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野島剛寫的《兩個故宮的離合》是最近社科類讀物中的一個小熱門。有意思的是，他在北京與上海的公開演講中都特意糾正“北京故宮是一個空殼，好東西全都去了臺灣”的偏見。“北京故宮的文物數量有180萬，臺北故宮的文物大概有70萬，而且近年來，文物的海外回流、考古發現和收集整理工作也使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展品質量不斷提高。”盡管這樣的話從一個徹底的外人口中說來多少有些“喧賓奪主”，但野島剛多年來利用外國記者的身份優勢，數次專訪北京和臺北故宮前任院長鄭欣淼、周功鑫、林曼麗等，并曾進入一般不對外人開放的臺北故宮庫房，他對“兩個故宮”的了解程度和親近感，恐怕要遠遠超過大部分中國人。
野島剛與故宮的緣分始于1986年。18歲時他第一次來到北京，以為北京故宮指的僅僅是紫禁城，不知道它同時是一座博物院，也不知道文物存放在哪里。因此，除了被超大規模的建筑群所象征的絕對權力震撼，他對北京故宮沒有留下別的印象。
第二年，野島剛作為交換留學生來到臺灣，參觀了臺北故宮。那時臺北故宮還未經過內部整修，更多是作為政權“正統性”的象征，而不是供人參觀的博物館。在燈光昏暗的展廳里，導覽員穿著公務員一樣的服裝，意興闌珊地給他們解說著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璀璨文化的結晶，令野島剛很是失望。但是兩座城市的兩座博物館，都稱自己是“故宮博物院”而又相安無事，這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2007年他被《朝日新聞》派駐臺北，也經常有機會到北京采訪，故宮自此成了他長期深入關注的選題。《兩個故宮的離合》成書于2011年，在日本暢銷至今。
今年6月，臺北故宮的文物將首次赴東京展覽，已回到日本工作的野島剛仍然十分關心借展的過程。“翡翠白菜”是臺北故宮的鎮館之寶，日本方面覺得一定要展出，但臺灣方面對此頗有顧慮。“因為很多大陸游客是沖著‘白菜’到故宮參觀的，排很久的隊都不介意，他們擔心如果‘白菜’不在臺北，游客會有意見。最后在臺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的幫助下，臺北故宮決定將白菜出借兩個禮拜。”野島剛笑說，“由于擔心展品去了日本之后，會被以假處分之名‘扣押’下來，這個展覽遲遲未能成行，現在終于辦成，我的書又可以再賣一輪了。”他對2012年“北京故宮200精品”在東京的展覽記憶猶新：“北京故宮為了顯示自己這些年來的展品收藏，鉚足了力氣，那次展覽的展品之高端讓人咋舌，光是宋元時期的書畫就有41幅，臺北故宮一定不甘落后，所以6月份的展覽也十分令人期待。”
除了采訪在世的“故宮人”，野島剛也挖掘了大量歷史資料。從清末文物大量流出紫禁城乃至中國國境開始寫起，到抗戰時期為保護文物而進行的大遷徙，到蔣介石逃亡之時以軍船搬運經過挑選的珍貴文物，再到臺北故宮的設計與建立的各種細節，《兩個故宮的離合》不僅展示了兩岸故宮博物院合作與交流的現狀，也將兩者的歷史梳理了一遍。
在兩個故宮的歷史中，“老故宮”那志良是令野島剛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角色。所謂
“老故宮”，是指在故宮尚未
“分家”時便在其中供職的人。那志良是滿族人，17歲高中畢業后進入“清室善后委員會”工作，這是為了清點和運用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而設立的組織，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此后那志良的一生都和故宮緊緊聯系在一起。“九·一八”事變后，故宮部分珍貴文物經歷了一系列遷徙，先是裝箱南遷，再赴倫敦舉辦首次海外大展，接著西遷內陸，最后，精品中的精品跟隨國民黨政權撤退臺灣，這些事件那志良都親眼見證。到了臺北之后，他又成了臺北故宮的一員。他還寫下《故宮四十年》、《我與故宮五十年》、《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等著作回憶這些經歷。野島剛說：“那志良1998年過世，幾年以后，他的家屬把他留下的關于故宮的文章和資料捐給了北京故宮，而不是臺北故宮，這很耐人尋味。畢竟他為臺北故宮服務了那么多年，算是臺北故宮人，可是他的認同感還是屬于中國大陸，‘外省人’對中國大陸的懷念竟然那么強烈。”
