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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2個多月之后，卷帙浩繁的儒家經典編纂工程僅僅進行到中段，就痛失了它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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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時常提到自己的家訓：“事不避難，義不逃責”。“‘事不避難’就是困難的事情，你應該承擔的就要承擔；‘義不逃責’即合乎道義的事情，你就應該負起責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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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一介在學術上強調國學傳統而不故步自封，避免滑向“中國中心論”。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孫向晨認為，這正是湯一介在學術上最應該被強調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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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90年代，湯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等一系列新問題，推動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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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7日，哲學家湯一介抱病出席了《儒藏》精華編百冊出版儀式，他說：“這樣一個巨大的工程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只要我活著一天，我就愿為這個工程盡力。”
然而僅僅2個多月之后的9月9日，卷帙浩繁的儒家經典編纂工程僅僅進行到中段，就痛失了它的主持人。當天晚上9時，湯一介在北京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長路。生命最后階段，“湯先生念念不忘的依舊是這部巨著的編纂。”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王博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說。
兩天前，王博同北大一些老師們一起，送湯一介走過了人生最后一程。
在即將進行的湯一介吊唁儀式上，靈堂兩邊將掛上這樣一副對聯：“闡舊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樂地；輔新命匯通中西立人極四方圣賢皆同此心。”王博以此概括湯一介學術貢獻。“湯先生是一個可以調動各種現實資源，又有著自己思考的哲學家。他的學術貫穿儒釋道三家，視野又匯通中西。”王博說。而辦中國文化書院、儒學研究院、主持《儒藏》編纂這些工程背后的都是他深刻文化關懷與價值自覺。
學術之外，湯一介為學界最多提及的是他的組織與推介工作。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汝倫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他是第一批向海外推介中國哲學的學者，在大家都還交流無門的時候，他就已經行走在海外交流的道路上。”在他看來，“對外交流”是湯一介重要的貢獻之一。
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在國家歷史與個人命運的轉折處，他經歷磨難，過后懷著誠懇的態度對待歷史。“對于自己在‘梁效’（梁效，即“兩校”的諧音，是文革時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的歷史，他光明磊落，相比于很多人的遮遮掩掩，人品高下立判。”張汝倫說。
“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燒的時間長，但它照亮的面積也十分有限。烈焰轉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積更廣闊。我想直到現在，我的思想都沒有改變，還是寧肯選擇做烈焰。”這是湯一介在《自由的思想更重要》一文中對自己人生理想的表述。87年的時間對于一個人來說足夠漫長，而對于一個國家的文化，只是彈指一瞬間。而這一瞬之間，湯一介卻早已注定是文化史上的一團火花，探明前路，燭照后人。
堅持傳統，態度開放
湯一介曾在《湯一介學術自述》中坦誠地講述自己從少年時代一路走來的學習過程。文中，他將自己的研究領域概括為以下三個：“魏晉南北朝的學術思想”、“關于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關于中國傳統哲學的總體論述”。
“在他早期的研究領域，魏晉玄學研究上他還是頗有建樹的。其次，湯先生具有非常廣泛的學術敏感，他對新的學術發展趨向非常關注，常常提出自己的看法。”華東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楊國榮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上世紀80年代，解釋學在國際哲學領域受到了極大的關注，湯一介就在這個時候提出了中國哲學的“解釋學”問題。
而在“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這一議題上，楊國榮認為，值得關注的一點就是：湯一介破除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局面，將中國傳統文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聯系到了一起。這項研究在當時也是頗為引人注目的。
湯一介自己在《“和而不同”原則的價值資源》中闡釋說：“在不同文化傳統中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在商談中取得某種共識，這是由‘不同’達到某種意義上的‘認同’的過程。”
湯一介在學術上強調國學傳統而不故步自封，避免滑向“中國中心論”。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孫向晨認為，這正是湯一介在學術上最應該被強調的一點。“他堅持傳統，同時態度很開放。他一直強調啟蒙，提倡自由的思想。在他那個時代能夠堅持這一點相當可貴。”
楊國榮與湯一介曾在幾次學術研討會上見面。“他的話不多，很謙和，注意聽取別人的意見。”讓楊國榮尤其感慨的一點是：當下，學術同道之間對相互深入了解缺乏耐心的時候，湯一介卻時常關注晚輩學者的工作情況。雖然與湯一介見面交流的機會并不很多，但楊國榮也曾經從側面了解到老人對他的評價與推薦。
在本報采訪時，張汝倫也提到了這一點：“十分謙和、十分儒雅，從不端著名人的架子與晚輩交流。”
事不避難，義不逃責
湯一介出生詩禮之家，祖父湯霖，是清光緒十六年（1891年）進士；父親湯用彤更是海內外久負盛名的學者。湯一介時常提到自己的家訓：“事不避難，義不逃責”。“‘事不避難’就是困難的事情，你應該承擔的就要承擔；‘義不逃責’即合乎道義的事情，你就應該負起責任來。”湯一介身前曾對這句家訓作出自己的解釋。
文革結束后，湯一介還接受了清查，直到1978年才被徹底平反，已經51歲了。
“但是，文革一結束，我就開始想：從此以后我應該聽誰的？因為我們以前都是聽毛主席的話，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話，那一定是我的不對。那毛澤東去世之后我聽誰的？我覺悟到，要是聽別人的話你犯錯誤，到底應該誰負責就很難說。還是只能聽自己的話，當然也可能犯錯誤。”
此后，湯一介在對“教條主義”橫行學界的反思中這樣提到。
1980年，湯一介才恢復了在北大講課的資格。此后，他自言進入了“學術研究的第三個階段”。在此之后，湯一介寫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書，其中有三本是論文集，一本英文論文集。
1984年，湯一介便在北京與張岱年、朱伯昆一同創辦了中國文化書院，遍請海內外知名學者前來講學，成為轟動一時的文化盛事。“當時他們建立書院，是相當不容易的。”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孫向晨看來，湯一介的組織、推介與推動工作相比于他的學術論著可能發揮著更具持續性的作用。“所以，老人故去之后，我們還是應該客觀地看待他的貢獻。”
湯一介等人創辦中國文化書院之時，張汝倫正在攻讀哲學碩士。當時，他只是聽說湯一介常常出國與海外學者交流。“對于當時的學者來說，與海外學者交流都是很難想象的事情。而湯一介從改革開放伊始便將中國哲學帶到了海外，與國際哲學學者展開了交流。”他說。湯用彤在海外學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而湯一介的妻子樂黛云在中西比較文學上則有著雄厚的專業造詣，這些使得湯一介在海外學術交流上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90年代，湯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等一系列新問題，推動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大討論。其中，他提出的傳統哲學應“走出中西古今之爭”，促進了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相結合。
2003年，教育部將《〈儒藏〉編纂與研究》定為“2003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湯一介以古稀之年擔當重任，組織20多個高校近500名學者聯合編纂。“儒學經典的編纂是相當困難的，每次傳抄都會有錯誤出現。而湯一介的要求則細致到了一個標點句讀。歷時11年，終于，在湯一介逝世之前出版了100冊。
但眼前出版的僅僅是整個工程的一部分，整個《儒藏》（大全編）的完成可能尚需十多年時間。接下去，整個編纂工作又將往何處去？對此，王博向本報說道：“對于《儒藏》來說，湯先生的逝世是一個非常大的損失，編纂也可能面臨一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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