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萬件需要修復的文物，與2000余位文物修復人才，二者之間的巨大反差不斷提示我們，培養專業文物保護與修復人才時不我待。
上世紀60年代，在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的支持下，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廠正式成立，文物修復得到了應有的重視，更成就了鄭竹友、金仲魚、金禹民等一代文物修復名家。但面對當下文物修復現狀，這種傳統手工技藝的師徒模式再難填補巨大的人才漏洞，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妙手回春”也難以應對數以百萬計亟須修復的珍貴文物。那么，大批培養“科班出身”的文物保護與修復人員能否化解人才危機？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率先看到了問題，并給出答案。
從實驗室到博物館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以下稱中心)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中心下設金屬文物保護實驗室、陶瓷文物保護實驗室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驗室，主要面向該校歷史系學生。金屬文物、陶瓷文物的修復和書畫裝裱，古籍修繕等實驗課的設置，使學生能從破碎斑駁的文物中逐漸拼湊還原出歷史的印記。
“現代技術與傳統技藝相結合”一直是中心主任韓建業堅持的教學方法，運用現代儀器精準分辨附著在文物上的雜質，通過傳統技藝完成細致的剔除修補，這是現代文物修復所必需的。從低年級用石膏復制文物，到高年級親手修復文物，再到實習階段親歷博物館文物修復過程，雖然實驗室系統地培養了學生的實踐能力，但并非每個人都能成為文物修復人員。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顧軍表示，實驗室給學生們提供的只是鍛煉平臺，文物修復這門技術還是修行在個人，若沒有業余時間的刻苦練習是無法步入專業領域的。此外，心靈手巧，細心踏實的天賦和性格也有一定影響。
目前中心三大文化遺產類實驗室均面臨一個嚴峻問題，即文物修復方面的師資匱乏，導致實驗室利用率低。“學院編制內的老師沒有人會文物修復技術，所以教實驗課的老師都是學院外聘的專業人士，他們或來自博物館，或來自民間非遺傳承人，聘請費用高，時間更是有限。”沒有專業老師的指導，沒有管理員的維護，既無法確保實驗室在課下的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的練習。顧軍建議，學院應突破以學歷為主要依據的聘用規定，以學院的實際需要引進師資。“術業有專攻”，那些真正精于文物修復技術的人才，學歷不一定很高，但“非遺傳承人和文物修復人才都是國寶級的，比大學教授珍貴、重要得多”。顧軍如是說。
從不重視到不夠用
文物修復人才的培養是艱難而漫長的，在國外，從高中一年級開始就有專門培養。以意大利為例，全國文物修復專業人員有八萬余人，并且社會地位，薪資待遇都很高。而在我國，修復技術一般被認為是技工，是手藝人，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才從事的工作。韓建業認為，正是由于對技能人才的偏見，使修復人才在各方面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進而造成一方面修復人才緊缺、另一方面沒人愿意做的惡性循環。
顧軍認為：“文物修復技術完全可以獨自成立一所學院，并且文物修復應當學歷化，應該有本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她介紹，在國外，文物修復的從業者都是高學歷的專家，而我國卻只限于大專或職高畢業生。她建議：文物修復的地位應當得到提升，增加它的技術含量和文化含量，“沒有高精尖的技術人才群體，自然無法實行高質量、成規模的文物修復教育培訓。”
從新政策到新教綱
筆者了解到，已經出臺的高考改革方案將實行技術技能人才和學術型人才兩種高考模式，其中技術技能型人才有三種，工程師、高級技工和高素質勞動者。在不久的將來技術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就業空間將得到大幅度提升，文物修復人才的供不應求也有望得到緩解。2012年開始起草的《中國文物保護修復行業標準》和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制定的“逐步實施資質認定、持證上崗的管理方式，培養一批專業水平高、管理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的人才發展戰略，都在逐步規范文物修復行業標準，提高從業人員素質。此外，國家文物局批準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成立“文博行業資質資格認證中心”，具體承擔資質資格認證事務性工作，為文物修復從業者的技能水平提供專業保障。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有著北京地區唯一的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和高校文物修復領頭羊的文化遺產實驗室。2014年，他們新增“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招收了40名學生，重點培養文物修復人才，并與首都博物館、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等著名單位合作，共同培訓文物修復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