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一則“證監會稽查部門排查出涉及40多個嫌疑人的黑名單即將收網”的消息在微博和微信圈上流傳。在此之前就有消息稱，從春節前就開始的這場金融資管行業捕鼠風暴中，已有近50人遭調查。
“近日老鼠倉傳聞同時在基金公司密集的京、滬、深三地發酵，如果傳聞中多家知名基金公司和個人涉嫌內幕交易一事確認，對基金行業品牌和聲譽的影響無疑將是巨大的。”一位基金業人士對本報記者說，這也將是繼14年前“基金黑幕”之后，行業面臨的又一次危機。
在業內看來，自去年底“馬樂案”東窗事發至今，據不完全統計，被調查或傳聞涉嫌老鼠倉的基金經理已多達數十位。隨著證監會引進稽查大數據系統，重拳打擊基金老鼠倉力度正在強化。
大數據發威
“捕鼠”行動持續升級
5月9日，證監會通報了三起資管行業老鼠倉案件，涉及3家基金公司的兩名基金經理，平安資管旗下一位投資經理亦在通報之列。證監會還同時宣布自2013年以來，證監會共受理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案件線索38件，且已陸續啟動調查工作。
事實上，從2013年起，查處老鼠倉行動就攪動了整個基金行業。今年來，已有超過8名基金從業人員爆出老鼠倉，這樣的數量無疑遠遠超過往年。
根據證監會的通報，上述38起案件性質惡劣，涉案人員范圍擴大，呈現鏈條化；涉案金額巨大，涉及機構數量較多。近期調查的最大涉案金額為10多億元，最小涉案金額超2000萬元，涉及基金公司10余家，部分案件要移送公安機關。可以說，證監會大規模的“捕鼠”力度前所未有。更有消息稱，上海成為了老鼠倉的高發地帶，有半數上海基金公司卷入。
“這一次打擊老鼠倉的背景不同，通過大數據的技術手段能發現很多交易上的蹊蹺，為監管部門查處老鼠倉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在上述基金業內人士看來，這一波撲殺老鼠倉不再是搞運動，以后將成為一個常規的稽查項目。據介紹，通常老鼠倉被發現端倪主要是依靠交易所數據篩查所發現的異常賬戶報告和公民舉報。而隨著大數據技術手段的不斷提高，打擊力度升級是必然。然而，好戲還在后頭。“相對于券商資管、券商保代、保險（放心保）資管、私募、信托來說，基金監管還算是相對透明的，后者水更深，估計抓到的才是真正的碩鼠。”上述人士說。
屢禁不絕
基金公司是否應當擔責
監管層打擊“老鼠倉”，是實現市場“三公”原則的一項重要舉措。但有業內人士表示，基金業“碩鼠”不斷，既與個別基金經理職業道德缺失有關，也與部分公司內控系統存在缺陷、制度層面設計尚存不足有關。
自從2008年基金老鼠倉開出首張罰單以來，盡管監管層不斷嚴打，2009年老鼠倉行為被列入刑法，長城基金(博客,微博)原基金經理韓剛成為首個因老鼠倉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基金從業人員，而“情節特別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典以及被判4年有期徒刑的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案依然也未震懾后來者，更多的基金經理前仆后繼墮入法網。
2012年，為了疏堵結合防治老鼠倉，新修訂的證券投資基金法放行基金從業人員炒股。處罰力度在不斷加大，行業從業環境也在改善，但基金業依然鼠患叢生，有業內人士把矛頭直指基金公司。“監管層處罰的18起基金業老鼠倉案件，至今無一家基金公司公開表示對老鼠倉事件承擔責任，無基金公司對持有人致歉，甚至也沒有哪家基金公司向"老鼠們"追究責任。”有業內專家說。
在業內人士看來，一方面，對于基金經理的老鼠倉行為，基金公司無法推卸責任。以基金經理鐘小倩為例，其操作手段非常初級，大部分交易使用自己的賬戶、用自己手機下單、購買時間同步甚至是晚于本家基金。基金經理上班期間不能使用手機，她是如何用自己手機下單的？基金從業人員炒股要進行報備，那么她所屬公司是否對她實施了監管？另一方面，我國有關監管層對基金公司太過寬容，使得基金公司沒有動力清繳老鼠倉。
“估計春節后那些涉及老鼠倉的基金經理們就該離職了，”去年年底一位基金公司人士對本報記者說。在其看來，近年來陸續被曝光的老鼠倉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一旦基金公司發現有員工被調查，不是勸退開除，就是動用力量阻止調查。”上述基金公司人士說，對于那些離職的基金經理，即便“新東家”知道也不會拆穿，而“老東家”更是極力掩蓋事實。資料顯示，在鐘小婧之后，海富通基金多名卷入“老鼠倉”傳聞的基金經理先后選擇離職。
業內人士表示，新基金法中對于違法問題的處罰都有明確的規定，基金公司之所以能免責，關鍵不是制度問題，而是實際執行問題。證監會近期也明確表示，這些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資產管理行業及相關公司在內部控制和管理措施等方面存在疏漏。
加大處罰力度
整治“老鼠”須用重典
品牌和聲譽是基金公司和基金經理賴以生存的基礎。老鼠倉案的一再頻發，無疑是對公眾信任底線的挑戰，不僅使涉案基金公司品牌聲譽以及股權價值大幅折損，更給整個行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再這樣下去，整個行業就完了。”上述基金公司人士表示，老鼠倉案件頻繁曝光，影響了整個行業的聲譽，投資者可能會誤認為，整個行業都是“老鼠”。
“出現這樣的狀況，根源在于違法成本太低。”業內專家表示，針對基金行業監管最核心的辦法，還應是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通過嚴刑峻法來提高“老鼠”的違法成本，才能有效制止歪風蔓延。比如，目前為止國內最大的基金“老鼠倉”案—馬樂案，該案累計成交金額高達10.5億元，涉及76只股票，非法獲利高達1883萬元，屬于“情節特別嚴重”的范疇。但馬樂在一審中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追繳違法所得1883萬元，并處罰金1884萬元。這樣的判罰也引起了外界關于“判決過輕”的質疑。
“制度設計尚存不足之處。有的公募基金經理被禁入了就去做私募了，名氣反而更大了。”專家表示，老鼠倉案如果只注重懲戒基金經理，未必能夠解決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老鼠倉丑聞頻曝，暴露出多方面的管理漏洞。對違法者嚴懲不貸的同時，必須鏟除老鼠倉生存的土壤和溫床。同時，改變基金公司無需為“老鼠倉”擔責的狀況，讓其付出連帶責任，將促使基金公司加強內控制度。“每一位基金經理管理的基金產品背后，都是眾多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切身利益。將基金經理的誠信行為納入到社會誠信體系中加以重點監管是非常必要。”在專家看來，老鼠倉追責體系要逐步改進和完善。只有從體制和機制上增強基金管理公司對老鼠倉事件的重視程度，才能夠從源頭上加以防范。而在監管方面，也應該重典治亂、責任到人、標本兼治，提高對老鼠倉的行政處罰力度，加大民事賠償責任，引進公益訴訟，引入懲罰性賠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