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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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昆，1953年10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攝影家、視覺文化評論家、策展人，四月影會重要成員。曾擔任CCTV《瞬間世界》欄目主編，中國國際攝影藝術展覽、中國攝影金像獎評委，以及平遙國際攝影大展、連州國際攝影年展等多個攝影展的策展人和學術論壇主持人。著有文集《時間的躁動》、《觀看·再觀看———當代影像文化》等。
8月24日，鮑昆等攝影專家應邀參加寧波市文化館和鄞州區文化館主辦的首屆“光行下應”攝影大賽啟動儀式，并和攝影愛好者一起分享城市攝影理念。
記者：您這次來寧波，和大家一起分享城市攝影的理念，首先想請您談談關于城市攝影創作的思考。
鮑昆：說到這個話題，我們要關注的是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最近央視播過的關于鄧小平的電視劇，反響非常好。它把改革開放初期所面對的問題全方面地客觀呈現出來。
關于城市化的問題，我們要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經濟發展了，城市的大樓蓋起來了，道路四通八達了。另一方面農村確實存在著各種問題。這是三十年來我們國家從農業背景下的生產方式轉化成工業背景下的城市生活方式，所面臨的必然的問題。近十年來我們自身的文化意識提高了，開始從關注經濟為主意識轉到社會生活中的其他問題。所以隨著城鎮化的不斷變化，城市攝影成為了新的關注點。
記者：正如這次主題為“光行下應”的攝影大賽，會希望呈現一個怎樣的效果？
鮑昆：這些年一些攝影愛好者一說到城市化問題就是拆遷和廢墟，這些都太簡單化了。除了記錄那些即將消失的景物，人與人的關系、生態環境等都可以用視覺來表現和敘事。攝影最棒的地方就是在讓照相機引領著你，提醒人們的思考點。攝影對社會歷史的發展起了調劑性的作用。攝影家解海龍的《大眼睛》大家耳熟能詳，因為他的攝影讓許多失學兒童走進了學堂，希望工程就是因解海龍的攝影而真正啟動的。
記者：隨著科技的進步，在“人人都是攝影家”的時代，我們的攝影理念會有哪些改變？
鮑昆：從老的藝術學的角度來說，攝影是一種手藝型的造型藝術，跟繪畫和雕塑一樣，但是今天攝影已經不只是藝術，更是一種社會性的話語媒介，遠遠超越了它之前的藝術功能。
在科技改變時代的今天，人人都是攝影家，影像生產無處不在，每個人可以很輕易地拍攝和表達。但是這也意味著要出現大師的機會極少。攝影不再以藝術為唯一標準，它是可以替代文字的話語工具，既能記事，又能敘事。如果要想勝出，最終考驗的是影像背后的思想知識架構。比如說《大眼睛》，它能夠讓人記住的是這張照片背后的故事，這就是最典型的紀實攝影。
記者：很多紀實攝影是主題性、系列性的，時間跨度很長，您的創作也是如此嗎？給我們講講您的創作。
鮑昆：1987年的時候，我曾經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開車從北到南一路拍攝古運河：通州、天津、滄州、德州、聊城、徐州、淮安、揚州、鎮江、蘇州、湖州、杭州等城市。當時正好是中央電視臺紀錄片《話說運河》熱播之后，于是水電出版社找到我，想讓我拍攝一個關于運河的作品集。為了有更好的全景效果，那次還采用了直升飛機航拍的方式。攝影集《京杭運河》最后在1991年浙江出版社出版，好像還得了不少圖書獎。聽說今年申遺成功的“京杭大運河”的起始點是在寧波，而我當年只拍到了杭州，看來還是有一點小遺憾。
記者：您曾經說紀實攝影的本質是人文，那么我們怎么通過攝影這個媒介來體現“人文關懷”？
鮑昆：“鏡頭中的人文關懷”、“攝影中的人文關懷”、“影像中的人文關懷”這些詞匯是有文化語境的，是需要廓清的。我們所說的“人文關懷”偏重于人道關懷，一種人性的關懷。其實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還不僅僅是人道主義出發的人本精神，還包括一系列的現代性的社會和學術措施規范，比如嚴謹的學術理性精神的建立和操作實踐。
