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種地的女博士”石嫣與丈夫程存旺創立“分享收獲”，采用“公司+家庭農場”的模式，推動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實行有機種植，推動可持續的農耕。
“博士”、“掌柜的”，是石嫣印在名片上的兩個身份。幾年前，媒體就稱她為“下鄉種地的女博士”，甚至將她這樣一群回到農村當農夫的知識分子描述為“新農夫運動”。
。這位中國人民大學的女博士，因為2008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西南部農場里做了半年農民，便將這種新型的農場經營模式CSA（社區支持農業）帶回中國，以“小毛驢市民農園”開啟了CSA在中國的成功范例。
當“小毛驢”發展到1000多戶會員，并成為全國CSA樣板時，石嫣卻抽身而出，重新思考更適合自己理想的新農業計劃。2012年，在距離北京城區70多公里的龍灣屯鎮柳莊戶村，石嫣與丈夫程存旺創立“分享收獲”，這個農場跟“小毛驢”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將農民當作合作伙伴而非雇傭關系，彼此共同協商制訂生產計劃和生產規范，采用“公司+家庭農場”的模式，推動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實行有機種植。
在石嫣看來，“小毛驢”的本質乃是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一種自救，農民并沒有參與其中，“消費者的自救最終只是權宜之計，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農民。假如未來的農民都愿意生產健康農產品，那么我們也會因此而受益，同時受益的還有環境。”石嫣從事農業，并不只是從經濟的角度去考慮，環境污染、食品安全、農民的生存就業、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都讓她有更多的責任感與緊迫感。
氣溫轉暖的初夏，石嫣既要忙于田間勞作，也要抽時間接待前往“分享收獲”參觀的訪客，“我們訪客里面有消費者，有來學習的，也有抱著各種不同想法的人。每年我們差不多要接待五千人。”
石嫣強調“生產過程透明化”，任何人在任何時節來到農場，都能走進大棚參觀有機農作物從種植到生長的全過程。農場防治蟲害依靠的是土辦法，用粘黃板、防蟲網、辣椒水、沼葉來代替農藥。石嫣說，這樣種出來的蔬菜外觀不夠完美，卻有很高的礦物質含量，吃得出小時候的味道。
如今“分享收獲”配送的有機蔬菜，均來自通州農民郎廣山的50畝菜地。但在創立之初，要尋找郎廣山這樣的農民，可謂創立“分享收獲”艱難一環。農民必須要有自己的土地、有種菜技術，同時還愿意轉向有機生態種植。但對北京本地農民而言，到城市打工的機會很多，下地種菜既勞累又有風險。要說服已經習慣了化肥農藥、規模農業模式的農民接受有機生態種植，困難可想而知。石嫣記得，她一個月內前后三次拜訪郎廣山，最終通過郎廣山的兒子才說動老人一起合作。
“分享收獲”招募初期會員時，又是一個“黑暗時期”。石嫣曾預估，北京有能力消費綠色農產品的人至少占40%，但要說服消費者接受相互信任的CSA模式，仍然是一個從零開始的過程。
堅決不用農藥，自然保鮮，每周在約定時間內將新鮮的蔬菜肉類配送到提前支付了訂金的客戶家門口，是“分享收獲”所堅持的品質保證和服務。石嫣邀請組織客戶到農場參觀，她相信，只要人們肯在農場住一周，親眼見到、嘗到他們種出來的有機蔬菜，彼此的信任也會逐漸建立，“我們希望，會員就把我們當成他們自己在農村的親戚。但要建立信任也不是那么容易，只有通過一些互動去建立，并且盡可能地使我們的生產透明化。”
石嫣在“分享收獲”的宣傳冊里寫過一段話：“每100戶消費者加入，可以讓5個年輕人留在鄉村工作；每1000戶消費者加入，就可以有一個更可持續發展的鄉村。”
從2012年的幾十個客戶發展到今天，“分享收獲”的客戶群體已快速增長到500戶。生產基地也從一個擴展到通州的150畝基地和順義50畝基地。
