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戴著眼鏡、留著披肩長發的賴青松，赤足站在泥巴田埂上，決心以農田作為自己未來的志向。現在，身為臺灣出鏡率最高的農夫，他也改變了父親那一輩看衰農業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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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鬧嘈雜的臺北都市，讓12歲的賴青松總是失眠，“總覺得外面的聲音很吵、很大聲。”他驚訝地在同學家里第一次看到電腦，鄉下孩子學蔬菜栽培，臺北的孩子卻在學珠算 ]
[ 大學四年，賴青松花了很多時間做田野調查，“我親眼看到農民把地下水打上來，用打火機點了能著火。這種稻田種出來的大米，農民自己都不吃。” ]
[ 賴青松常常說，一碗米飯好不好吃，主要三個人負責任，第一是種大米的農夫，第二是烘干、碾米的師傅，最后是廚房里的母親 ]
十多年里，賴青松經常被人問及一個問題：明明出生成長于臺北，又是留學日本的碩士，為什么選擇拿起鋤頭返回鄉下種地？
第一次到北京的賴青松，依然會面對這個提問。他一邊跟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朋友交流傳授經驗，一邊笑稱，“一把鋤頭竟然可以把自己帶得這么遠”。
在中國臺灣沂南做了11年農夫，這位44歲男人的皮膚在風吹日曬下變得黝黑發皺，一雙手伸出來，十指粗糲而干燥，指關節上還留著前幾天在稻田割草時弄的新傷口。他的言談舉止，仍有純真和藹的知識分子氣，他的“青松米”送到顧客手中時，會附送一封來自土地的書信，書寫當年的田間工作報告和自己的心境，令一包樸實的稻米也有了人情的溫度。在臺灣，他被媒體稱為最高學歷的新時代“碩士農夫”，算是出鏡率最高的農夫，但在拍照時，依然會有靦腆與拘謹。
11年前，戴著眼鏡、留著披肩長發的賴青松，赤足站在泥巴田埂上，決心以農田作為自己未來的志向。當他離開繁華的臺北，去宜蘭鄉下開始租地耕田，焦急的父親反復勸說不成，幾乎要斷絕父子來往。租地給賴青松的當地人，則抱著看好戲的心態默默觀察這個荷鋤戴笠的城市青年，“大部分人看到我都在想，這家伙到底能不能種地？這個地會不會給他種荒？他到底能撐多久？他們大概觀察了我最起碼5年。”他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說。
賴青松最自豪的是，他冒著被村人親友訕笑的壓力，試驗出完全不使用農藥與化學肥料的自然栽培法，證明自己完全可以投身土地當一位農民。“我從沒想到我那么快就可以當一個農夫，而且還活了這么久，沒有被打敗，沒有被打倒，也沒有換工作。而父親也終于接納了我這個背叛他的兒子。”
時光機上的眷念
為什么要回到土地上，賴青松常常覺得說不出一個具體的理由。
他只記得11歲那年，因父親生意失敗，工廠破產，全家人為躲避討債人，于倉皇之中逃回臺中鄉下，“一個原本只有過年過節才有機會回去的小村落。”
賴青松的父親是典型的生于農村但最早離開土地的一代臺灣人。這一輩農村出來的青年，極度渴望在大城市立足，賴青松的父親恰是家族中最聰慧能干的，很早就自立門戶，辦廠經商，可謂家族驕傲。破產危機不但摧毀了父親的事業，也令賴青松的童年突然從繁華滑入寂靜，精神世界與生活形態上的變化，甚至比他成年后留學日本時感受到的異文化沖擊還要強烈。
“我突然從一個喝牛奶、吃面包、用沖水馬桶的世界，回到了一個沒有衛生紙、吃大鍋飯、喝糙米湯的環境，其實落差很大，而且是寄人籬下。我給爺爺牽了一年的水牛，幫著養豬、挑大糞、割稻子，做所有鄉下人會做的事情。”11歲至12歲整整一年的時間，瘦弱的賴青松要學很多農活，“如何把一包包的稻谷，用獨輪車順利推回米倉，是我最大的煩惱。到甘蔗的成長期，我們得幫著剝蔗葉；白菜頭采收之后，我們得幫著踩腌蘿卜。”田里頭是干不完的活，卻也有享不盡的樂趣。蟲鳥魚獸是鄉下孩子的最佳玩伴，直到今天，賴青松都忘不了曾在荔枝園下挖到的一只扁鍬形蟲。
