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一次輪回，上海雙年展越活越精彩。
今年，上海雙年展迎來了她的18歲生日。18年，足以讓上海雙年展成為享譽世界的一個藝術展品牌。記者還記得1996年第一屆上海雙年展開幕時的情景，那時在上海美術館舉辦的上海雙年展還叫上海美術雙年展，主題為“開放的空間”，在上世紀90年代，在官方的大型展覽中出現那么多新銳、先鋒的藝術家面孔，還是讓人心里小小激動了一下。
第一屆“開放的空間”到第二屆“融合與拓展”，雙年展積極思考和建構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動態特征和開放格局；自第三屆開始，雙年展更是明確地聚焦于“城市”主題：2000年“海上·上海”思考上海的特殊現代性，2002年“都市營造”探討城市建設與空間構造，2004年“影像生存”反思都市媒體文化，2006年“新設計”聚焦于都市文化中的設計、時尚與消費問題，2008年“快城快客”思考城市化過程中的移民狀態、2010年“巡回排演”關注不同的本土視野中激發出對全球問題的差異性。2012年“重新發電”則與博物場館的后續利用密切相關。
11月22日即將開幕的2014上海雙年展的主題是“社會工廠”。德國策展人安塞姆·弗蘭克解釋說：“確立此主題旨在探討若干相關問題：我們正創造怎樣的世界？我們同時又在毀滅什么？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相互連通，計算技術日益滲透并影響著生活的各個方面，資本流動日益加快，各種圖像充斥我們的視野，因此‘社會工廠’一詞與文化、創意及情感性創作息息相關。在這個沒有邊界的工廠中，主觀性的生產和維持面臨著危機，社會生活暴露于眾目睽睽之下，成了人們恣意映射和放大的對象，成了當代技術經濟生活唯一最重要的前沿領域——它似乎也深刻地影響著文化的變遷。”
弗蘭克的“社會工廠”將響應中國一些先驅級重量級現代改革家的號召，以文學虛構手法作為社會改革的手段，代表人物包括政治評論家梁啟超及中國最著名的社會批評家魯迅。時間跨度，從新文化運動時期，一直延伸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原則，在弗蘭克看來，這是中國近30多年社會變革的思想根源。
為了這樣的想法，弗蘭克將在展場中開辟不同的展區，每個展區都有特定的背景和主題，包括對童年、情緒及其表現形式的思考，以及在媒介史上噪音與信號之間的關系。通過這些不同的展區，本屆雙年展將整合多種形式的文化生產活動，借助音樂、流行圖像和紀錄片等形式不斷拓展當代藝術的疆域。
關鍵詞是“實事求是”原則
《新民周刊》：上海雙年展今年是第十屆了，之前的幾屆雙年展你有沒有參與或關注，怎么評價？你是怎么成為本屆雙年展的總策展人的？
安塞姆·弗蘭克：我沒有機會參加過去的幾屆上海雙年展，雖然過去15年里，我來過上海很多次。我認識的很多藝術家都參加過上海雙年展。當我被上海雙年展學術委員會任命為今年第十屆上海雙年展的策展人之后，我開始通過文獻資料熟悉過去的幾屆上海雙年展。上海雙年展有20年的歷史，反映了當今中國的巨大變化。而我們的這次雙年展將不會過多著眼于中國的快速發展，而將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中國現代性的結構狀況、文化表達的界限以及觀念領域的細微變化。
《新民周刊》：怎么會確立“社會工廠”為本屆上海雙年展的主題的？
安塞姆·弗蘭克：一次展覽，總要找到一個主題，產生出與當下和歷史想象相呼應的重要議題。中國在社會制度建設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璀璨歷史，我們只消想一下中國歷史上的文人官僚制度，在構建農業中國的前現代社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們在這里要重點思考的是“現代性問題”，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在社會制度和秩序建設方面，現代性問題不斷制造著歷史性轉折。其關涉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我們怎樣生產社會？生產的是怎樣類型的社會？生產出的社會是我們理想中的社會嗎？
在“社會工廠”這個主題中，我們感興趣的是幾個隱含的問題：展覽可以創造社會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更復雜的社會關系嗎？而“自我”形象的塑造可以被縮減為一個標簽嗎？數字時代創造了一種新型的“社會工廠”，它不是由生產線構成，而是由運算法則決定，那么它是不是使我們自動獲得了更多的可能？這個主題可以讓我們以此為契機審視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
可以說，雙年展既是一次展示，又是一次慶祝活動或者說是一個節日。舉辦活動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搭建一個互動式的平臺，在平臺上是作品和它們背后進行交流，一方面作品視覺上給人們呈現實體性的東西，另一方面作品背后還承載著非物質的東西，包括藝術家在作品中賦予的思路和思想。
《新民周刊》：既然以1978年以后中國的改革開放為關注點，為什么又要將梁啟超、魯迅為代表的現代作家的作品與之對應？而不是選擇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作家的作品進行解讀？
