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剛過完20歲生日的中國嘉德，今年春拍第一天的夜場，此前頗受關注的吳作人油畫《戰地黃花分外香》，以8050萬元成交。另一幅扛鼎之作，張大千工筆仕女畫《紅拂女》，以7130萬元成交。這樣的紀錄在前兩年動輒上億的高價映襯下，再也不能讓人感到驚訝。
很多藝術品愛好者仍記得20年前的那個6月，朵云軒的拍賣會敲響了“中國第一槌”，當時830萬港元的成交額引發了強烈的震撼。“當時覺得太離譜了，怎么可能那么貴！”在古玩行業工作了20多年的古董商谷永平記得，當年第一件拍品是豐子愷的《一輪紅日東方涌》，拍得11.5萬港元。“現在看來還是便宜的，是一筆非常劃算的投資。”
如今，中國已連續三年成為藝術品拍賣成交額最高的經濟體。張大千、齊白石、傅抱石、李可染等也成為與凡·高、畢加索等比肩的“最貴畫家”。中國內地300多家拍賣行每年舉辦的600多次拍賣中，愈加昂貴的中國藝術品輪番流轉，待價而沽。這還不包括佳士得與蘇富比[微博]每年兩季在海外舉辦的眾多中國藝術品拍賣專場。
中國藝術品拍賣深植于人們對歷史文明遺物的收藏傳統。歷史上，兩宋時期與清末、民國是兩次收藏高峰。建國后建立起來的國家所有制文物藝術品收藏體系，賦予文博機構搜集散落于海內外的文物的職能。很長一段時間內，藝術品文物的買賣只能在國營的文物商店進行。人們對藝術品市場的概念近乎空白。有一段時間，私下文物交易被禁止，民間買賣近乎停滯。
當社會知識階層和富庶階層逐漸形成，藝術品收藏的群體性沖動再也無法抑制。上世紀80年代，香港的中國藝術品市場風生水起，蘇富比與佳士得分別于1974年和1986年進軍香港，那里一度成為中國文物在亞洲的最大集散地。歐美國家的古董商和港臺客成為大陸高端藝術品市場第一批有實力的買家。
也是在上世紀80年代，民間自發的藝術品交易市場開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形成。
應時順勢
社會富裕階層的崛起迫切地需要一個自由、公開的藝術品交易平臺。1993年，算得上中國藝術品拍賣的“元年”。
1993年5月18日，中國嘉德的創辦者陳東升、王雁南、甘學軍等人手持酒杯，在嘉德掛牌成立的招待晚宴上迎接各方來客，其中包括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孫尚清、時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夢奎、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張德勤等。這家公司的成立釋放出一個強烈信號：被國營機構壟斷的文物藝術品交易正逐步放開。
當年，開拓這片富饒原野的不僅是嘉德，南北之間，星火處處。僅一個月后，當時的文博界泰斗、著名畫家謝稚柳在上海朵云軒搶先敲響“中國第一槌”。之后的一年，國際拍賣巨頭佳士得與蘇富比分別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北京榮寶齋、北京翰海等成立。中國拍賣從無到有，格局初定。
“現在中國拍賣行的數量恐怕已經是世界第一。”上海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祝君波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祝君波是朵云軒拍賣行的創辦人，正是在他和同事們的籌劃下，朵云軒于1993年6月20日敲下了“中國第一槌”。
中國內地開始有藝術品拍賣時，佳士得與蘇富比早已運作了200多年，在臺灣和香港也已經很成氣候。祝君波在組織拍賣之前，曾去香港借鑒兩大拍賣公司的經驗，并與香港永成拍賣公司展開合作。“當時，我們去香港與永成拍賣行合作，觀摩佳士得與蘇富比的拍賣現場，學習他們的拍賣圖錄制作。”
如今，他仍然清晰地記得當年那場拍賣的諸多細節，“當時我們的競價階梯為2000元一口。全場成交總價830萬港元，兩件拍品超過100萬港元。這個成績在當年是讓人驚喜的。”
“在我記憶中，有知名藝術家謝稚柳、程十發、陳逸飛等在，文物界精英也都到場，如榮寶齋米景揚、翰海秦公、嘉德王雁南及甘學軍、蘇富比的溥文、佳士得的袁小姐、蘭馨蔡國聲等。座位不夠，很多專家席地而坐。就是這樣，還是擋不住人流，無奈之下，我忍痛決定關上大門。”祝君波在《東方早報》發表的《二十年前上海朵云軒首次藝術品拍賣記》，記錄了當年拍場盛況，他提及的人物都是當年中國拍賣行業的扛鼎之人。
隨后的兩場拍賣，成交額一次高過一次。1994年3月的嘉德首拍，中國書畫專場成交1227萬元，油畫成交196萬元。這些數字與現在嘉德、保利等動輒上億的拍賣專場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但對于當時的貨幣購買力和人們對藝術品的認知而言，已屬天價。
