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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循環中，最終是消費者主導、重建信任的過程，很大程度上由消費者發起，生產者迎合。”翁乾春說經歷了吃吃錯錯錯錯吃吃，如多數關心食品安全的消費者那樣的歷程，6月，夏寧決定和翁乾春一起，整一個農夫市集。而后者，已經在農業領域摸索了五六年。
　　這是一個風格迥異的組合，夏寧干凈、精細，有著年輕成功投資者冷靜甚至有點冷峻的臉龐；而翁乾春質樸，不修邊幅，偶爾的沉默里有似乎難抑的熱情。
　　12月28日，將是圣甲蟲農夫市集第15期，也是2013年最后一期市集。5個月中，市集不僅組織農戶親自銷售自己的生態產品，拓展出創意手工小市集、親子跳蚤會、農耕學堂等附屬活動，還承辦了第一屆上海參與式保障體系（PGS）交流會。
　　從2010年內地一線城市出現第一個有機農夫市集，至今3年多過去，今年“參與式保障”突然成了有機農業圈的熱門話題。這也是夏寧和翁乾春最樂于談及的主題。市集上，農戶與消費者面對面交流，僅是這個話題的一部分。通過消費者、農場與市集三方參與的規則制定、數據檢測、透明決策等，市集實際上成為中介與平臺，促成一個共同參與、共建信任的循環。
　　“在這個循環中，最終是消費者主導、重建信任的過程，很大程度上由消費者發起，生產者迎合。”翁乾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說。而兩人，也走過了一段從尋尋覓覓的消費者，到農業領域的實踐者，最終創辦市集的歷程。
　　
　　內心深處的追求
　　
　　2008年的都市白領熱衷“農場”偷菜。這當然是一個虛擬的農場，在通訊行業工作的翁乾春卻從中嗅到了第一個商機。
　　杭州一片有山有水、風景秀麗的地方，翁乾春創立了自己的“開心小農場”，分塊出租給那些想自己種塊地的人們。這寄予了他對農業最初的希望，來自江蘇昆山的他覺得，“我們國家農耕文化的底蘊非常深。歷史上，名人歸隱都喜歡跑到田野鄉村。現在大家在城市忙忙碌碌，壓力也挺大的，如果想要安逸些，自自然然就會想到去農村搞個山莊田園農場之類的。”他說，這種生活方式，是“我們內心深處的訴求”。
　　彼時夏寧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四歲前度過的鄉村生活幾乎是不復可及的記憶。但他至今還記得，年幼時是如何在陽臺的小小角落里，等待一棵毛竹發芽，然后每天去測量拔高了幾毫米的心情。毛竹沒長多大就掛了，可田園之想似乎不曾離開。直到2009年，他在崇明租了一百多畝地，由他人管理，種植生態食材，算是第一次觸電農業。
　　他們身后，風起云涌。2008 年，國內第一家本土化的CSA農場——小毛驢市民農園在北京鳳凰嶺下成立，此后CSA在中國成長頗快。CSA如今定名為“社區互助農業”，是一種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生態生產模式。此前，主營有機蔬菜配送的多利農莊于2005年成立，正谷于2007年成立。盡管一直存有爭議，這些大型公司的進入，無疑帶動了有機概念的大規模傳播。
　　到白領偷菜熱的那些年，一些消費者種地，看中的還是好玩、消磨時間，并沒有那么強烈的尋找安全食品的期望。由于農場距離太遠，客戶流失率很高，不久翁乾春放棄了這個項目。隨后，新一波的陽臺種菜在食品安全問題頻爆的2010年前后火了起來。
　　翁乾春想，把菜園搬到家里，客戶就不用來回奔波了。這一年，他做起了陽臺種菜項目“易栽樂”。他分析說，陽臺菜園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趨勢和流行，也和大環境有關，“隨著住房條件改善，人們逐漸有條件去追求它。”
　　夏寧也在自己的軌道上慢慢行走著。2010年，因為無法親自管理產生的問題，他關閉了崇明的農場，打起檢測的主意來。“感覺很多食品有潛在風險，但消費者無信息知情權，沒有知情權也就沒有選擇權。成立一個檢測機構，將成本降低，可以同時為家人挑選食材，為其他委托人提供檢測服務，也可以幫助真正的好農場證明自己。”
　　
　　給消費者選擇權
　　
　　圣甲蟲俗名“屎殼郎”，土地中極為普通的一種昆蟲，在古希臘卻有神圣的意義，“古希臘人認為，地球是由屎殼郎推動形成的。”翁乾春說，圣甲蟲雖不起眼，所做的事情卻對整個地球生態大有稗益，這就是市集名字的由來。