“在種菜和配送蔬菜的過程中，我會看到這件事是真正有需求的。不管是從自然的角度，還是從消費者的角度，它都是真正有需求的，我們創造出來的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價值。”石嫣說，她越來越意識到，從事農業的意義不是某種簡單的目標性，而是一種真正的“人”的生活，“我希望‘分享收獲’成為一個樣板，各地的農民和消費者都能夠實現對接，人們都能吃到健康安全的食物。所以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理想，而是每個人的理想國。”
常年在農村，石嫣和丈夫都已經習慣了冬天燒火取暖、入夜就停水的生活。他們的物質欲望很低，幾百元一個月的房租，也能讓他們踏踏實實過著接地氣的生活。
“分享收獲”目前的500戶客戶，在石嫣看來已經足夠，“只要維持這個數字，農場在經濟上就是可持續的了。在管理理念上，我們并不想打破家庭式的管理，如果做到五千戶，管理上就可能會變成資本化、商業化的運作，傾向于城市化，會和我們鄉村式的管理不同，這不是我們所追求的。”
她想把“分享收獲”的規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但我們希望通過‘分享收獲’來推動未來全國的CSA模式，最終達到有兩萬個類似的農場。包括我們現在計劃在清華建一個社會農業中心，它更像一個大學里實踐和研究的中心，相當于把全國的CSA農場變成一個聯盟。”
對話石嫣
“可持續的農耕形式，才是人類追求的根本”
第一財經：2008年4月，你去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地升農場實習做農夫，對于一個從沒下地干過活的女孩，那時候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你當時的狀態、經驗和體會，是否跟今天來你們農場工作的年輕人類似？
石嫣：我去美國的那半年，心態始終是在變化的。剛去的第一個月，很枯燥，天氣還很冷，每天就是在溫室和農場的倉庫、設備房工作，不斷清洗一些開春育苗要用到的器具。那時候對農場生活沒有常識性、經驗性的體驗，對當地文化、飲食也沒有完全適應，覺得自己的心態、身體好像不太適合這種生活方式。但隨著你調整過來之后，就越來越好，越來越喜歡這種生活狀態。在美國農場，我們都是自己做飯，你深刻體會到，自己種出來的東西、自己做出來的飯菜，這個食物和味道對于人的重要性，是其他任何物質難以比擬的。工作到第四個月，我開始琢磨一些深入的問題，第五個月就開始想，自己回國后要做些什么。
來我們農場的年輕人跟我當時一樣，最初是一種新奇，可能會想象這是一種悠閑的田園生活，但實際上田園生活是很累的。我覺得只要熬過前兩個月，基本上就會很穩定了，當然也有很多人是熬不過這一兩個月的。
第一財經：知識分子選擇做農業，支撐你的是一種土地情懷嗎？
石嫣：選擇做這件事，首先就是你說的這種情懷。現在也有很多人想做農業，但他們更多看重的，是這個市場的機會。我選擇做農業，并沒有想過它能掙錢或者更長遠的目標，我只是想，能夠在中國把我曾體會過的農場生活持續下去，已經是一種很重要的創新了。
第一財經：你平時在農場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石嫣：很忙碌。但很多時候，人在農場這樣一個貼近自然的開闊環境中，即使每天很辛苦地勞作，但整個心態是很放松的。我們的生活基本是，早晨六七點起床去農場，到各個大棚里轉一轉，看看今天有什么農活，中午就在農場吃飯，休息兩三個小時，有時會干活到晚上八九點。
日報：從“小毛驢”到“分享收獲”，你覺得自己是否累積了足夠的經驗，可以應對維持一個農場會面臨的諸多問題？
石嫣：有很多問題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但從“小毛驢”到“分享收獲”，我覺得農場生產的品種已經豐富了很多，原來我們只有四五種葉類菜，現在“分享收獲”到這個季節，馬上就有黃瓜、西紅柿出產。
消費者的需求是無止境的。第一年有消費者說，菜類品種太少。蔬菜采摘有一定的周期，在一定時間會比較重復，有人受不了這個就退出了。有人對品相會有一定的要求，但有機蔬菜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有些菜的外貌肯定是不好看的，雖然品質沒有差別。還有一點就是，你愿不愿意為蔬菜更健康地生產支付相等比例的價格。
很多時候消費者并不清楚，同樣一棵蔬菜，有機生態的蔬菜背后蘊含很多的勞動成本，無法跟市場上標準化作業的蔬菜價格來作對比。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觀念的問題，你只要吃上有機蔬菜一個月，再去吃市場上的菜，口感之間的差別，你是能體會到的。
