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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合擔保總經理周紀安。資料照片 |
“一般人可能想不到，全國財產險企業實收資本1267億元，保額為369萬億元；全國融資擔保業注冊資本總額超過8000億元，融資擔保額卻僅有1.9萬億，資本杠桿率不到3倍。而在擔保業，杠桿率到3的時候才能勉強打平不虧損。”
“可能更多人想不到，融資擔保業在地稅管理系統中，被列在了與理發、打印、照相等一樣的‘其他服務類’名下。”
“國際上，擔保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是信用保險的一種具體分類。而在國內，擔保被限定在了一個很狹窄的范圍，成了信用保險的極端特例。”
……
中合中小企業擔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合擔保)總經理周紀安日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在采訪中，周紀安的不少觀點，可能會“顛覆”不少人心目中對擔保業的傳統認識。而在周紀安看來，這種所謂“顛覆”恰恰表明，對擔保業的誤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種種歧視性做法，是當前擔保業發展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認識，此前在信用保險行業浸淫多年的周紀安，一年多前開始了他的二次創業。他領銜籌建的中合擔保，注冊資本金達51.26億元，是業內資本規模最大的公司，被譽為“擔保業航母”。面對行業困境，周紀安引入保險的“大數法則”，顛覆了傳統擔保業“全額責任無條件擔保“模式，力圖重構擔保商業流程，走出一條批量化風險責任分擔的創新之路。
各種歧視：擔保業“很受傷”
擔保業傳統業務模式中的高風險低收益特征，讓每一個擔保公司都進退兩難。用周紀安的話說，“何去何從，頗費思量”。
“擔保行業沒有獲得應有的位置，也沒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是周紀安這個擔保“新人”一年多來最深刻的體會。
他告訴記者，有這樣一組數據曾讓他大吃一驚。2011年，全國融資擔保行業實收資本達到7378億(截至2012年末，這一數據達到8282億元)，竟遠超當年財產險1267.26億元的實收資本。而相比369萬億的保險額，融資擔保額卻僅有1.9萬億，資本杠桿不到3倍。
“對于擔保業來說，杠桿率到3的時候才能勉強打平，4、5的時候才能有一定的盈利，也就是說，整個擔保行業處在一種全行業虧損的情況之下。”
“令我驚喜的是，這一行業居然聚集了8000多億的資本，比財險資本都高出3倍之多；但讓我遺憾的是，這8000多億資本金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因為擔保行業在目前的市場，目前的融資鏈條中，沒有得到相應的地位。”
“比如，銀行和擔保公司的合作關系的不對等。”周紀安說。長期以來，銀行對擔保似乎有種“天然的歧視”。針對自有客戶，銀行往往會經過篩選，將資質較差的客戶推薦給擔保公司，由后者為這些企業提供全額無條件百分百擔保。一旦客戶無法歸還貸款，擔保公司就必須第一時間歸還，儼然淪為不良貸款的“收容站”。而對擔保公司帶來的客戶，銀行則會提出交納更多保證金等較多苛刻的條件，進行不公正對待。
此言不虛。而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廣州和北京爆發的華鼎和中擔事件，則使得這一不公正做法更加強化。據報道，事件爆發后，大部分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逐漸壓縮了與民營擔保的合作。一些銀行甚至直接下文，把所有民營的擔保公司從銀行合作的名單中剔除。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也正在誤傷那些正規經營、真正希望為中小企解決融資問題的擔保公司。
更讓周紀安不解的是，相關部門對擔保公司的管理歸類。
“地稅把融資擔保與理發、照相、打印等一同歸類為其它服務業；國稅則把融資擔保歸類在咨詢服務業。”周紀安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行業分類本來并無高下之分，我也不是非要給擔保業爭一個金融機構的名份。只是由于分類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給擔保業行業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成本和障礙。擔保公司要求客戶提供各種抵質押，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們在一些地方授權機構辦理相關手續的時候，卻經常遭到拒絕。理由是，只有金融機構才能獲得抵質押權。無奈之下，我們只能找各種各樣的渠道去疏通，或者找銀行去代持，這樣轉嫁給企業的成本也越來越高。”
“另外，融資擔保公司一直不能接入中國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不知是否和分類有關。央行雖然發文稱，要選擇資質比較好的擔保公司逐步的接入，但截至目前，還沒有一家擔保公司接入這個系統。”周紀安無奈地說。
在這種環境下，擔保業面臨的困局似乎就“順理成章”——銀行不配合，企業不感冒，政策不傾斜，擔保費用過低，代償風險過大，生存發展十分艱難。
大數法則：回歸信用保險本來屬性