一年后，家族的兄弟姐妹湊錢替父親還了債，賴青松隨家人回了臺北，“我感覺這次又上了時光機。”喧鬧嘈雜的臺北都市，讓12歲的賴青松總是失眠，“總覺得外面的聲音很吵、很大聲。”他驚訝地在同學家里第一次看到電腦，鄉下孩子學蔬菜栽培，臺北的孩子卻在學珠算。爺爺住在鄉下可以一輩子不碰現金，過著寅吃卯糧的生活，臺北卻是一個出門就不得不消費的地方。
“在臺北，我住在一所最大的小學對面。放學的時候，一萬多名學生全部涌出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人山人海。”他眷念鄉下寂靜的田野，懷念能聽得清蜜蜂飛舞的清靜世界。郁悶時，少年總是騎著自行車拼命往外走，卻發現城市大得沒有邊界，“那時候我心里有一個印象，如果將來有一天要找一個地方生活，我要離開都市。”后來他才發覺，年少時經歷的農村生活經驗，成了自己選擇返鄉的原初起點。
返鄉之旅
少年時代落魄返鄉時，賴青松尤其記得爺爺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家里不差這雙碗筷給人吃飯。”他曾好奇，經濟并不寬裕的爺爺家突然要多養活他和三個弟弟妹妹，爺爺的土地耕種面積并沒有增加，怎么能一次多承擔養四個孩子？所有人吃的糧食要從哪里來？
“我跟在爺爺后面牽水牛，他到處給人家去耕田，我終于知道答案在哪里。地里自然有糧，有糧就有勞動力，如果沒有這些土地長一些東西出來，你還能去水溝摸河蟹、采香菇、弄野菜。人只要有干凈的空氣、干凈的水、干凈的土地，就能好好活著。”賴青松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因為對干凈水土的珍視，賴青松念大學時選了環境工程系。但他并不知道，這個專業的未來方向就是蓋污水下水道、焚化爐與污水填埋場，也就是說，先有環境破壞，才有環境工程的存在。
上世紀80年代的臺灣正面臨政治轉型，社會形勢緊繃，民間積怨深重。賴青松記得，民眾找到的第一個抗爭焦點就是環保問題，“很多工廠為了賺錢，制造了很多污水、空氣污染和噪音，基本上當局也不太管制。”大學四年，賴青松花了很多時間做田野調查，“我非常震驚，一墻之隔是兩個世界。石油化學工廠里面非常先進，還有游泳池，設備非常好。但一墻之外就是稻田，因為工廠管線埋得久，出現滲漏，地下水都有股油的味道。我親眼看到農民把地下水打上來，用打火機點了能著火。這種稻田種出來的大米，農民自己都不吃。”他也常常看到，農田旁邊唯一的灌溉水源就是一潭烏黑的水塘，觸目驚心，“我覺得我們背叛了土地，而且我們沒有給下一代或者是后面的人留下機會。我回想起小時候，我們一家子能靠干凈河流中的魚蝦河蚌過日子。現在我們看起來賺了很多，但失去的可能更多。”
賴青松想盡自己之力保住土地。他嘗試教育下一代，可在學校教了兩個月環保教育發現沒用，他無法左右那些精力旺盛的孩子。他做過“綠主張共同購買中心”副總，也做過綠色生態研究助理，又去日本國立岡山大學攻讀環境法碩士。在接觸到日本的消費合作社概念之后，他逐漸找到了一直希望的“在農村安身立命的機會”。
“消費合作社的做法就是，從都市的消費者當中集結一群有心的消費者，他們對消費市場上所提供的產品都不滿意或者有疑慮，所以直接把訂單拿到產地、農村和工廠去，直接跟生產者談。”賴青松跑到消費合作社去實習，在東京待了一年半，將所見所聞寫成一本《從廚房看天下》。日本歸來后，他在臺北做了一段時間日文翻譯，最終帶著妻子和兩歲半的兒子返回鄉野，租了一片地，開始過上“半農半X”的生活。
都市與農村的橋梁