第一財經：你曾說過，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信任關系，是一大難題。關于彼此之間的信任，你們是如何一點點構建起來的？
石嫣：有一天，有人在我們的微信群里提了一個問題，他說，你們的團隊和蔬菜，看起來都挺好的，你們是很有良心、很值得信任的團隊，但我應該怎么確信，你們的產品是真正值得信任的呢？
我就在想，其實這里面有幾層含義，第一，你如果到菜市場去買菜，你還會問這樣的問題嗎？再則，其實我們農場本身還會提供很多一般農戶提供不了的服務，比如，對品質的承諾、送貨上門的服務，與消費者的互動溝通，這些都是我們的增值服務，消費者為什么沒有去關注？其實“分享收獲”提供的是一種服務，消費者不光享受了蔬菜的質量保證，還有一系列增值的服務。我們做農場其實不是一個能掙多少錢的事，它更多的還是一種公共事業。
第一財經：目前為止，你們是否遇到過因氣候或蟲害原因造成的減產？不使用化肥農藥，你們如何應對病蟲害問題？
石嫣：在我們目前多樣化種植的情況下，整個土地的大規模災害是很難出現的，只有過小范圍某種作物的蟲災。
我們的管理方法和中醫的理念是相同的。比如說種植茄子，從種子到產品，一共花費90天左右，我們的重點會花在茄子結果之前的60~70天。常規的農業會在出現蟲災之后再用農藥來處理，而我們則在前期做好預防，比如定期打葉、除草，保證通風性，把作物的生存空間安排得很舒服，杜絕病蟲害出現的條件。如果依然出現病蟲害，就用有機農業許可的一些生物源的制劑，比如說從菊花里提取的除蟲菊素，苦參堿、印楝素等生物制劑來防控，假如這一步也失敗了，才會出現絕產。
以我們這些年的經驗，因蟲災而減產的問題能控制在10%以內。
第一財經：在臺灣地區，不少年輕人回到家鄉做CSA，這股返鄉潮是否也將在中國興起？
石嫣：現在已經興起了。我們定義為“社會生態農業”的這件事，它本身是一個生態的方式，也是一個社會性的參與活動，它不以經濟利益作為首要目的，而是以“人”為核心。
現在來做這種關注“環境”與“社會”要素的農業的“新農夫”，年齡段基本在25-35歲之間。但最近我又不太愿意用“新農夫”這個詞。因為現在有很多不是以農業、人、社會為目的人也在用這個詞來稱呼自己，他們其實還是以資本為主，比如說一些大的企業牽頭做的農業，其實對農業、農村并沒有什么改善，不過是看
準了農業現在的市場。
第一財經：今年11月，全球第六屆CSA會議將在北京舉行，作為國際社會農業聯盟副主席，你希望在這個場合傳遞什么理念，提出哪些建議？
石嫣：一百多年前，美國土壤局局長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日本的永續農業》這本書中曾經傳達過一個理念，東亞的農業模式在幾千年的農業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它的可持續性，當時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農業已經對土地造成了破壞，所以，他希望以東亞農業的方式來挽救美國農業。
但在中國，特別是建國后，反而把金博士反思的那種美國大規模、產業化的農業模式拿來學習，希望最好是一個農民就能把中國所有的地都耕種了。如果反過來想，
這樣的話，剩下的農民將去哪里就業？為什么不認為農業本身就是一個可以就業的職業？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會議上，傳達給世界的一個聲音是，可持續的農耕形式，才是人類追求的根本。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有機”這個詞所描述的狀態，就是1909年的中國農業所具備的一個核心要素。
第一財經：從事農業這些年，你覺得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石嫣：得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自由，包括學術上和生活上的自由。我可以連續七、八年來做我喜歡的事，這種自由不是每一個人都能享受的。而且，你勞動了就有收獲，這種感覺是比較強烈的。現在社會的競爭會讓很多人有很強的挫敗感，但在農場你會覺得，播下了種子，收獲了蔬菜，最后賣出去了，會有很強的成就感。如果說失去，可能更多的是時間吧，有時候也會有不得不去承擔責任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