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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用一兩句話去概括王世襄的收藏人生。
10月初北京恭王府樂道堂舉辦的了一場王世襄舊藏展，雖然展期不長，但品類豐富，除了我們熟悉的的家具、銅爐之外，更包括了葫蘆、鴿哨等鮮見的內容，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則是一批首次露面的王世襄珍貴藏書，倒是可以從中看出先生收藏中的細節和習慣，拿古籍專家拓曉堂的話說“他的東西一眼就能看出來，不管什么書，封套上一定是包得好好的，工工整整用楷書寫著書名”。對于入行晚，沒趕上大師尚在的年代的后生晚輩們，可能只能通過展覽來超越書中文字的平面化去了解這個真正意義上的收藏家。
家具
展覽里只有兩件黃花梨家具，一件花梨木獨板大畫案及腳踏，一件黃花梨琴桌。但王世襄的名字很難不與明式家具發生聯系。
在《錦灰二堆》中，他寫道，抗戰時期，去川西李莊參加中國營造學社工作，“因研讀《營造法式》、清代匠作則例而對小木作及家具發生興趣，日本投降后，回到北京，開始調查采訪傳統家具，遍及收藏名家、城鄉住在、古董店肆、曉市冷攤。”
1985年，香港出版了王世襄所著的《明式家具珍賞》。馬未都曾說過，這部書當時國內沒有出，一時間港版書的價格高達近千元，卻一書難求，因為這書一度成了“明式家具走私指南”，那些村村寨寨里有明式家具的老鄉們炕頭上都可能留著一本，這本書從客觀上來說讓民間的黃花梨家具加大了外流的速度，可見它的權威和細致，幾乎成了行業教科書。這個結果令王世襄痛心疾首，他是最痛恨國貨外流的——在《錦灰二堆》里，他在回憶受洛克菲勒基金會邀請去美國、加拿大的美術館看家具與書畫的行文中都是用“強盜”、“文物販子”等詞稱呼那些從中國購買文物的館長和主任。
到了1985年，王世襄的個人收藏有79件。這79件收藏，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市場價十分之一的價格出售給了他的好友、香港商人莊貴侖，條件是不能打散、自用或商用，得捐給上海博物館。后來，莊貴侖以他父親莊志宸的名義將79件家具都捐給了上海博物館，也彌補了王世襄一直對國內博物館沒有單獨的明式家具展廳的遺憾——這一點在解放初期他參觀美國納爾遜博物館、波士頓博物館時就提出來了。王世襄用這筆款子在芳草地買了公寓，搬離了1914年就住下的擠得滿滿當當的芳嘉園。此事的始末雖版本不一，但老人家對家具的熱愛不容有疑。即便他出售了這些舊藏，也依舊在做著更多與明式家具有關的研究和案頭工作，這次在恭王府展出的黃花梨家具，也有故事。
家具專家喬皓說：“王老其實一直想做一件融合了他自己想法的明式家具。1995年他得了兩塊非常大的花梨木，這兩塊料拿來以后很長時間先生都沒有動工。他和田家青先生共同研究制作了這個大畫案，制作地點在北京的北郊，王先生多次去到現場和工人去商量，畫樣，傾注了很多心血。”田家青是中國古典家具領域內著名的學者、專家，是王世襄惟一的入室弟子。倆人商量著做這個畫案時，王世襄這回要做到“如果碰掉了畫案上的任何一個配件，它就塌了，散架了”的狀態，這就要求不能有任何一處是富余的，要最簡潔。這塊案子，后來成了王世襄晚年主要的創作基地。
對木頭的熱愛源自營造學社時期的信息積累，更來自于路燈下和老木匠們抽著煙袋鍋子的閑聊、進木工房和師傅們打成一片、花五塊錢從通州找來的黃花梨方桌沒了運費就自己用板車拉回家、唐山地震時不舍得一屋子的家具恨不得睡在柜子里……京城第一玩家，哪里是玩出來的，去展覽上看看那些葫蘆雜項的封套上工整小楷寫的名稱特征就知道，都是花功夫得來的。
古籍
