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回憶拯救天津老街：
【親歷】從大錘下搶回3600件文物
這是一個艱難的時代，這是一個幸運的時代，因為我們正在創造歷史。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波瀾壯闊、日新月異。每一個重大政策的出臺，每一個重大經濟事件的發生，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和未來產生重大影響。本刊特推出“親歷”欄目，邀請一些重大決策的參與者、重大事件的見證者，通過他們的講述，讓我們重返當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時刻和第一現場，深刻感受這個大變革時代的每一次呼吸。
口述：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中國著名作家 馮驥才
我對民間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曾經為了搶救民間文化數次賣字賣畫，記得在2004年第一次為搶救民間文化舉辦公益畫展時，就有人問過我，依靠你一個人的力量，去做這樣一項龐大的文化工程，不就好比是精衛填海嗎？我當時就說，我欣賞的就是精衛精神，精衛是我的偶像。但說實在的，當這些畫從自己的畫室取下來的時候，的確有“家徒四壁”的感覺。但很多時候容不得我考慮，就要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從工人的錘子之下搶救文物。
我常問一些官員：你們到底要把城市改造成什么樣子？回答有兩種：前一種是，沒想那么多，先解決老百姓住房問題再說；后一種是，現代化城市。但當我追問現代化城市具體是什么樣的時候，他們的回答就卡殼了，“沒想那么多。”
我真害怕，現在中國的城市正快速走向趨同化，再過30年，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態的城市文化，將會所剩無幾。如果中華大地清一色的是高樓林立，霓虹燈鋪天蓋地，那將是多可怕的事情。
和西方社會的城市變化不同，我們的城市不是一個線性的、漸進的變化，而是一個突然的、急轉彎式的變化，這種變化往往是滅絕性的、掃蕩式的。我看過中國兩個古城，一個是北方的山東德州，一個是南方的浙江嘉興，我去這兩個城市的時候，可以講這兩個城市基本上找不到一座歷史建筑(好像德州還有一個古代的遺址)。古老的民居沒有了，古老的街道也沒有了，歷史好像在這兩個城市沒有發生過一樣。“千城一面”的現象在中國比比皆是。
驚聞天津估衣街要拆，
從大錘下搶救文物
1999年12月9日忽然得知天津最古老的商業街——估衣街即將拆除。我一時驚呆，無法置信。
我從小生活在這個城市，對老城和本土文化一往情深，所以我才能寫出《神鞭》、《俗事奇人》、《三寸金蓮》等這樣一系列的小說。當聽說要動老街，就像是動了我的根。
估衣街也是作為商埠的天津最久遠的根。街上名店林立，而且有謙祥益、瑞蚨祥等市級文化保護單位，何況估衣街本身亦是文物保護單位，銅質的保護標志牌就固定在估衣街西口的墻壁上。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天津的重要文物街區，估衣街怎么能夠拆除呢？
當我讀到署名為天津市紅橋區大胡同拆遷指揮部于1999年12月8日發布的《致紅橋區大胡同拆遷居民的公開信》后，我才相信了這一災難性的事實。這封公開信發布后，街頭布告中又明確寫明“逾期拒絕搬遷的，將依法裁決，直至強制搬遷”。
1999年12月11日，我寫信給當時的天津市市長李盛霖，并附上10張加急放大的謙祥益等處的彩色照片，請市長關注此事。
然而，動遷工作已經開始。我們想從這快速啟動的列車上搶救下瀕死的估衣街可能性極小，但是我們要用行動來為這條老街留下些什么。
1999年12月16日，我召集了天津有志于城市文物保護的志愿者，決定做四方面工作：第一，請專業攝影師將估衣街挨門挨戶地進行攝像，留下估衣街鮮活的音像史料。第二，通過拍照片的方法，在對估衣街仔細的文化搜尋中，將所有有價值的文化細節留在照相機的底片上。第三，訪問估衣街的原住民，用錄音機記錄下他們的口頭記憶，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第四，搜集相關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錢買，挽留估衣街實證性的文化細節。