行業的整體困境，促使周紀安對現有擔保模式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也讓他勇于跳出傳統窠臼，回歸擔保業本來的信用保險屬性。
在他看來，擔保是信用保險的一個特例。他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解釋說：“擔保行業就是增信服務機構。按國際通行的理解和實踐，除非是在極端特殊情況下采用無條件百分百承擔責任時才叫擔保。一般而言，有條件地承擔賠償責任的擔保，都叫信用保險或信用增加。”
而當前國內主流的“全額責任無條件”的擔保模式，被周紀安看成是阻礙擔保行業健康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好的企業不需要我們擔保，找擔保的企業多少都有問題。為這樣的一種類型的企業無條件承擔全額責任，整個擔保行業都如履薄冰。”
與此同時，擔保業的現有模式，已完全不適應對資金最“饑渴”的小微企業小額、分散、短期、無抵押的貸款需求。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底，有69.7%的中小企業因為缺乏抵質押物而無法獲得貸款。
“小微企業只有在有全額抵押品的情況下，擔保公司才敢接受。這種情況下，擔保公司的杠桿率根本上不去。”周紀安指出，“擔保公司的資本杠桿率，一般最大可以放大到10倍。但現實中，很多擔保供公司的杠桿只能做到2至3倍，其獲得盈利都難以支撐企業的正常運營。這使得一部分公司開始出現萎縮，而另一些公司則開始‘打擦邊球’，做一些業務范圍之外的事情，擔保行業的混亂由此受人詬病。”
這一現實，逼得周紀安不得不創新，不得不“顛覆”。“原來的模式是，擔保公司替債務人提供擔保；現在，我們能不能走出一條跟債權人共擔風險的路子？”
于是，“大數法則”這一信用保險乃至保險業的核心精髓，就被引入到中合擔保的實踐中來：不再“一對一”地對債務人進行擔保，而是與銀行、小貸公司等債權人一起合作，按比例批量化承擔其可能面臨的風險。
“這時候，整個的擔保業務操作模式都需要發生改變。就像挑蘋果，以前是，每一個上面都不能有一點點的瑕疵，而現在可以稍微簡化和標準化。這一筐蘋果可能大部分是好的，有個別壞的。最后算總賬的時候，壞賬能夠在我的容忍范圍內就可以了。其實這也是保險的精髓——大數法則，即通過增加客戶數量來增加風險容忍程度。”
而如今，周紀安也為中合擔保的這一大膽創新，找到了政策依據。8月8日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中提出，加快建立小微企業、增信服務機構以及商業銀行之間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
這一表述，讓一直堅持在擔保業務引入“大數法則”的周紀安十分興奮。他組織公司上下進行了反復的學習和研究。“如果這一機制可以真正得以貫徹落實，這對擔保業的盈利模式來說，將是顛覆性的。”周紀安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這樣一來，擔保業8000多億的資本，就真正能充分發揮的杠桿作用，擔保公司也就真正變成了商業銀行平等的、風險共擔的合作伙伴，而不只是不良貸款的‘收容站’”。
這顯然是一個三贏模式：銀行按照自己的授信、標準去挑選評估企業，擔保公司不再去做重復調查，重復評估，重復抵押。對小微企業來說，降低了貸款門檻，節省了成本；對于銀行來說，則找到了風險共擔的伙伴。
商業銀行冷對VS小貸公司追捧：新模式遭遇考核之惑
但是良好的愿望，似乎并未帶來預期的結果：截至目前，還沒有一家商業銀行敢于真正嘗試這一新的模式。
“有十幾家銀行跟我們的接觸已經很深入了，理念大家都很認同，但是一些操作上的問題卻很難解決。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談成一個。”周紀安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解釋說，“其實最關鍵的還是考核問題。目前，小微企業的貸款仍然按照大中型企業那樣來管理，一單算一單，一單都不能出事。而我們提出的新模式，是按比例替銀行承擔每一筆小微貸款的風險，可以減少不良金額，但不能減少不良戶數。”
“其實，商業銀行做小微企業的貸款，不應該考核他壞賬的筆數，而應該考核總體的不良貸款金額。這個考核理念不改，商業銀行就沒有動力去推這個模式。”周紀安進一步分析。
雖然新模式在商業銀行面前多次碰壁，但管理更為靈活、反應更加靈敏的小貸公司，卻非常“追捧”。
7月25日，中合擔保與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旗下的邦信惠融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正式啟用這一模式。
周紀安介紹說：“目前，我們和大概五家擔保公司已經正式簽訂了這種比例分保的協議，這五家是山東、大連、浙江、廣東的，而且我們跟他們的合作是從比例分保開始逐步的擴展，小貸公司我們還跟一些上海、江蘇小貸公司建立分擔的機制，在這樣的一種模式下，我們大概已經覆蓋了八、九百家小微企業。”
“中小微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石。與大企業相比，它們對資金的需求最為迫切，獲得資金的難度也最高。要實現中小微企業和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除了擔保業自身、小貸公司努力外，我們更期望實力更為強大的商業銀行，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和行動，投入到這一偉大事業中來！”周紀安通過《經濟參考報》發出了這一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