從體量和形態上，古籍在一個收藏大家的體系中屬第一眼不太會關注的那一組，這些舊書擺在那兒，沉默著卻是最好的老師。
王世襄的祖父一輩都是晚清的進士出身，父親在外交部條約司工作，母親金章是著名的魚藻畫家。雖然是世家，卻不是巨富之家，他自己也開玩笑說：“十塊錢以上的都歸朱家溍先生玩，像我只能玩得起十塊錢以下的”。拓曉堂也說，朱家溍先生的舊藏拿到故宮很多都評了一級文物，王世襄的如果拿到文物所、故宮去評級，估計只能評個二級。這些古籍中，不會有很名貴的，多是有趣的，你會發現這個老人家活到90歲，快快活活地一輩子把他喜歡的東西都研究出子丑寅卯來，寫一大堆的文字還讓別人讀著也想湊上腦門子了解一二——這似乎與他長期的閱讀習慣有關系。
晚清至民國時，京城一派藏書基本都是求大求貴，而江浙一派，自私家藏家樓興盛開始，尤其是以常熟代表的鑒賞派，都是以小、精到、罕見為收藏特色。“所以看王世襄先生，其實是屬于江浙一派的，且是路子非常正的那種。我舉一個例子，這次展覽里有一部書，《藥雨談畫》，是民國期間一位有名的書畫鑒賞方藥雨。這個方藥雨所經眼過的書，他做了一個詳細的目錄，是用民國初年學術界非常推崇的一種日本的美龍紙來抄，字體非常工整，抄得非常漂亮。《藥雨談畫》在民國的時候曾被一個非常有名的收藏家周書濤先生收藏過。民國期間藏書界有‘南成北周’的說法，北方的周書濤的藏書是第一大收藏家，他的重要藏品基本上都是宋元本，主要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他的明版主要在現在的天津市人民圖書館，這些都是當年周先生捐贈給這些圖書館的。《藥雨談畫》實際上當年就是周書濤先生收藏，在書的封面，就有周書濤的收藏印。說著多為什么？只說明這本小書不是大件，但王世襄得到了，珍藏了，一直留到現在，這是他收藏的一個特點。”
看完展覽不少人會奇怪，為什么一個收藏家要看這么多的詩詞？會有這么多詩集和詞集？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書畫的人來說，要看懂畫上的題詞和題詩是需要極大的古詩詞儲備的。王世襄到美國去拜訪美術館時，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將流失出去的中國古代書畫作出詳細的筆錄，這些詩詞書籍在構建他的書畫研究功底的過程里一定功不可沒。
拓曉堂與王世襄有過多次交往，他也多次去到王家的老宅芳嘉園拜訪，親見過滿地古籍、雜項、家具的情景，在那些略顯陳舊卻充滿光輝的物件里更隨著王老向里屋穿行，生怕一轉身不小心碰掉了一件寶貝；也在大雪天里一進屋就聽見王世襄揣在懷里的蟈蟈叫了，聽王老抱怨現在的大蔥打農藥太厲害，蟈蟈吃了便死……
拓曉堂認為，一個不嚴苛的人是做不了大收藏家的，也做不了大學問，做不了美食家。在他眼里，王世襄非常嚴苛，真正做事的時候他瞧不上的人根本就不多說什么，這與許多人眼里的和藹親切并不沖突。在他的描述中一切都那么矛盾：王世襄不是穿個中山裝就是個對襟的舊襖子，家里亂得那叫插不進腳，可案頭上的小楷寫得工整，所有和收藏有關系的他都弄得特清楚明白；大家都知道王老做菜是一絕，到了后廚師傅們壓根沒想過他不是廚子，可他后來一個人時常常吃剩飯，工作起來餓了就吃方便面；老北京胡同里那些最俗氣的玩意兒，連武夫們玩的捉兔、逮獾他都玩，卻生生玩成了一生雅趣。也許是這些矛盾讓他有血有肉，讓所有回憶他的人都能說出若干細節，讓許多沒有機會得見的小輩對著那十幾部深入淺出的著作上“王世襄”三個字，不太像一個遙遠的名字，而是一個親切的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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