　　市集是一種古老的體系，人與人在這里相聚，物質超越單純的交換價值，成為人際溝通的載體。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曾一言以概括農夫市集的魅力：“它的簡樸無法超越，貨品來自附近村莊而保持了自然新鮮。”在北京的農夫市集之后，上海已有友好農夫市集、嘉善老集等，而廣東、浙江等地近年也陸續有此類市集出現。其模式是相似的，通過近乎傳統的、農戶與消費者面對面的售賣形式，促進供應鏈上下游的交流。加之市集常有一些附屬項目，如親子市集、手工課、食品安全方面的討論等，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周末休閑的去處。
　　夏寧想得更遠。他動過檢測的腦筋，現在，他又想把參與式保障體系引入。
　　就算在國際上，參與式保障都是頗新的概念。它于2004年在“另類認證”研討會上提出，其核心在于生產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在有機擔保過程中的積極參與。已成立近3年的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在今年10月初的一次大會對照參與式保障體系各項要求，給自己打了74分。“生產者和消費者意識和理念相對滯后，不愿參與。”北京友機的組織者之一常天樂說，這可能是PGS在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新的思維對消費者提出了要求，同時也在挑戰著生產者。好在，翁乾春看到，參與市集的約40家農戶中，多數是更具理想色彩、更有城市氣質的新農人，他們心態開放，樂于讓消費者和市集介入。消費者更有機會走進農場，而市集作為第三方，提供檢測服務，公開各種信息，將從綠色到自然農法的各級農場分類，他們始終強調的是透明，而透明，正是給予消費者選擇權的前提。
　　而當消費者真正選擇了這些安全健康的食材，他們也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態度，“這也是對生態環境的支持，把手里的選票投給堅持生態種養的農人，也是從微觀層面支持信任重建。”夏寧說。
　　
　　可傳遞的信任
　　
　　記者第一次見到夏寧的時候，他似乎只是市集中一個忙碌的工作人員。他不滿一歲的孩子由太太抱著，也許是那次市集最小的參與者。夏寧說，自己從小身體不好，對食品問題比較關心，而自從太太懷孕，這幾乎成了一個讓人“糾結”的問題。
　　多次市集后，他們也發現，年輕的父母親是市集非常大的消費人群。這也對應了一個事實——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的有機農業興起的時候，主要依賴的，也是年輕的家庭主婦。而在中國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也發展得極好。
　　但夏寧也發現，這群體本身極需要可靠知識。在這個人人空前關注健康問題的時代，隨意打開微信、微博，總有那么些健康小貼士漫天飛——其中不少屬于以訛傳訛。“消費者錯誤的認識會導致惡的循環。網上流傳的一些方法其實是錯誤的，譬如雞蛋，以前大家說蛋黃紅就是好的，其實這錯了。我們會綜合一些農場主的意見，把鑒別方法做成資料。”夏寧說，由于聯結著生產者和消費者，類似的知識普及工作也是市集題中應有之義。
　　創辦市集之前，夏寧也很注意選擇有機食材，產品多來自他的EMBA同學的農場。這是一種傳統的、依賴直接的人際關系取得的信任。生態農業圈的信任關系，一度依賴于這種脆弱的人際——今年，微博上的生態農業圈子也一直在討論如何突破小圈子局限。
　　“我們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讓信任可以傳遞，而不限于這一群人。如果我信任市集上一個農場，也就信任其他農場。”夏寧說，市集組織許多對農場的考察和取樣檢測，同樣的，如果你信賴的朋友去過那個農場，你也會信任那個農場。
　　但他們也認為，長遠來看，消費者與生產者接觸所產生的信任關系，應讓位于制度與規范所確立的那種信任關系。而這，正是目前逐漸風行農業界，作為有機認證之補充的參與式保障體系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