經過半個月的努力，對估衣街的保護工作收效顯著。我們這些志愿者們幾乎是從工人們的大錘下將一件件寶貴的文化遺存搶救下來。他們不斷從現場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們新發現的每一組磚刻、石雕、牌匾或傳之久遠的原住民的生活用品。
在天津總商會遺址的第七號院，搶救下來兩處門楣處的磚雕和房屋托檐石的雕刻。石件巨大，石色青碧，至少200斤，雕為博古圖案，應為天津磚雕鼎盛期的精品。
另一塊石碑則發現在一居民屋中，房主已經搬走，滿地垃圾。這塊石碑可能為這戶居民所藏，但因石碑過重，搬遷不便，就丟棄在這里。此碑是山西會館和江西會館之間的界碑，立于清光緒辛卯年(1891年)，應是庚子之變(1900年)前估衣街興隆之見證。
這些事本來都應由當地政府的相關部門來做，但文化與文物部門鮮見人至，不僅如此，這些機構此前數十年也沒有做過實地考察。拆除之前根本沒有文化調查，這一處重要的文化遺產實質上是廢置著，但偏偏又掛著一塊“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這實在是一個諷刺，也是一個悲哀。
“壞牙可以修補，不要換一口假牙”
估衣街曾有不拆的希望
1999年12月26日，謙祥益的經理趙為國再次接到拆遷通知。通知上說明，一旦過了拆遷時日將停水停電，拒拆者依法處置等等，威脅再度壓來。
同日，市長李盛霖到估衣街，并入老店謙祥益視察。此后12月29日，副市長王德惠與規劃局長也視察估衣街。王德惠副市長一直支持并尊重我有關城市文化保護的意見。故我感到，希望之光熠熠又現。
此后，民間流傳說法很多，有說照拆不誤；有說領導講了，馮驥才再說保護，就叫他出錢；有說謙祥益、瑞蚨祥等幾處不拆，其余全拆；有說規劃變了，估衣街不動了。至此之日，估衣街存亡之消息，一日忽好忽壞，有如八月天氣，時陰時晴。
此時已近年尾，拆遷的工人多回家過年，拆遷暫時中止。按計劃，公建房(即街兩旁的店鋪建筑)應于2000年2月20日動遷。我感到必須抓緊春節這短短一段時間，再做出最后的努力。
2月7日(正月初三)，我與估衣街所在地區——紅橋區當時的區委書記曹秀榮見面。曹書記說：“現在建委的計劃有變化，聽說謙祥益不拆了。估衣街上的其他建筑按照原來的風格，落地重建。我們也不希望拆，但我們必須聽建委的。”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來自估衣街主管部門的官方消息。我說：“謙祥益不拆太好了，當然也是應該的，但其他有些建筑也要保持歷史原狀，不要落地重建。壞牙可以修補，不要換一口假牙。”
隨后，2月10日(正月初六)、2月19日(正月十五)由我主編的估衣街一套五枚的明信片在估衣街簽售，意在喚起百姓對估衣街的感情，事實證明百姓非常踴躍。記得正月十五簽售時，第一位排隊者凌晨5時到達。兩次一共準備的2000套明信片全部售完。我簽名時，頭腦熱烘烘，激情澎湃，簽后卻一陣冰涼，內心寥落虛空，無所依傍。
“趁著馮驥才不在趕緊拆”：
周恩來活動舊址也沒保住
此后近一個月，估衣街沒有很大動靜。
我在當年(2000年)全國兩會的“文藝界政協委員與李嵐清同志座談”中，作了題為“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緩”的發言。由兩會返津不久，3月16日市文化局通知，副市長王德惠主持關于估衣街地區改造方案的專家論證會。當我聽到此方案的名稱為“估衣街地區保護性改造方案”便放心一半。“保護性改造”與“建設性破壞”正是針鋒相對的兩種說法。
會上提出，準備把估衣街上幾個重要建筑(大概是六所建筑)，保留下來不動。當時有政府官員在會上說，開發商這次表現很好，為了要保護估衣街，開發商少賺6000萬。然而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說如果你想要把天安門拆了，但天安門不讓你拆的話，難道能說少賺了100個億嗎？文物根本就不能拆，也不應該拆。當然我支持政府保護性開發的觀點，我說“保護性開發”這個詞是個新詞，保護放在第一位，所有的開發都得要在保護的前提下，如果沒有保護就開發，這樣對待一條古街是不行的。
當時我以為估衣街好像要保下來了，街道寬窄不變，六座重要建筑也不變。隨后，我便放心地去法國講學了。然而到了巴黎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屋里傳真機傳過來一個東西，告訴我說天津有人說了，要趁著馮驥才不在趕緊拆，我當時還不信會把那六個建筑都拆了，但等我回來以后，實際上五個建筑都已經拆了，只留了一個估衣街的牌匾，整條街一片狼藉，就像打完仗一樣。
