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買這7000多件“以包豪斯為核心的西方近現代設計品”之初，中國美院已經明確對外表示，購買的藏品中357件為包豪斯學院作品，2000多件為包豪斯時期作品。
杭州市5年前以5500萬歐元購入7000多件“以包豪斯為核心的西方近現代設計品”，藏于中國美院。前不久，《德國每日鏡報》援引德國網站的報道質疑原藏品擁有者布諾漢在交易過程中涉嫌欺騙，中國美院隨后回應表示報道嚴重失實。為探尋這一事件的始末，《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獨家專訪到事件的眾多當事人——參與這批收藏品前期談判的杭州商人潘建陽、旅德設計師何見平及中國美術學院相關負責人，以探尋“包豪斯藏品”的交易與收藏始末。
2010年，杭州市政府出資5500萬歐元購買了7000多件“以包豪斯為核心的西方近現代設計品”，由地處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收藏，這件事曾一度成為當年藝術與設計界關注的熱點。
然而就在前不久，據《德國每日鏡報》報道，一家名為“包豪斯噱頭”
(The Bauhaus Bluff)的網站從5月2日至4日連發7篇文章，質疑這批藏品的原擁有者德國藝術品商布諾漢(Torsten
Brhan)在交易過程中涉嫌失信、欺騙，并暗指在2010年以5500萬歐元“天價”購得其一大批設計藏品的杭州市政府和保管方中國美術學院成了“冤大頭”。一時間，這一億元級的交易再次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對于外界提出的質疑，中國美術學院院長助理、包豪斯研究院院長杭間接受《東方早報·藝術評論》(下簡稱“藝術評論”)專訪時表示，購買這7000多件“以包豪斯為核心的西方近現代設計品”之初，中國美院已經明確對外表示，購買的藏品中357件為包豪斯學院作品，2000多件為包豪斯時期作品，其余為與包豪斯設計、風格相關的作品。從來沒有說過全部為包豪斯學院作品。
其后，一位名為潘建陽的杭州商人聯系《藝術評論》與“澎湃新聞·藝術觀”，稱自己曾參與這批藏品的前期談判并直指杭州市政府和中國美院在本次交易的程序方面、價格認證方面或許有某種程度的疏忽，并直接將矛頭指向自己曾經的合伙人、旅德設計師何見平，稱其利用信息不對稱和欺騙手段影響買方對此次交易的時機、價格、付款條件、藏品細節等方面的判斷并從中牟利。然而對此何見平回應稱潘因為原先借這批藏品獲取買地優惠政策未果故此懷恨在心，污蔑他從中牟利。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宋建明則向《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詳述了中國美院從研究到談判近4個月的過程，并稱“可以負責任地說，我們深知這筆錢的來源和它將要發揮的作用、意義和價值”。
這批價值5500萬歐元的“包豪斯藏品”真正的交易與收藏始末到底如何？
是杭州成了“冤大頭”，還是交易商合伙人之間的內訌？
2010年秋，杭州政府從德國藝術品交易商布諾漢(Torsten
Brhan)處購得一批數量可觀的設計藏品，交由中國美術學院收藏，用于學生教學和博物館展示。
由于藏品中有不少包豪斯時代的經典之作，部分媒體報道中多稱此次購買為“包豪斯藏品”，而中國美院的展覽中所用的名稱多是“以包豪斯為核心的西方近現代設計品”，然而這卻成為“包豪斯噱頭”這一網站炮轟的重點。
該網站稱2011年展出的這批藏品中的部分精品，其中一些是設計師和建筑師的原作，也有不少復制品，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藏品“絕對不可能被歸類到包豪斯名下”。
網站引用了德國設計專家邁克爾·埃爾霍夫(Michael
Erlhoff)此前在一家德國網站Stylepark發表的一篇文章，該專家認為除了狹隘的展覽名稱與實際上豐富的內容不匹配以外，一些展品的歸屬和來源也大有問題。如理查德·薩帕(Richard
Sapper)所設計的一個水壺，盛放該水壺的玻璃盒子印有“1932”的年代標記，可是事實上該水壺1980年代由意大利公司艾烈希(Alessi)生產，而1932年只是設計師的出生年份。由此，該網站直指這單藝術品交易中的大部分藏品都含有欺詐性質。
然而事實上，這批藏品涵蓋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意志制造聯盟、“包豪斯”與德國現代設計教育、荷蘭風格派與荷蘭設計、國際主義風格設計及其他各類設計收藏共計7010件。中國美院也回應說，“從來沒有說過全部是包豪斯學院的作品。”
據《中國日報》2011年3月的報道，購買藏品共花費了杭州政府5500萬歐元，對于設計品來說，這不失為一筆巨款，而針對這批藏品保護和研究的投入還在持續。
2014年2月26日，旨在對這批藏品進行保護、展示和研究的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開工，該館位于杭州中國美院內，由1992年普利茲克獎得主阿爾瓦羅·西扎(Alvaro
Siza)設計，建筑總面積1.68萬平方米，投資約1.67億元人民幣，預計在20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據悉該展館還將包含一個專門的研究機構，中國美院也計劃開設包豪斯研究的博士點，招生工作已經陸續啟動。
從大單交易到學科建設，在“包豪斯噱頭”這一網站看來，這是因為中國正急于擺脫“山寨大國”的形象，于是尋求各種方式在產品設計領域加強其創新性，而這種急于求成的心態使杭州和中國美院掉進了“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