因為是外國人，野島剛還特別敢問一些別人不敢問的問題，提一些別人明知提了沒用于是便不提的建議。比如在鄭欣淼首次以北京故宮院長身份訪臺的記者會上，他向兩位院長發問：“現在兩岸關系開始好了，兩個故宮什么時候可以統一？”“現場所有人都大笑，因為北京的記者或者臺北的記者不敢問這么直接的問題，只有外國人來問。”野島剛還在各種場合多次建議將北京故宮的博物館功能從紫禁城中分離出去：“北京故宮現在雖然有很好的展覽，但是作為博物館，它還是不好用的，紫禁城的建筑不能改，那么博物館只能在外面蓋。”盡管他知道類似的提法曾在國內引起很大爭議，但以多年的新聞采訪經驗，他也很清楚，有時候看似白問的問題，也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回應。
B=《外灘畫報》
N=野島剛 （Nojima
Tsuyoshi）
“老故宮”都相信“文物有靈”
B：你這次來中國，做了多次演講，內容不盡相同，但幾乎都會提到許多人認為北京故宮是空殼這一偏見，你似乎很希望糾正它？
N：臺灣那邊的民眾，還有臺北故宮的工作人員都相信北京故宮是空殼，好的東西都被臺北故宮拿走了，所以有些看不起北京故宮。有一些藏品確實是臺北故宮的比較好，比如說“翡翠白菜”、“紅燒肉”這些“鎮館之寶”。但是北京故宮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是什么？有很多，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答案。為什么大家會覺得北京故宮總體上不如臺北故宮？這是一個歷史問題，我覺得大家的思維還是停留在1949年。國共內戰后，蔣介石去臺灣時攜帶了經過挑選的故宮文物的精華，大概有3000箱，所以人們都知道最好的文物到了臺灣。但是大家不清楚，尤其是臺灣民眾不知道，1949年之后北京故宮一直在努力收集很多文物，不斷擴大收藏。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說的，“你去北京不要去故宮，那邊只有建筑”。
B：在周功鑫任臺北故宮院長時，你參觀了臺北故宮的庫房，那里一般是不讓外人進去的，你是怎么做到的？進去之后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嗎？
N：我反復向她要求，最后她同意了，可能因為我是外國記者，這是一個優勢；而且我報道了臺北故宮很長時間，她知道我不會亂寫的。那個庫房一共有5扇門，每扇門的鑰匙都是不同的人保管的。走進去后，走道的兩邊放著許多箱子，有的是木的，有的是鐵的，木頭是首次倫敦展時裝文物的，鐵的是去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時裝文物的，走在里面很有歷史感。
B：你剛才簽名的時候寫了一句話—“文物有靈”，這句話在你寫到故宮文物戰時命運時也出現過。你相信
“文物有靈”嗎？
N：我認為文物絕對沒有靈魂。然而，我后來到臺灣采訪了很多所謂的“老故宮”—故宮的文物從北京搬運到南京是1933年，大概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一直陪著文物最終到達臺北的人都叫做“老故宮”—他們都說“文物有靈”。因為老天保佑，所以文物經過這么多的磨難最后還是平安到了臺北。但是，我覺得這只是一個說法，因為他們跟著文物走了太久，所以他們相信文物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對中國人來說，這可能是可以接受、理解的，但是我作為日本人其實沒有辦法接受、理解。在日本，如果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或者是大的災難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把文物放下，自己先跑掉。對我們來說，文物當然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因為日本有天皇制，萬世一系，沒有改變過，天皇不需要什么文物來證明他們是天皇，他們就和空氣一樣，就是存在著的。但是中國不一樣，改朝換代非常多，尤其漢民族以外的人到中原來，建立一個王朝，他們到底是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樣才能證明自己是正統的王朝呢？他們學了漢字，學漢文化，還收集文物，以證明自己的正統性。對文物的重視程度，中國是遠遠超過日本的。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后，故宮決定把文物送到南京去；后來戰爭爆發，他們又決定把文物送到西部。
