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一場名為“十五分鐘永恒”（15Minutes
Eternal）的展覽將在上海揭幕，展品囊括了著名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超過五百件的畫作、雕像、攝影等作品。這位驚世駭俗的藝術家不但改變了我們對于藝術、社會的看法，還和他那些地球上最時髦的伙伴一起帶給了時尚界別樣的風氣。
今年，興許是
1960 年代風格回潮，上至高級定制，下至高街時裝，整個時尚界涌現了不少以安迪·沃霍爾為靈感的作品。單是今年夏天，日本品牌優(yōu)衣庫的“UT
計劃”便是和沃霍爾基金會合作，將藝術家往日的畫作、照片等印在T
恤上面，這樣一來，他的粉絲們無需花費過多便可擁有一件與其相關的漂亮上裝，這個計劃與波普藝術的初衷十分相似，藝術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可以復制，并讓更多的人明白進而享受。
而不久前結束的巴黎時裝周上，拉夫·西蒙（Raf
Simons）在為 Dior 品牌設計的 2013
年秋冬系列中，也多處使用到了沃霍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插畫作品。這些手繪的鞋子、蝴蝶、模特等圖案被作為印花加在了手包、裙身上面。“對我來說使用他的作品元素再自然不過了。我對他早期作品中的精致感和敏感性十分感興趣，他將手繪同個人標簽式的特征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西蒙在秀后對記者解釋說。
這不是沃霍爾與
Dior 品牌的第一次相遇，早在 1982 年，他就曾同安德烈?弗瑞格里（Andre Fregory）等人一起出現在 Dior
的廣告畫面中。
在攝影師理查德·艾維登（Richard Avedon）的鏡頭下，沃霍爾穿著 Dior
時裝，拿著一支畫筆坐在空白畫板前面，露出招牌式的困惑表情。
而本次秀場中那些漂浮的巨型銀色氣球，也是沃霍爾代表作品“銀色云朵”（Silver
Clouds）的當代再現。這個裝置藝術還曾作為背景出現在《Vogue》雜志的時裝大片中：模特穿著超短裙，在無數個輕巧銀色氫氣球中歡快跳躍。
此外，他那著名的瑪麗蓮·夢露絲網印刷畫還被涂鴉藝術家班斯基（Banksy）將其與超模凱特·莫斯（Kate
Moss）的照片合成在一起，寓意莫斯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夢露。就連歌手 Lady Gaga
都曾對記者說，自己經常靜坐冥思著同沃霍爾“交流”，因為“他會告訴我該穿些什么”。
波普靈感涌現
這不是沃霍爾的藝術第一次邁入時裝領域，在過去許多設計師都曾直接將他的畫作印在面料上面。戴安·馮·芙絲汀寶（Diane
von Furstenberg）就曾經創(chuàng)作過著名的“竹子印花”（Bamboo Print）。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屬詹尼·范思哲（Gianni
Versace）1991 年春夏系列中的作品：他設計的那條使用瑪麗蓮·夢露和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頭像作為印花的禮服長裙，正是街頭風格逆襲高端時尚的典范：裙子的廓形是正統的禮服長裙，但印花卻是重復排列的流行明星頭像，顏色艷麗甚至到粗俗，少了傳統高級時裝具備的儀式感，更多了些戲謔調侃的味道。
這同沃霍爾倡導的波普藝術不謀而合。頗具消費主義色彩的波普藝術將無數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品都上升到了給予人們靈感的地位。無論是簡單的名流頭像重復絲網印刷，還是以湯品罐頭為主角的畫作，如今都能被稱作是藝術。優(yōu)雅和低俗、藝術與時尚之間的界限開始模糊。
對于時裝設計師們來說，這也方便了他們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能以更開闊的眼光觀察整個世界，不是僅僅局限在自己的狹隘天地里。
星光閃耀社交圈
沃霍爾對于時尚如此深遠的影響與他愛混社交圈的性格是分不開的。他從《時尚芭莎》（Har
per’s
Bazaar）雜志插畫師起步，很快便成了各大時尚雜志的合作伙伴。彼時剛從匹茲堡搬到紐約的他還是以“沃霍拉（Warhola）”為姓，但《Glamour》雜志某次在標注作者姓名時，無意中漏打了一個字母。剩下的，也便是將錯就錯的歷史了。
在時尚雜志工作的沃霍爾惹人喜愛。“他總是呆在雜志社里，十分討人喜歡。”曾在《時尚芭莎》工作過的編輯艾德里安·吉爾伯特·艾倫（Adrian
Gilbert
Allen）回憶道。除了畫功出眾外，他還知道怎樣籠絡人心，時不時地就送些手工制作的小禮物、限量版的書籍、特別創(chuàng)作的畫作等給雜志社的編輯。傳奇時裝編輯戴安娜·弗里蘭（Diana
Vreeland）很早就看出：“他知道誰會對他的事業(yè)有所提攜。”