安塞姆·弗蘭克：這里的關鍵詞是“實事求是”原則。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對“實事求是”占主導性的看法，已經從經濟學和權力的語用學的角度加以闡釋了。它有一個首要任務，就是完成四個現代化。而事實上，在建設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許多破壞
。我們相信，一個藝術展覽所能扮演的角色就是提出和展現與“實事求是”所關心的經濟發展事實所不同的事實，以體現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包括情感的事實、主觀性的事實，以及人們對“客觀”結構的辯證態度。不僅梁啟超和魯迅，還有蔡元培等身處現代社會中的人們相信，通過改變人們的意志和意識，可以達到變革社會的目的。那么，我們在今天還相信什么？相信資本是變革唯一的動力？
《新民周刊》：通過這次雙年展，你們之前試圖解答的問題是否有了答案：社會性與文學虛構之間存在何種關系？社會性的生產何以改變了整個20世紀的現代化進程？
安塞姆·弗蘭克：使我感興趣的是，所有的“社會工廠”都在生產無法預料的結果。在20世紀，全世界的現代化主義者都相信，他們能改變人們的觀念，將“虛構”變成現實。我的個人看法則是，完全計劃、控制和預測社會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任何一個思想體系能夠控制社會現實和個體意識。社會關系，就像情感一樣，不能被控制。如果有人想要這么做，那他總會遭到社會的報復。
從這樣的考慮出發，我們設計了幾個單元。“情感紀事”作為本屆雙年展要討論的專題之一“心靈的歷史”，展示的是人類社會集體生產主觀性的過程；“噪音與信號”展出的是音樂作品，討論的是，信號與噪音之間的關系和當今社會的組織形式息息相關；“在自我的工廠：銘文與文明板塊”，希望思考和對話的是從藝術到新科技之間過渡的當中，不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廢除物種”這部分展覽探討的是“人類社會之外的‘社會性’，探究環境危機的危機問題”；“云理論”單元這把討論話題的焦點落到了“社會的感知、情緒和思想范疇”，揭示社會的經濟愈發依賴于控制各種病毒般瘋傳的現象等。
《新民周刊》：參展藝術家是怎么篩選確立的？為什么不再邀請先鋒藝術家？
安塞姆·弗蘭克：本屆策展團隊邀請的目標鎖定在新生代的“學者型藝術家”參與，而這些藝術家不僅是創作視覺作品，同時是敘事高手，能夠借助他們的工作，探索“精神資源”。他們可以說是新一代的藝術家，而不是做現代藝術、后來轉變到先鋒派的藝術家。本次雙年展更多的作品所體現的不是先鋒，而是關注更廣泛的文化層次，我將其稱為“精神層面”的資源。
我們還能想象不一樣的現實嗎？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是作家出身，是不是這讓你選擇以這樣的方式策劃本屆雙年展？
安塞姆·弗蘭克：其他策展人處理雙年展的方式都是想把它辦成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展，我的想法則是，雙年展可不可以變成由故事構成的景觀？我希望我們能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我們周邊的人和事上去，在這里，我們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這些故事如何發生和發展，我們如何扮演其中的角色，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新民周刊》：在德國，哪些中國作家擁有比較高的知名度？
安塞姆·弗蘭克：張潔、莫言、還有徐則臣和電影導演賈樟柯。
《新民周刊》：你是柏林世界文化宮(HKW)視覺藝術和電影部主任，在這屆上海雙年展中，影像藝術占據了怎樣的位置？
安塞姆·弗蘭克：影像作品占據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中國藝術界以前比較重視架上繪畫，因為市場，也因為傳統和學術體系的緣故。現在我們試著在雙年展中關注到更多類型的藝術樣式，包括獨立電影和實驗音樂。
《新民周刊》：之前你也策劃過一系列的展覽，包括2012年臺北雙年展、2008年第一屆布魯塞爾雙年展，也是2008年第七屆歐洲當代藝術雙年展聯合策展人之一，策展上海雙年展有什么特別之處？
安塞姆·弗蘭克：是的，臺北雙年展、布魯塞爾雙年展以及歐洲當代雙年展讓我和藝術家以及知識分子的交往經驗變得很豐富。我長期研究“現代性”問題，研究現代性與藝術的關系，現代性與非藝術問題的關系。在中國的工作讓我對這些問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也更加增強了我的看法：現在是非常迫切地要研究現代性問題的時刻。現代，既不是古代的帝制時期，也不是民族主義國家時期，我們需要從全球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新民周刊》：2013年9月，金城出版社出版了你主編的《萬物有靈》一書，這本書也是你策展的“萬物有靈”展覽的作品結集，怎么策劃“萬物有靈”展的？
安塞姆·弗蘭克：“萬物有靈”是一個研究計劃，是我和藝術家以及歷史學家通力合作的結果，我們試圖用文化的方式尋找生命與非生命、個人與物體之間的區別和分界線，看看有人是不是可以“穿越”這種界限，“穿越”的結果，是好還是壞。表現這種界限和穿越的方式是充滿想象力的繪畫。在動態圖像中，我們可以看看動物的歷史，試著理解客觀的自然科學知識與人為的社會秩序之間的辯證關系。問我們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還能想象不一樣的現實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