我最傷心的是把估衣街上天津總商會遺址也給拆了。那是座很漂亮的木結構建筑，它是中國當世僅存的原汁原味的五四運動遺址，應該是國家級文物。我站在廢墟上，真哭啊。我的助手跟了我那么多年，從沒見我這么哭過。真是太可惜了！這兒也是周恩來當年活動的地方。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領袖馬駿，就是在這兒以頭撞柱，欲以肝腦涂地的方式，喚起眾商的覺悟，讓他們罷市支持學生。最后，我們只搶救下來兩根馬駿當年撞的柱子，從工人手里，100塊錢一根買下的。
建成中國第一個捐贈博物館：
3600多件東西全是老百姓捐的
我不承認搶救老街以失敗告終，于是我又找到了一位負責城建的領導。
我告訴他天津人用了600年，在老城里凝聚和營造出的一種獨特文化，不能叫它散了。現在，公家、私家、古董販子都在趁亂下手，快把老城這點文化分完了。應該建一座博物館，把這些東西搬進去！只要他給我一塊地方，文物我來想辦法。最后政府將老城東門里大街的徐家大院作為博物館所在地。
我要做中國第一個捐贈博物館。我自己先花了幾萬塊，從文物販子手里買回一些東西，像木雕、石雕，捐贈給博物館。然后又給博物館寫了牌子“天津老城博物館”，掛牌的時候，號召老百姓捐東西。
老百姓搬走了，但捐的是老城的紀念物，這樣誰把東西擱在博物館里，誰就會把感情留在這個地方，這樣就加深了土地和人之間的聯系。沒有多長時間，博物館就全放滿了，那些東西全是老百姓捐的，再沒有一件東西是買的。
現在老城博物館內展出的各種老城文物有3600余件，其中有清代天津漕運碼頭稱糧食用的“官砝”、紅木“燈盒子”、江蘇會館界碑、民國時期的“冰箱”，還有記錄天津民俗的線裝書、老唱片、木壺套、木幌子，以及珍藏百年的老銅床、座鐘、手搖唱片機、收音機等。
在兩會上批“舊城改造”，
李瑞環：“你們文化界有這樣的覺悟是好的”
從保護天津老城開始，我寫了很多文章批評“舊城改造”。我特別痛恨這個詞。
我曾專門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批評這個口號。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同志聽了一愣，問為什么。我說中國有一句話叫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過年叫“除舊迎新”，舊是不好的東西。如果我們叫古城改造或者老城改造，起碼你知道老城還有一些東西，就得稍微重視一下。叫舊城，意味著除掉就是合理的。再者，改造都是針對不好的東西，要是叫老城建設或者老城修繕、老城改建，都比“舊城改造”好，這個詞給中國的破壞力非常大。
這個所謂的“舊城改造”過程中，沒有把文化這個因素放進去，往往是功能性地改造城市，就是考慮它的實用性，沒有考慮文化精神、記憶和個性。
最近這二十多年來，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進行了改造，實際上是再造。這個再造，我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過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把自己千姿百態的城市全部推平，重新造，而且這個過程基本是由房地產商來完成的，根據商業需要蓋房子，所有的建筑都是商業建筑，充滿了商業化、偽豪華、暴發戶式的審美。
當時李瑞環說：“這個詞(注：指“舊城改造”)就是我發明的，當時我們沒有你們現在這樣的覺悟，那個時候中國的老百姓，在老城區里面實在生活太困難了，我急于改變中國的生活，所以就用了這個詞。但是現在來看，你們文化界有這樣的覺悟是好的。”我當時還跟李瑞環開了一個玩笑，我說：“冒犯了。”大伙兒都笑了。
也有人問過我：馮驥才你住老房子還是住單元房？你自己怎么不住到破房子里？這不是抬杠嘛。但問題是，現在有些地方應該拆掉，我們沒拆；有些地方很有價值卻非拆不可，為什么？因為那兒地皮貴，拆了再建開發商能掙大錢。有些老百姓住的房子確實很破，可你蓋的新樓他們也住不起，并沒完全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這到底是誰得了好處？
馮驥才
1942年生于天津。中國當代作家和畫家。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定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
近十年來，作為當代文化學者，馮驥才投身于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和民間文化搶救，倡導與主持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