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計劃拆解7個擔保圈，目前已經成功拆解5個。”一個尚未大規模公布的信息，讓潛行中的溫州金融改革再度引發關注。
2014年6月，當地市金融辦、經信委等政府機構牽頭，組建金融風險處置辦。參與的政府機構陣容“豪華”，
包括了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人行溫州市本級的金融監管系統，以及溫州市本級的地稅、公安等部門共計抽調二三十名人員組成，下設綜合協調組、銀企協調組、司法協調組等工作小組。
“金融風險處置辦由市政府直管，協調破解企業資金鏈、擔保鏈問題。”一名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介紹，目前的直管官員是新任市委常委、副市長王毅。這名上任公示還不到半月的前央行官員，在首次公開調研活動上就著重針對當地的“兩鏈”化解做了重點調研和計劃性部署。
這種
“圈子掛鉤市長”的處理模式，到底能否降服擔保圈債務鏈條，目前顯然還無法下定論。“現在講起來比較簡單，那個時候是沒日沒夜的討論。細致到發個短信都非常有講究。短信發出去之后，三四個人很快就回復了，大概有六家沒有回。有三四個人就是不同意清償方案。”
這種嘗試也可能會被其他地區借鑒。基于此，溫州金融辦相關人士在9月9日回應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擔保圈的拆解情況，目前不便對外公布，“還在推進中與突破中”。
政府介入手法和效應
一份當地金融監管部門的數據顯示，目前溫州全市重大風險擔保圈有28個，涉及信貸金額507億元。這個數據截至6月底，分別比2014年年初下降5個和111億元。
“這是年初下達的任務，每個副市長掛鉤一個擔保圈。”當地一名金融監管機構官員介紹，幾乎是每個圈子每月都有處置交流與探討的例會，市領導是會議的組織者。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多個渠道證實，從政府機構梳理出的不良擔保圈，目前被確定為28個，牽涉金額500多億元。
顯然，數據顯示，當地“兩鏈”拆解任重而道遠。
所謂“兩鏈”，是當地對企業資金鏈和銀行貸款擔保鏈的簡稱，拆解主要針對擔保鏈。由于溫州區域金融不良處置被外界高密度關注，當地對此顯得非常謹慎。21世紀經濟報道此前曾對拆解事宜做過簡單報道。但拆解成效與問題，當時未曾呈現。
冰凍數尺，非一日之寒。
“這是一個波段式的輪回過程。”浙江法院系統一名法官稱，擔保鏈危情，在全國范圍內的蔓延，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由此，相關司法系統的一些會議中，溫州擔保鏈的處置，成了常規性議題。
擔保圈，指多家企業通過相互擔保或連環擔保形成的信貸利益共同體，一度是銀行針對企業資產不足而設置的信貸風險防控安全網和安全鏈條，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采用。
此前溫州危機之初，很多企業深陷擔保鏈泥潭中，不僅舉債企業瀕臨死亡，也把一批為其擔保的好企業“套死”。當地參與處置的部門代表們幾年來逐漸總結出經驗：把這些企業解套出來成為當務之急。
對于政府介入處置的效應，或許胡福林是最有深刻體驗的。最初因資金鏈問題他跑到國外，接著政府介入處置，原本40多億元的受案標的，現在基本在甌海法院通過司法重整成功處置。
“政府介入與否，并非指有具體行動可以明顯去決定（處置方向），但代表一種信心。”在當地，這種觀點成了政企銀多方人士的共識，并將這種給予信心的力量稱為“正能量”。
“副市長擔綱，其實也是市領導掛鉤的意思。”浙江省政府一名一直參與溫州金融處置項目申報對接的工作人員透露，溫州危機爆發之初，企業主跑路，擔保企業在銀行抽貸、催貸中被拖死，社會一片恐慌。
在銀行的建議下，當地政府向浙江省市政府報告，組成聯合工作組，對陷入擔保鏈的企業逐一分析，一廠一策，分別對待。21世紀經濟報道了解到，對效益差、風險大的企業往往會啟動破產程序。推動優質龍頭企業，對擔保企業進行收購、兼并與重組。
對重組中產生的股權結構變化、稅費等問題，采取靈活、優惠的政策處理。對效益好前景好、只是短期周轉不開的企業，政府部門出面與銀行協調，給還款以寬限期，以時間換空間，企業出具承諾書，將貸款掛賬停息。
最后，上述方案都未走通的企業，由省市政府發債或成立國有擔保公司，減值收購其不良資產。
“五大擔保圈”拆解樣本
債務拆解像是一場救贖，每個細節都決定著成敗。
根據當地知情人士透露，溫州前述拆解顯成效的五個重大風險擔保圈，主要分布在當地代表性的傳統行業，比如服裝、眼鏡、皮鞋、汽摩配等等。但當地對此并不愿意更多披露。
