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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魯比尼
(Nouriel
Roubini)
如今，許多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內需疲軟，決策者開始用出口導向型增長提振經濟增長和就業。這需要弱勢貨幣以及常規和非常規貨幣政策實現需要的貶值。
今年年初以來，全球20多家央行在歐洲央行和日本銀行的引領下放松了貨幣政策。在歐元區，外圍國需要弱勢貨幣以減少外部赤字和刺激增長。但由量化寬松導致的歐元弱勢進一步刺激了去年已經高達GDP的8%的德國經常項目盈余。其他歐元區核心國的外部盈余也在上升，這使得整個貨幣聯盟的總體失衡十分龐大并且不斷增加。
在日本，量化寬松是首相安倍晉三的改革計劃——“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它讓日元急劇貶值，現在正在導致貿易盈余增加。
歐洲央行和日本銀行采取量化寬松讓美元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壓力。美元兌其他發達大宗商品出口國(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和許多新興市場貨幣的匯率也出現了走強。對這些國家來說，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引發貨幣貶值，有助于抵消出口下降對增長和就業的影響。
美元兌經濟和金融十分脆弱的新興市場貨幣也在升值。這些經濟體存在財政和經常項目雙赤字、通脹抬頭和增長放緩、巨額存量內外債務以及政治動蕩。甚至中國在去年也短暫地允許人民幣兌美元貶值，而產出增長放緩可以誘使政府讓人民幣貶值更多。與此同時，貿易盈余再次上升，部分是因為中國在全球市場上大量傾銷其供給過剩的商品——如鋼鐵。
直到最近，美國決策者對美元強勢并不十分擔憂，因為美國增長前景比歐洲和日本都要光明。事實上，今年初，人們希望美國內需足以支持其GDP增長率接近3%，即使美元表現出強勢。人們認為，油價下跌和就業創造將提高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能源部門以外的)資本支出和住宅投資將隨著增長的加速而走強。
但如今，情況已有所不同。美國官員的匯率神經過敏癥正在日益顯露。美元升值速度比所有人的預期都要快；而2015年一季度數據顯示，美元升值對凈出口、通貨膨脹和增長的影響也比決策者的統計模型所表明的更大更快。此外，強勁的內需沒有成為現實；一季度消費增長十分疲軟，資本支出和住房投資更是萎靡不堪。
結果，美國實際上已經加入了阻止美元進一步升值的
“貨幣戰爭”。美聯儲官員開始直言美元是影響凈出口、通貨膨脹和增長的因素。美國當局也開始日益批評德國和歐元區采取弱化歐元的政策而不采取刺激內需的政策——比如臨時性財政刺激和加快工資增長。
此外，口頭干預之后將是政策動作，因為增長放緩和低通脹——部分是拜強勢美元所賜——將讓美聯儲比預期更晚更慢地退出零政策利率。這將逆轉部分最近的美元漲幅，阻止增長和通脹的下降風險。
貨幣摩擦最終可能導致貿易摩擦，而貨幣戰爭可能導致貿易戰爭。而這可能讓正在著力完成大型地區級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的美國陷入麻煩。關于奧巴馬政府是否能夠在國會贏得足夠選票批準TPP的問題現在變得更加不確定，因為一項立法提案試圖對參與“貨幣操縱”的國家征收關稅。如果這一將貿易和貨幣政策聯系起來的立法被寫入TPP，亞洲參與者將拒絕加入。
如果大部分政府追求通過內需刺激增長的政策，而不是以鄰為壑的出口手段，世界將會變得更好。但這需要它們更少依賴貨幣政策，更多依賴合理的財政政策(如增加生產性基礎設施的支出)。甚至提高工資、因此提高勞動收入和消費的收入政策也比貨幣貶值(這樣會抑制真實工資)更有利于國內增長。
全球貿易余額總數等于零，這意味著不可能所有國家都成為凈出口國——而貨幣戰爭終歸是一場零和博弈。因此，美國加入戰團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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