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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視角談兩種男人，到底是女性解放還是經典騙局？
最近，作家張嘉佳的一篇名為《暖男》的600字短文在互聯網平臺上刷屏。據說，該文收獲了“200萬點擊，7000個贊”。這篇文章以周迅與湯唯的新婚為引子，大意說，愛上風流才子或“高帥富”對于如今的女性都太累。一個經濟和精神上獨立的女性或許更傾向于選擇溫文爾雅、體貼善良的男人，即所謂“暖男”。文中為女性勾畫的關于愛情的美好藍圖是這樣的：“冬天的早晨塞到你手套里保溫的三明治，流淚時把你抱在懷里的溫度，以及你做出一項成績及時向你表達的愛惜。”其邏輯是，既然“女神”都選了“暖男”，你還有什么好猶豫的？
但，周迅與高圣遠那個塞滿品牌代言、視頻直播、公益演唱會的結婚橋段，本就是她獻給廣告商和公眾的一場大秀。而看上去很美的“暖男”與“女神”的故事，或許也只是孤寂世界中的美好想象。
周迅的婚姻不足以說明“暖男”的風頭就蓋過了“高富帥”，但“暖男”的流行也是不爭的事實。更早，湖南衛視熱播的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第一季）就曾將
這個稱號送給樂于助人的小男孩“天天”。與傳統意義上被用于形容男性氣質的詞匯如“陽剛”不同，“暖男”溫暖、柔和，從這個對男性人格特質的歸納，大致可以看出女性對理想男性的投射。當男性不需要擔負養家的重任，男性的溝通能力和性格細膩程度就成了被看重的特質。而在后工業時代到來之前，這種特質絕大多數
被用于要求女性。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與“暖男”差不多同時流行起來的，是另一個名詞：直男癌。顯而易見，后者在字面意義上含有貶損甚至絕望的意味。它指的是大男子主義的、處處以自我為中心的處事方式，與“暖男”所指涉的紳士作風似是天差地別。兩個詞語同時出現，概括的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兩
性交往方式。在這背后，隱含的是另一個命題：市場經濟和信息時代或許無法消解男女不平等，甚至，會引致新的兩性隔閡。
所以，無論“暖男”，還是“直男癌”，發明這兩個概念的都是女性，或以女性為視角來思考的男性。在中國另一部分男性眼里，被冠以“暖男”的稱謂是無法容忍的，因為其實質就是“娘炮”，或者至少是“不男人”。而所謂的“直男癌”，或許
“只不過是有點自私”而已。
作家張嘉佳因在微博上發布的33個睡前故事，被文學評論界及媒體廣泛關注，被貼上了“文藝暖男”的標簽。他的這些故事不僅贏得了150萬次的轉發量，集結而成的書《從你的全世界路過》也賣出了200萬冊。除了宣發團隊的營銷努力，這些文字對受眾的吸引力不可小覷。張嘉佳的語言接地氣、情節推進迅速、帶點滄桑
或悲情，給人以心靈慰藉。據媒體報道，張嘉佳的粉絲絕大多數為女性。
當女性在兩性交往中的精神需求得以放大，人們越來越習慣于用“花樣美男”、“暖男”這樣的概念把某些男性的特質固定，并傳播出去。社會已經走到可以擁抱“暖男”的階段？這類詞匯是女性構筑的空中樓閣？怎樣的結構性因素，推動著審視男性的標準的變化？
暖男故事，騙騙女孩的童話
“暖男”則是女性渴望呵護的一種表達。那些關于“暖男”的故事，只能說是經典時代的非經典故事，騙騙女孩的童話。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仇立平曾在課堂上講過龍應臺那篇著名的《啊，上海男人！》，用以討論兩性平等狀況的變遷。在這篇1997年發表在《文匯報》上的文章里，龍應臺這樣描述上海男人：“所以我對大陸男女關系的平等是有心理準備的，只是沒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還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她寫了很多關于“上海男人”的細節，比如溫柔、體貼、善于家務、對妻子言聽計從。
如“上海男人”一樣，之后對男性的指稱和歸類先后出現了許多，諸如“花樣美男”、“高富帥”、“經濟適用男”和如今的“暖男”。順著這些詞匯所指涉的含義，或許可以考察社會心理的變遷。