B：你為了寫這本書，除了兩個故宮以外，也去了中國的西部……
N：我最先去的是貴州安順，后來又到了四川樂山，都是故宮文物安置過的地方。樂山因為大佛而出名，這幾年樂山人保護文物的意識也越來越強，他們現在建立了一個很好的陳列館，叫做
“故宮文物南遷資料陳列館”。這不是國家或地方政府建的，是當地的人民捐錢建的。陳列館還有另外一個名字—“戰時故宮博物館”。我寫的是“兩個故宮”，但是我發現樂山還有一個故宮。
B：其實還有沈陽故宮，南京博物院也藏有故宮文物。
N：對，南京博物院很重要，1933年，北京故宮的文物南下的時候，先到了南京，再去的西部，戰爭結束以后，文物又從四川回到南京來了。本來這些文物都應該回到北京去的，但是國共內戰爆發，之后國民黨戰敗，他們從南京博物院把三千箱文物送到臺北去了。這是兩萬箱中的三千箱，那么其他的去哪里了？照理當然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回北京，可實際上運送過程因為國家動蕩的局勢而中斷，兩千箱的文物留在了南京博物院。“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北京向南京要文物，南京方面覺得我們已經管了那么久，不肯還了，這件事至今沒有解決。沈陽故宮是金人入關前的皇宮，清朝的行宮……看來我以后要寫一個“五個故宮”了。
B：你書里寫到了臺北故宮的設計過程，我覺得很有趣。著名的建筑師王大閎的設計案因為被蔣介石認為不夠“中國”而落選，此后他設計國父紀念館時，就適當減弱了現代主義風格，加入了中國元素。就你采訪所得，這兩件事有直接關聯嗎？
N：我沒有直接采訪到他，因為他年紀太大了。最終臺北故宮是由王世杰設計的，王世杰是故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最初是故宮設計案的評審之一。蔣介石對王大閎的方案提出意見后，王提交了自己的方案，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太好。我不能確定后來王大閎是否因此而在設計國父紀念館時有所妥協，但據王大閎的學生說，這件事對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2013年3月14日，江蘇省南京市，在“故宮珍藏－中國書畫復制精品展”上拍攝的首次來寧展出的“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珍品復制品五代畫家巨然的《秋山問道圖》
B：你前面說到，6月份臺北故宮文物赴日展覽，在“立法院”院長的促成下，“翡翠白菜”會去東京兩個月，故宮展覽為什么會和臺灣“立法院”有關？
N：最早日本方面提出展覽一定要“白菜”的時候，臺北故宮馬上就拒絕了。日本方面想要知道原因，但馮明珠院長不回答，說不行就是不行。經過再三追問，臺北方面回答說：大陸人會生氣。這個很有趣。經過很多次討論，日本方面又提出了一個方案：我們要把五個很重要的國寶借給臺北，交換“白菜”，臺北故宮終于同意了。這段可是秘史（笑），我還沒有寫，未來要寫的。東京國立博物館請一個國會議員打電話給王金平院長，要他給馮明珠施壓，馮明珠不得不聽，“立法院”院長的權力還是很大的，所以她最后同意把“白菜”借給日本，但是只能是兩個禮拜，這兩個禮拜如果大家要去臺北，會發現“白菜”失蹤了。請不要生氣啊。
B：你現在回到日本，在《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你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N：我主要負責朝日新聞中文網的工作，向中文讀者報道關于日本的新聞。中國領導人到日本訪問，我們也會報道。
B：你最近在中國開了一些專欄，是用中文寫的嗎？
N：如果時間充足的話，我會用中文寫，再找人修改（笑）；如果時間不夠，我就用日文寫，請別人翻譯。我最近比較積極地希望進入中國言論界，因為我發現很多在日本的中國人都會很積極地在網絡上發表意見，他們的日文很不錯。而在中國這么做的日本人，大概只有加藤嘉一先生吧？我雖然不上電視，但是可以寫專欄，除了時政之外，我對青年亞文化也很感興趣，喜歡看電視劇、聽流行歌曲。比如關于很紅的日劇《半澤直樹》，我就能寫一篇文章分析它受歡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