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的資本市場很不平靜，“老鼠倉”案件頻發。隨著招商基金前副總楊奕以及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的案件曝光，“老鼠倉”這個困擾中國公募基金行業的頑疾再度擺到市場面前。而無論是從高達10.5億元之巨的涉案金額，還是從1883萬元的獲利金額來看，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的“老鼠倉”案件均刷新了歷史記錄。
對此，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認為，如何提高“老鼠倉”的違法成本、促使基金管理人將份額持有人的利益切實的放到首位，已經成為了事關基金行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問題。
“老鼠倉”禁而不絕 反偵察能力提升
稍早之前，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先后在9月6日和9月13日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通報了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老鼠倉”和招商基金前副總楊奕“老鼠倉”事件的調查情況。經核實，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間，馬樂涉嫌利用職務便利獲取博時精選基金交易情況的未公開信息，操作3個賬戶，先于或同期于該基金買入或賣出相同股票76只，獲利1883萬元，成交金額累計約10.5億元。
該發言人表示，鑒于博時基金公司上述內控制度不完善，相關制度不能有效執行，原基金經理馬樂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給博時精選股票基金份額持有人造成了較大損失，對行業形象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按照有關規定，證監會決定對博時基金公司采取責令整改6個月等監管措施，在整改期間證監會暫停受理和審核該公司所有新產品和新業務申請。
招商基金前副總楊奕則涉嫌親自下單操作或伙同他人，利用其掌握的未公開信息，通過第三人證券賬戶買賣與其管理的基金相同的股票，涉及股票40余只，交易金額3個多億，違法所得1000多萬元。目前，楊奕已被公安機關批捕，案件仍在偵辦過程中。
公開資料顯示，自2008年上投摩根原基金經理唐建首度因基金“老鼠倉”遭到處罰以來，已先后有南方基金原基金經理王黎敏、融通基金原基金經理張野、景順長城原基金經理涂強、長城基金原基金經理劉海、長城基金原基金經理韓剛、國海富蘭克林原基金經理黃林、光大保德信原基金經理、投資總監許春茂、交銀施羅德原基金經理、投委會主席李旭利、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經理鄭拓以及此次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和招商基金前副總楊奕共計12位基金從業人員的“老鼠倉”事件被監管部門披露。
從涉案細節來看，根據中國證監會披露的信息，上投摩根研究員兼阿爾法基金經理助理唐建利用職務便利通過其所控制的證券賬戶交易“新疆眾和”股票，為自己及他人非法獲利152.72萬元，具體涉及的成交金額則未全部披露；時任南方基金基金金元、基金寶元的基金經理的王黎敏操作“王法林”賬戶買賣“太鋼不銹”和“柳鋼股份”股票，為該賬戶非法獲利150.94萬元；融通基金原基金經理張野則非法獲利229.48萬元；景順長城原基金經理涂強則非法獲利37.95萬元；長城基金原基金經理劉海非法獲利13.47萬元；長城基金原基金經理韓剛非法獲利30.3萬元；國富基金原中國收益基金的基金經理黃林則虧損了5.4萬元；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基金經理許春茂非法獲利209萬元；交銀施羅德原基金經理鄭拓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交銀穩健基金買入或賣出股票50余只，累計成交金額達5億余元，非法獲利1400余萬元；交銀施羅德原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李旭利非法獲利1071.6萬元。而在此次的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一案中，獲利金額則為1883萬元，成交金額累計約10.5億元。
從監管部門披露的細節來看，上述12宗“老鼠倉”案件，顯示出來的結果可謂“觸目驚心”。一方面，無論是“老鼠倉”所涉及的交易金額還是獲利金額都在明顯的急劇擴大，基金經理的膽子可謂越來越大；另一方面，“老鼠倉”所涉及的股票數量越來越多，資金及賬戶控制也越來越隱秘，顯示出在監管部門的打擊之下，涉案基金經理的“反偵察”能力明顯提高。以鄭拓為例，其使用的證券賬戶先后轉挪于上海、哈爾濱、北京等地多家證券營業部，賬戶資金更是通過其親屬、朋友等10余人銀行賬戶走賬，刻意規避監管，反稽查意圖明顯，極大增加了調查取證的難度。
罰金不斷加大 入刑化趨勢明顯
隨著“老鼠倉”禁而不絕，頻繁觸及監管部門和基金投資者的底線，證監會對于其的相應處罰力度也正在逐步加大，除此之外，除了行政處罰之外，“老鼠倉”行為被處以刑事處罰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公開資料顯示，從上述“老鼠倉”的處罰結果來看，唐建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沒收違法所得152.72萬元，并處50萬元罰款；王黎敏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沒收違法所得150.94萬元，并處50萬元罰款；張野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沒收違法所得229.48萬元，并處400萬元罰款；涂強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沒收違法所得37.95萬元，并處200萬元罰款，并采取終身市場禁入措施；劉海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沒收違法所得13.47萬元，并處50萬元罰款，并采取終身市場禁入措施；韓剛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黃林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并別罰款30萬元；許春茂被取消基金從業資格。
從行政處罰的力度來看，罰款金額在明顯的加大，取消從業資格和市場終身禁入也成了常態，反映出證監會對于“老鼠倉”行為的監管力度正在不斷加大。
除此之外，近年來，基金經理“老鼠倉”行為的刑事責任風險也在明顯提高。上述11起案件中韓剛、許春茂、鄭拓和李旭利則因此而獲刑(其中李旭利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罰金1800萬元，目前其二審時延期)。韓剛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沒收其違法所得并處罰金31萬元；許春茂被判有期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210萬元；鄭拓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600萬元。
按照《刑法》第180條的規定，基金經理從事“老鼠倉”活動，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也就是說，作為涉案金額最大、獲利金額最大的“老鼠倉”一案的主角，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最高可獲十年有期徒刑，其罰金規模也可能超過此前李旭利一審被罰的1800萬元。
違法成本低廉成“老鼠倉”溫床
在業內人士看來，“老鼠倉”頻發已嚴重威脅中國公募基金業的健康發展。而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種行為本身的違法成本過于低廉，在低風險以及與之不匹配的高收益的情況下，促使基金經理面臨巨大的誘惑，有足夠的動力進行違法違規行為。
一位基金評價業人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公募基金業的老鼠倉頻頻發生，其背后所反映出來的，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份額持有人之間利益嚴重不一致的狀態，“老鼠倉”行為的本質，實際上是通過犧牲持有人的利益來滿足基金經理的私利，這種行為多發頻發，會造成整個行業的信任危機。實際上，這也是近年來公募基金發展步入瓶頸的因素之一。
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厲健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老鼠倉”謀取高額收益、犯罪成本卻極低。近年來，證監會不斷加重對于“老鼠倉”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相比之下，目前《刑法》180條所規定的懲戒力度明顯偏弱，難以有效懲戒此類犯罪，呼吁立法機關修法加重處罰。此外，應當盡快設立“老鼠倉”民事賠償訴訟機制，為權益受損的投資者挽回損失。
另一位法學界人士則對記者表示，基金投資者的維權在法律上仍然面臨眾多障礙。“最高法希望獲得地方的案例，進而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而地方法院則希望最高法先出臺司法解釋作為審判的依據，雙方已經陷入了這種矛盾之中。”這位專家表示，目前迫切需要建立集體訴訟制度，才能為基金投資者提供有力的維權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