“從這里面可以看出，當時女性對男性的評價已經慢慢發生了變化。女性對男性的審美，已經不是如以前那樣以陽剛和男子氣為標準，而希望獲得男性更多的理解和精神溝通。這可以看作一種男女平等的趨勢。”仇立平說。另一方面，他也認為，社會依然是以男權為軸心的，層出不窮的語匯代表著女性的想象，也恰恰是愿望得不到滿足的表征。而在信息時代，社交方式、工作方式的變革中，男女平等的狀況具有諸多不確定性。
第一財經日報：形容某些男性時，曾經有過“上海男人”、“經濟適用男”這樣的語匯。這么多年，這類語匯一直在變化。
仇立平：“上海男人”也不是小男人的概念，而偏重于他們顧家的特點。之所以出現這樣一些詞匯，是因為兩性越來越趨向于平等，社會心理也更趨向于女性為中心的社會想象。
我記得80年代曾經上演過一部話劇《尋找男子漢》，它所反映的男性氣質和特征，與龍應臺所寫的有比較大差別。可以看到女性對男性的評價慢慢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她們心目中的男子漢，不再是我們所講的傳統意義上男性氣質很強的人。當年，龍應臺發表這篇有關“上海男人”的文章時，引起了很多男性的反感。但到了今天，無論在媒體還是日常生活中，這樣的男性越來越為人所認可。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男女的絕對平等又可能是一種幻象。女性對諸如“暖男”這樣的男性的渴望，也反映她們在現實中并未得到滿足。社會依舊是充斥著男權主義的，很多女性可能只能從一些故事和影視劇中得到滿足。實際生活中，不能說這樣的男性或這樣的男女關系不存在，但它依舊不具有普遍性。真正意義上的，在精神上、人格上、社會地位上的男女平等并未達到。
日報：如何判斷兩性的平等程度？
仇立平：這得看從什么角度出發，從男權主義的角度看，西方的男權主義就以為男女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其實并不完全。建國的前30年，中國的男女平等出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階段：人們強調男女無差異的平等。現在，我們知道，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很大差異，人們必須承認這種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不一定意味著不平等，只是造成了社會分工的不同。
不平等不是基于分工，而表現為對這種分工的評價標準。舉個例子，有一句話是“戰爭讓女人走開”。女人可能的確不適合戰爭。今天，我們談市場的時候，市場中的很多工作也許并不適合女性，但她們不會受到特殊照顧，甚至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得到與男性相當的成就。這個時候，男女表面上看是平等的，實際上卻違反了男女本來應有的分工。而從女性本身來說，她需要呵護與支持，這部分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而諸如“暖男”這樣的概念出現，恰好滿足了這一需求。
日報：所以說，男女平等導致“暖男”、“花樣美男”這樣的概念被熱捧，或許，它反映的恰恰是男女之間的隔閡甚至不平等？
仇立平：不妨想想這樣的問題：女性能否上戰場？在冷兵器時代，當然不能。但在數字化時代，女性或許可以參與戰爭，但并不是面對面的沖殺。市場也是一樣，機械大生產時代和信息化時代，女性扮演的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只能說，這種變革提供了男女在新起點上的平等。但這種勞動手段背后到底會產生一種怎樣的后果，對社會、家庭分工又有怎樣的影響，目前研究并不是很多，并不確定。
信息化手段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我想這就是“暖男”概念產生的大背景。以前，工廠或單位里，小伙伴總是非常活潑，常來常往。現在人們缺少面對面的交流。“宅男”、“宅女”就是智能化生產社會的產物。青年男女很可能無法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暖男”則是女性渴望呵護的一種表達。那些關于“暖男”的故事，只能說是經典時代的非經典故事，騙騙女孩的童話。
