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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嚴歌苓在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上演講。記者 李鵬/攝 |
一襲黑地白點連衣裙，一條寬腰帶束出腰身，一雙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嚴歌苓的新書《老師好美》發(fā)布會現(xiàn)場，能容納一百個座位的單向空間書店里擠進了四、五百人。讀者們抱著書，在空調很足的書店里汗流浹背。
嚴歌苓出現(xiàn)的時候，帶出一串女生們的竊竊私語“她好美好美”。她的美是“翻手蒼涼，覆手繁華”的文字建筑起來的。嚴歌苓在擁擠的人群中，安靜地看著讀者，遇到目光相對，她定會回以一個眼神干凈的笑，這一笑瞬間蕩漾起讀者臉上的一抹笑容。
嚴歌苓說自己是個“膽怯”的人，但是作為小說家反而非常大膽，這是她獨特的“狡猾”。
“我會用小說很誠實地把自己的思考放進去。但是一旦讓我寫散文，我就會直面我的讀者，嚴歌苓就是嚴歌苓，很多話人家就會說那是嚴歌苓說的，不會說那是嚴歌苓的人物說的。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非常狡猾地要寫小說。”她說完，停頓一下，“狡猾”一笑。
在《歸來》熱映之后的一個月，嚴歌苓攜新書《老師好美》從柏林的旅居生活中歸來，在北京和上海為新書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寫著：“親愛的讀者，你在嗎？”
“隱秘而炙熱的禁忌之戀”
“她在他身邊的停頓結束，慢慢沿著走廊往講臺方向走去。因為走得很慢，雙手又捧著書，頭發(fā)還是那樣隨意地綰在后腦勺，露出細長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線條水落石出。”嚴歌苓在《老師好美》中用一個17歲少年的眼睛寫出這樣一位高中語文老師。
故事中，這個名為邵天一的少年將從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講臺的丁佳心老師，被他用眼睛“攝制成電影慢鏡頭”。與此同時，他的同班同學劉暢也在注視著她。
這場“隱秘而炙熱的禁忌之戀”，結局是一個少年終結了另一個少年的生命。
嚴歌苓說，六、七年前她從好友姜文那里聽說了這則網(wǎng)絡新聞，看了覺得“非常震撼”。為了這個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個高中里去當“臥底”，“看他們上課，跟孩子們聊天、交朋友，網(wǎng)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進入他們的語言體系”。
她花了很長時間“學習他們的語言”，一個孩子讓她進入他的網(wǎng)絡，“雖然都是中國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漸地，嚴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種聲音，“一個高中生的聲音”，寫作的時候，這個聲音就一直在那兒。
嚴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這個匪夷所思的故事，她發(fā)現(xiàn)，高中的學習重壓是如此之大，讓學生的感情發(fā)生了“畸變”。
她說自己真正想討論的是，在現(xiàn)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異化”，“感情裂變出的畸形的東西”。
嚴歌苓說，自己只是一個“提問者”，而不是“給答案的人”。
她覺得文學不應該是解答生活中的問題，“文學應該使人們去思考生活中的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在思考當中試著去解答，每個人會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如果文學能把小說家感覺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來，把他自己的思考再放進去，我覺得那就足夠了，因為文學這樣一種形式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她說。
嚴歌苓相信“文學是苦悶的產(chǎn)物”。“文學如果不是批判社會的，不是作為社會一個觀察家來代表民間表述一些苦悶，一些痛苦，文學是不存在的。”
這位出版了20部長篇小說，20余部中短篇小說的作家說，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驚心動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節(jié)，淡化它的細節(jié)，淡化它的戲劇性”，否則人們會覺得“這個作家怎么編出這么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來”。
天賦與努力各占一半
“我喜歡這種職業(yè)沒有極限的自由。”嚴歌苓說自己就是一個職業(yè)作家，靠寫字為生，還稱自己為“寫稿佬”。
在視頻節(jié)目“一席”的錄制現(xiàn)場，她說自己跟王安憶曾有過一次討論，那時王安憶說作家是30%的天賦，70%的努力。嚴歌苓卻認為說恰恰相反：作家要靠70%的天賦，30%的努力。
但是現(xiàn)在她的想法有所改變，認為應該是50%的天賦。而她自己，還有20%的職業(yè)訓練。
1998年嚴歌苓赴美學習，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寫作，她相信這一段經(jīng)歷讓她學會使用天賦。
她一直記得老師的話：“我不能給你天才，如果你有天才的話，用你這個天才會方便很多。”她發(fā)現(xiàn)自己所有的天賦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很多東西是可以用技術解決的。
嚴歌苓的天賦中有一部分基因傳承自父親蕭馬(嚴敦勛)，蕭馬是中國著名作家，他的小說《鐵梨花》由嚴歌苓改編后，被搬上了大銀幕。
她笑談自己的小說畫面感很強給人很多錯覺，覺得嚴歌苓小說都是可以拍電影的，好想拿到就馬上可以拍。但是等拿到后，就發(fā)現(xiàn)“上當了”，因為“這種畫面是很寫意的，抽象的，非常形而上的東西”。
身為職業(yè)小說家的嚴歌苓同時也是職業(yè)編劇，她的許多小說也曾被搬上銀幕，《少女小漁》、《天浴》、《金陵十三釵》、《陸犯焉識》等文字都成為了影像。
但她自己愛寫小說多過寫電影。她覺得寫影視不如寫小說這么獨創(chuàng)。
“我覺得我的影視寫得比較匠氣。”她說，因為影視“除了天才要有高度的技巧”。
“我這個人有點不太喜歡技巧性太多的一種工作，還要在規(guī)定時間寫出來，還要按照導演的思路去發(fā)展。這種東西都讓我感覺我有點不自由，我最喜歡的就是自由自在的讓我創(chuàng)作，實際上我是很有紀律的自由散漫者。”她說。
在寂寞中汲取能量
嚴歌苓每天花五、六個小時寫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來一杯咖啡，跟丈夫勞倫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寫作，一直寫到下午三、四點，去接女兒放學回來。
“我把寫作當上班。我認真，敬業(yè)，生活環(huán)境安靜單純，沒有噪音。”她說。“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歡寂寞，寂寞和孤獨是兩回事。”她露出微笑。
她給自己一些使命感，她想把一百多年近代歷史對人的生命的影響寫出來。
她寫《陸犯焉識》，花了很多精力去體驗生活，跟勞教干部開座談會，找很多關系了解這種故事；她寫《媽閣是座城》，就到澳門去賭博；她寫《小姨多鶴》，三次去日本尋找貼切的“多鶴”，她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是退著走出去的，這個形態(tài)讓她想到小姨多鶴；“我寫這個人的倔強和溫柔和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呆了三次找到的。”
“我覺得，職業(yè)作家要做到這一點，你要寫什么像什么，要扎扎實實學會一樣東西。”
“人家問你圖什么呀，我說我只圖所有的功課。假如說這個東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這輩子一定要寫的故事，我把它武裝到牙齒，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寫到最好，我想這可能就叫一個職業(yè)作家。”她說。 (參與采寫：劉詩蕾、高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