怎么通過攝影這個媒介來體現“人文關懷”？這個是我這二三十年來一直努力呼喚的東西，以至于現在很多攝影家誤會我只是一味強調攝影的社會作用，輕視藝術。他們的誤讀在于，他們把我所強調的“人文關懷”歸結為攝影的一種風格和一種樣式。攝影界很多年在這個問題上“打架”，一些人糾纏在表達語言的問題，將其形而下。這些議論遮蔽了真正的核心問題�，F在很多人太喜歡講技術，把什么問題都歸到技術上，將技術性的問題置高于自身生命本體的存在，這是一個特別可笑的現象。攝影最強大的功能就在于它的人文關懷。
記者：您對紀實攝影和民俗攝影是怎么區分的？
鮑昆：民俗，就是民間風俗，是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某個地域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及其相關的生活內容(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等。民俗攝影，概括地說，就是以民俗事象為題材的攝影門類，通俗地說，就是用相機拍攝老百姓自己的生活。紀實攝影，應當是對人類社會進行真實的記錄，它的題材內容是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歷史文獻價值的。
我的理解是：紀實攝影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秉承人道主義精神和善良準則，以無比的毅力甚至是獻身精神，深入人類的生存實際，真正了解并尊重被攝對象，不虛構、不粉飾、不夸張，大多以抓拍的方式再現真實的情景。紀實攝影作品無論美好或是丑陋，目的都在于表現一個真實的世界，引起人們的關注，喚起社會良知，同時記錄特有的文化，為后世留下寶貴的歷史財富。
記者：當初您是怎么選擇用攝影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鮑昆：我從中學時代喜歡攝影，上中學的時候因為文革沒有別的事情做，就跟著一些大人學攝影。因此一生和攝影結緣。攝影讓自己的一生變得豐富而有意義。
記者：在您的攝影道路中，有沒有什么人對您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
鮑昆：沒有，當時在學攝影的時候是沒有的。如果說早期的時候對我產生一點影響的是布列松(法國著名的人文攝影家)。我算是了解布列松比較早的，在1980年我已經擁有一本他當時在世界上很走紅的《決定性瞬間》畫冊。那個時候喜歡他的作品，喜歡這種感覺，談不到對他有特別的了解。直到1983年以后才知道他是世界上特別有影響的攝影師。
記者：您做過一些著名展覽的策展和學術主持人，您對它們評價如何？
鮑昆：我認為在中國比較有影響力的攝影展是平遙國際攝影節，因為平遙國際攝影節可以說實現了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攝影節在社會轉型中能夠形成價值作用，攝影師的人文態度得到了提升。當然，平遙國際攝影節首先我覺得就像一個大廟會，有它的平民性，它讓很多普通攝影人能有機會展示自己的作品，同時又有很好的提升。
連州國際攝影年展我是實際的操盤者，也在做學術主持，喊出了“中國最學術的攝影節”的口號，今年已經是第十年了。我認為評判中國攝影節的成功與否，應該與參與的人數有關，跟學術無關。
記者：策展人應該具備什么樣的能力、條件？
鮑昆：策展人應該具備綜合性的全面素質，包括有思想、能力和廣泛的人脈關系，以及極強的操作能力。我把策展當成我評論的實踐來做，堅持不做爛展覽，不評爛作品。策展人除了要了解藝術史外，還需要對文化、政治經濟有全方位的了解。在操作方面要有計劃性，有嚴格的程序表，懂得展場空間布置，還要有人脈，否則做起事來會很費勁。
記者：您對“新銳”的理解是什么，您認為當下攝影需要什么樣的新生代力量？
鮑昆：今天的當代藝術呈現出更加多元、多緯度的風貌。我們需要放下固執與偏見，接受驚喜、震撼和困惑。因為“新銳”是怪異學的“冠軍”，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我們期待和它相遇，當然更多的時候是不期而遇。好的作品能在心靈、思想和視覺幾個層面上觸動我，找到一種新的圖像語言，能帶給觀眾一種新的觀點，新的觀看世界的方法。我認為攝影仍然是一個年輕的傳播媒介，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