香港大藏家張宗憲現身三場拍賣會出價競拍，“藝術品拍賣剛起步時，參與的主要是外國人和港臺人士，或者跨國機構的代理人。”曾任華辰拍賣副總經理的魏麗君對本報說，“近十年，內地人才占了主流。”
新事物的誕生往往伴隨著隱憂與爭議。“最初，關于藝術品拍賣，一些‘老文博’爭論也比較多。因為價格推高，國家征集的難度就更大了。但其實，國內即便沒有拍賣，海外也會有人來買。”匡時拍賣公司董事長董國強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也有人曾擔心文物流向海外。“上世紀90年代之前，藝術品大都是一江春水向外流。到了1997、1998年之后，因為境內藝術品價格的上升，很多文物從境外回流。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局事帖》、《砥柱銘》、《寫生珍禽圖》、《研山銘》等。”祝君波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港臺大富豪們經濟受挫，出手了一批東西。比如當年的臺灣首富蔡辰男，他的大部分藏品就曾是張宗憲幫他買入。”董國強說，“其實，因為害怕外流而制止買賣，是掩耳盜鈴。”
新格局
董國強是一位書法愛好者，早年便出手購買書畫，成為拍賣行業興起時的近距離觀察者。
“拍賣業早期利潤非常豐厚。買家以前有東西沒處送，有了拍賣行以后，都排著隊送進來。各地文物商店也盼著拍賣行來征集拍品，指著每年兩季拍賣來盈利。買家、賣家都需要這樣的平臺。”董國強說，“你不去當地文物商店征集，人家還不高興。當初這碗飯是太容易吃了。”
2005年，中國已走出了SARS的陰霾，而金融危機尚隱而未動。中國藝術品價格以遠高于GDP增長的速度一路高歌猛進，倫敦佳士得以約2.3億元價格拍出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圖罐”，即是當時狀況的寫照。
此時，“藝術愛好者”董國強也已經從曾經的旁觀者轉身成為一家拍賣公司老總。2005年，他與風光無限的大藏家劉益謙聯手創辦了匡時國際藝術品拍賣公司。那一段時間里成立的還有北京保利與西泠印社拍賣公司。
是年秋拍，單件拍品成交額超過百萬元的有953件，比2004年猛增逾一倍，過千萬元的有26件。中國公司以13.6億元成交額名列第一。當年，在國內拍賣公司成交額前7名中，出現了兩張新面孔：北京保利與杭州西泠。
“這三家公司的成立改變了拍賣行業的格局。”董國強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2008年后，股市、房產中溢出的資本進入這個盤子相對雖小但水更深的行業。2010年，藝術品市場繼續在“億元時代”里馳騁。
至今人們‘耳熟能詳’的天價拍品，如4.36億元的黃庭堅《砥柱銘》手卷、3.348億元的王羲之草書《平安帖》、2.206億元的清乾隆淺黃地洋彩錦上添花“萬壽連延“長頸葫蘆瓶等，均在那年拍出。根據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發布的2010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調查報告》，當年中國藝術品市場拍賣總成交額高達573億元人民幣，較2009年已經創紀錄的225億元增長超過150%。
董國強明顯感覺到不同以往的競爭壓力。不光是品牌塑造需要更多的投入，還有拍賣行之間對人才的爭奪。這種競爭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利潤率的下降，但也讓顧客得到了更好的服務。市場火爆，拍賣行之間的競爭也正在加劇，上乘的藝術品越發奇貨可居。“征集難”常常出現在行家們口中。大家都知道，在這個市場，只要有好東西，價格再貴，買下也不吃虧。
競爭迫使拍賣行在品牌推廣上不遺余力。拍賣行會在每年兩季拍賣中安排一些重要買家住宿在五星級賓館。“現在拍賣行都很重視品牌塑造，包括圖錄制作、布展、媒體宣傳，拍賣行都在加大投入的力度。”董國強說，“拍賣公司通過各種方式的宣傳讓社會更為了解中國古代藝術，了解歷史文化。這也是行業發展所帶來的正面的東西。”
董國強將拍賣這項工作視為不自由的苦役，“要在別人的監視下干活，一季的成交數字、質量都要公布，這將影響別人對這家拍賣行的信心，無法放松。”
董國強承認，眼下整個行業仍處于野蠻生長的狀態，他也認同祝君波所言，“2012年的盤整后，(以往)如此高回報的階段是不會再來了。”但對于更長遠的未來，他抱有充足的信心：“中國最富有的人中，參與藝術品市場的還寥寥無幾。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未來十年，價格一定又是一個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