國外熱議“中國模式”及其啟示》)盡管我們的體制還有種種有待完善之處，但在目前和可以想見的將來，這個體制是我們既能在順境中實現高速發展，又能在困境中及時調整，轉危為安的好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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