到了 1950
年代中期，沃霍爾已經成了城中最受歡迎的畫家，各種雜志社、廣告公司的邀約不斷，同時也在社交圈站穩(wěn)了腳步。他那位于上東區(qū)的豪華公寓里常常舉辦各種派對、晚宴，來往的都是時裝和藝術圈有頭有臉的大人物。他十分懂得同那些時髦人物交好會帶給自己不少益處，時尚從業(yè)者注定要成為新的名流人物。于是，他將時裝界的名人們紛紛加入到自己的作品里，美國那些耳熟能詳的設計師諸如哈爾斯頓（Halston）、卡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戴安·馮·芙絲汀寶、卡羅琳娜·埃萊拉（Carolina Herrera），時裝偶像比安卡·杰格（Bianca
Jagger）、麗莎·明萊妮（Liza Minnelli）等等都被他一網打盡。設計師喬治?阿瑪尼（Giorgio
Armani）回憶起自己初次與沃霍爾相見的場景：“1980
年時安迪邀請我到紐約做時裝展示。在走廊里初見時，他就花了十秒鐘的時間為我拍了張照片。”這張照片后期被阿瑪尼的母公司高價買回。用阿瑪尼的話來說就是：“安迪特別知道怎樣營銷自己。”
是什么將當年那個鼻頭紅紅、有些禿頂的年輕人推向了頂級社交圈的中心位置？也許是因為他的藝術形式比起以往藝術家們陽春白雪般的作品更加通俗易懂，因此出現在其作品中的人物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并熟知，加上人物透露出的儀式感和符號性質，很容易被塑造成為偶像級別。像是他在
1984
年為戴安娜?弗里蘭繪制的一幅畫作—效仿著拿破侖騎著駿馬的樣子，弗里蘭一身紅裝，身下的白馬前蹄高高揚起，透著一股王者風范。沃霍爾是名流文化的重要推手，如果沒有他煽動性的作品助力，他的那些時髦伙伴未必會收獲如此高的公眾注意力，進而成為偶像級別的傳奇人物。在這一點上，他們對他都感激不盡。
時髦創(chuàng)作藝術品
沃霍爾曾說：“時尚不再僅僅是你的穿著，它是你一切生活的因由。”另一句他的名言則是：“比起在墻上掛一幅畫，我更寧愿買一條裙子掛在上面。”整日同時裝界大佬們同進同出的他，自然不會只滿足于繪畫、攝影，在一番嘗試之后，他自己也曾大膽地把觸手伸向了時裝設計領域。
1966年，沃霍爾就在紐約亞布拉罕與斯陶絲（Abraham
& Strauss）百貨公司中呈上了一出表演：歌手妮可（Nico）穿著的白色紙裙被他當場用顏料染出不同的花紋和色彩，一旁則是歌手盧·里德（Lou
Reed）同地下絲絨樂隊的成員嘶啞著嗓子歌唱。一旁圍觀的群眾議論紛紛：“他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也有人不屑一顧：“這么畫我能比他畫得好！”最后這件所謂的“時裝”被捐給了布魯克林博物館，并于
2002 年在佳士得拍賣行以 56400
美元的價格成交。
這是時裝設計，還是完完全全的行為藝術？沒有人能說得清。但就像是香奈兒（Chanel）的設計師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在 2008
年《紐約時報》的一篇采訪中說的那樣：“藝術是藝術，時尚是時尚。但沃霍爾證明了它們能夠和諧共存。”三年之后，他創(chuàng)辦了屬于自己的時尚雜志《訪談》（Interview），很快便成了他與時尚界的朋友們隨意潑灑才華的天地。哈爾斯頓、卡爾文·克萊恩和伊夫·圣洛朗是雜志追逐的焦點，杰瑞·霍爾（Jerry
Hall）與比安卡·杰格為時裝大片擔任模特，格蕾絲·瓊斯（Grace Jones）和瑪麗薩·貝倫森（Marisa
Berenson）則施施然登上雜志封面。
《訪談》實際就是沃霍爾時髦社交生活的平面化呈現，這一點也在雜志的副標題中很好地體現了出來：“流行文化的水晶球”。
《訪談》雜志是沃霍爾和他時裝圈朋友們展露才華的重要平臺。
巧合的是，不少如今時尚媒體界的大人物當年都是在這本雜志起步的。當下俄羅斯版《Numero》雜志的主編安德烈?里昂?塔利（Andre
Leon Talley）曾在那擔任接電話的工作，連帶著撰寫一個名為“Small Talk”的小專欄，一周大約能收入 50
美元左右。工廠時期的伙伴們也都被沃霍爾塑造成了時裝偶像：身形瘦弱的金發(fā)女郎伊迪·賽奇維克（Edie
Sedgwick）鐘情豹紋和層層疊疊的著裝方式，經典形象在今年馬克·雅各布（Marc Jacobs）的春夏系列中重現；而異裝美男子坎迪·達令（Candy
Darling）則激發(fā)了世界上第一本專注異裝時尚雜志—《Candy》的誕生。
沃霍爾同時尚界的糾纏一直持續(xù)到去世，他下葬時穿的黑色開司米外套是斯蒂芬·斯普勞斯（Stephen
Sprouse）的特別設計，后者常說是沃霍爾鼓勵自己由涂鴉藝術向時裝設計轉行。也許沃霍爾自己親手設計的時裝并不多，但他卻創(chuàng)造了影響深遠的另一種時尚風格。正如曾為他舉辦時尚回顧展的策展人瑪格麗·金（Margery
King）的評價：“他的作品相互融合，中間沒有界限。同任何優(yōu)秀的時裝設計師一樣，他無論何處都能找到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