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播電視系主任呂新雨看來，如暖男和花樣美男，這些概念的敘述主角都是女性。她認為，不論暖男、花樣美男或是直男癌，反映的都是現代人深刻的孤獨。這種孤獨在對兩性關系的敘述中得到了表達，因為男女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為親密和直接的部分之一。而這樣的關系，在當今社會遭到越來越多的威脅和瓦解。女性對“暖男”的界定也就成了一種危機之中的呼吁。“不管是女性對暖男的呼吁，亦或是對大男子主義的批評，都會給兩性關系提供一個反思性的視角。”
有些女性轉向了童話般的影視劇作品，花樣美男便是文化產業投其所好推出的夢境。“但關于暖男的一些心靈雞湯式的產品提供的是心靈撫慰，除了給文化工業提供資源以外，無法從現實中解決兩性的困境。”呂新雨甚至認為，這些概念有時候會展現其破壞性。因為“女性拿‘暖男’標準來要求自己周圍的男性時，意味著她不可能建設性地去處理男女兩性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暖男可能更大程度上來源于女性童話般的想象，現實社會提供給暖男的生存空間比較狹小。
呂新雨：暖男更可能是一種呼吁吧。人們希望有一種相互關愛的兩性關系。但如果只是從女性的角度去想象，男性沒有回應，那么所謂的暖男也只是空中樓閣。
日報：從花樣美男到暖男，這樣一些詞語帶有明顯的女性本位，女性將自己的期望投射在男性偶像身上。而文化工業也在投其所好。背后的社會因素是什么？
呂新雨：今天的社會把男女兩性都投入到這個競爭的市場，在這種洪流中，男女兩性都在追求自我保護、自我發展，兩性都極為寒冷。男女雙方都需要來自對方的溫暖，只是男性的表達方式不同。
日報：女性在職場中承擔與男性相當的責任，本身被保護的欲望可能只能在私領域中得到滿足。這種需要填補的空缺造成了一個個概念的流行，以及浪漫愛情影視劇的長盛不衰。
呂新雨：我覺得不應該將女性特殊化。其實男性一樣脆弱，需要呵護。單單強調某一方需要被呵護本身都會導致沖突。只是，在電子化的時代，女性和男性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各自的優勢和劣勢。但社會對人的異化卻是不分男女的。
日報：這樣的問題就導致了男性與女性擁抱各自的文化產品，就女性而言，一些影視劇和心靈雞湯式的文字能夠提供心靈安撫。
呂新雨：但是這些產品本身并不觸及社會結構，它只是一種虛幻性的安慰，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些概念也是人們對現實的一個替代性的反映。但在現實中，男性同樣要面對很多困境，本身也是傷痕累累，處在這個困倦、饑渴、折磨之中。他們不可能總是以暖男和花樣美男的形象出現。所以，這些概念是對現實生活中男性的一個否定。而把女性引向這種否定性的男性形象的存在，歸根究底，也是對女性自身的否定，因為她不可能在現實中找到這樣的花樣男孩。
日報：近十多年，人們對男性的解讀出現了幾種標簽，比如上海小男人、圍裙丈夫、花樣美男、經濟適用男，再到如今的暖男。這些概念的共同特點是它們賦予男性一些傳統上屬于女性的特質，與傳統意義上的男子氣概形成了反差。你對這些概念又有怎樣的看法？
呂新雨：“上海男人”是上海男女平等的體現，上海男性較早地脫離了大男子主義，這是積極的。但花樣美男可能不一樣，它更多強調一種顯赫家世和完美外形，講述的往往是白馬王子和灰姑娘故事的翻版。這其實已經是文化工業的產品之一，利用了男女兩性在生活中的現實困境，將之轉化為虛幻的想象。
而“經濟適用男”這個詞匯，似乎包含著女性無奈之下對現實的回歸，一種得不到花樣美男時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它其實依然是一個自我否定邏輯的延伸，包含的是一種犧牲和委屈。我覺得男女兩性都不應該建立在委屈或者抱怨的基礎上，而應該面對共同的困境，這樣才有可能破解消費主義時代的文化工業為我們設定的主體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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