“企業目前還很脆弱，這種信息一旦披露，會給它們難得成活的資金鏈運轉造成不良影響，甚至會導致死亡。”一名當地債務處置辦成員稱。而且，他們認為，這幾個擔保圈的處置目前還不成熟。等核心企業和擔保鏈上企業穩定運轉后，再將拆解經驗對外系統性公布。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多個渠道獲悉，拆解成效顯著的當地一家國內生產塑料薄膜的龍頭企業，近年來因過度投資、異地建設廠房、企業整體搬遷以及經營管理不善等原因，發生巨額虧損導致資金鏈斷裂，涉及14家在溫銀行機構貸款融資4.09億元，涉及擔保企業5家。
同時，該集團還為6家企業提供對外擔保，涉及金額2.84億元。最終，經過近5個月的合力幫扶，重組方案落地，讓擔保企業脫困。
“這實際上是一個并購、出讓，到司法介入等多管齊下的處置模式。”一名參與協調的政府人士認為。實際上，前述塑料薄膜行業龍頭企業的擔保圈脫困，復制的基本也是眼鏡大王胡福林信泰集團破產重整的模式。
進入司法程序環節，處置擔保圈風險割離，目前溫州主要處置方式就是司法重整。由甌海區法院受理的浙江信泰集團等5家企業破產重整，是目前最公開、詳細的案例，并被國內司法系統認定為民營企業實現脫困轉型，提供市場化、法制化的成功模版。
具體的運作模式是，法院受理后，介入召開債權人會議和成立債權人委員會，最終經法院確認債權（含擔保債權）等。
根據重整計劃確定的債權受償方案，重整后抵押擔保債權、職工債權、稅款債權的清償比例。接著，企業重整管理人將向法院申請裁定批準重整方案，一旦裁定批準生效，浙江信泰集團等5家企業將正式進入重整執行階段。
重整后，溫州興泰光學、甌海梧田眼鏡廠、溫州美通達進出口公司將退出市場，予以注銷。信泰光學的產業園及廠房將改建為溫州最大的皮革鞋料市場。浙江信泰集團將組建溫州海豚光學有限公司，實現從眼鏡制造商到眼鏡品牌營運商轉型。
至于營運的市場是否通過自身償還余留債務，參與重整的法官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風險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每個企業的生死均有周期性，這是無法保證的。”
這是處置模板的大綱，但各家債務和營運特性決定操作細節，具體不盡相同。在進入司法系統處置之前，擔保圈的處置更像是一場自我救贖的博弈。
“甌海有一家企業，當時欠七八家銀行加起來大概是3700萬的債務，民間借款十個人計1590萬元。他說企業利潤大約每年500萬元，民間借款利率大概兩分一年約300萬利息，再加上銀行的利息，500萬利潤剛好還利息。銀行還貸后不是不貸就是縮貸，這樣下去遲早會死。”浙江攀遠律師事務所主任、溫州律師協會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顏貽潘曾參與多場不良擔保鏈參與處置。他代表企業方律師，披露了一個拆解過程中債務如何平衡的細節。“能否平衡，看似細微，實際與能否成功拆解關系密切。”
這實際也是一個各方出讓利益的博弈過程，這從甌海這家企業最后確定的處置方案可見一斑。
顏介紹，到最后，企業形成方案，七八家銀行全部簽三到五年借款合同，民間借貸利息全部停付，本金3年還清。
還本金的來源在哪里？第一他每年有500萬的利潤，第二外面欠他的錢有1400多萬，全部委托律師催討。于是，律師團根據計劃介入了催討之列。
金融機構仍有不同意見
然而，也有當地多名銀行風險處置的參與人士對這種地方政府主要官員掛鉤處置的模式，表示意見不一。
一名國有行高管稱，官員表達的是地方政府意志，他們掛鉤的擔保圈核心企業往往是當地的行業龍頭，成敗直接影響到轄區區域經濟。“這種債務處置的偏向性還是很明顯的。”
令銀行最無奈的是，企業主用“假死”替代了以前聞之色變的“跑路”。
最基本的“假死”手法，是將房產抵押物虛假過戶給親朋，企業主僅繳納交易稅便可“清清爽爽”。甚至，一些銀行人士認為，政府參與處置的過程，也往往被企業所利用“討債”的緩兵一環。
失敗的例子也不少。
“現在，二審起訴（原案原告）對象中信銀行，已經更改為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了。但這次判決被糾纏在擔保鏈上的企業官司輸了，我們已經提起上訴。”浙江律師吳有水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他所代理的溫州市樂清市轄區內的這家制造領域的企業，因為銀行2600萬元的貸款，而卷入“擔保”圈中，從初始的政府協調，到通過司法途徑拆解，已達一年多時間。
這是一個地方政府介入協調失敗的擔保圈例子。因為情況復雜，最終還是落入司法口，只能通過法院判決處置。是否如愿脫身，前途未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