2004年，賴青松根據自己在日本的經驗，建立“谷東俱樂部”，提出自己的口號：大家一起來種田，讓都市人也可以吃到自己種的米。他先是尋找身邊的朋友，繼而擴大范圍，拉動一幫人做股東，讓消費者直接參與農場生產過程。
這種被稱為“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CSA）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賴青松“務農能不能養活自己”的疑慮。先找到消費者，預約訂購、計劃生產、風險分攤。始于日本上世紀60年代的社區支持農業，既能讓消費者直接購買到健康的食物，也能確保農民收入，不必獨自承擔天災蟲害等外在風險。
就在賴青松尋找“谷東”的同時，香港的“社區伙伴”計劃也開展了兩年，這個共同購買的計劃，同樣也是消費者直接與農夫溝通，彼此建立足夠的信任，以可持續的方式發展農業。
在內地，有機認證是一個確保農產品(9.83, -0.04,
-0.41%)身份的標志。而在香港和臺灣，第三方提供的有機認證也常出現信任危機。賴青松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臺灣消費者對有機認證缺乏信心，“在當時利潤優先、利益至上的一個社會氛圍之下，就算絕大部分農民沒有很大的問題，花錢買單的消費者心里對真假始終會有疑慮。這是一個沒法解開的謎底，除非消費者直接參與農場的生產過程。”
賴青松很意外，他的預約訂單得到不少人支持，“我常常問一些不認識的朋友，我要預收錢，再租地，買肥料，你們都不怕我跑？他們說，最多就給我騙一次。這一次我如果沒有騙人，老老實實種糧食，而且東西好吃，他們就能信任我十年。”現在，賴青松的“青松米”每年直送三四百個家庭，其中70%是回頭客。最初的三年，他的農場很熱鬧，“谷東”們帶著孩子、老人來跟著種地，到后來，人們都像對待家人一樣完全信任他。他以無農藥、低施肥、降低耕作密度的方式種水稻，出產的每一粒大米的高濕度和新鮮度都是市面上難見的。
賴青松始終用一種原始而溫潤的方式配送“青松米”——收割之后立刻冷藏，碾米后馬上包裝好，附上一張牛皮紙的田間工作報告，直接送往消費者家中。他對消費者也有要求，收到大米之后需要盡快食用，以保證最佳口感。他常常說，一碗米飯好不好吃，主要三個人負責任，第一是種大米的農夫，第二是烘干、碾米的師傅，最后是廚房里的母親。如果是平日里難得燒一次飯的家庭，他寧可不做，否則影響了品質。
這位“碩士農夫”經由臺灣媒體報道而成名之后，賴青松的父親也接受了兒子做農民的現實，父親那一輩看衰農業的觀念，終于改變。賴青松自己也實現了讓一雙兒女在田野上度過快樂童年的心愿，他的家就建在稻田邊上，屋前有葡萄架，屋后有倉庫與茅草亭。每年12萬至16萬元人民幣的收入，足以養活一家四口人。
賴青松最引以為傲的是，11年來有七八百人加入了“谷東俱樂部”，這些人中，大約有3%至5%會像他那樣從城市返回鄉野，變成真正的農夫。
在急速變革的全球化浪潮中，上千萬歐洲人期望重回簡單質樸的生活，英國每年有數百萬人選擇返回鄉村。而臺灣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40%的年輕人希望離開大城市的高壓生活。
依照賴青松的觀察，就在宜蘭鄉下，不少20多歲的年輕人開始介入農業，設立個體戶工作室，“我很期待他們。因為他們的網絡能力比我們更強，他們雖然不見得下地，但他們能夠把老中青三代消費者都連接起來，變成都市跟農村的很好的橋梁。”
“每一個人面臨從都市到鄉下的時候，心里都有百般的恐懼，那是一個全然生活的轉變。但回想起來，我自己的生命過程中有兩年是這樣的階段，那是最愉快、最值得回味的生活。”賴青松認為，田園生活不會成為主流，“可是它里面有很多價值觀、很多智慧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