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鎮，曾因精美的瓷器名滿天下。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卻越來越多地受到制造贗品、參與高仿產業鏈丑聞的困擾。這座千年古城的“青白瓷”又是什么樣的狀況，民間高仿藝人何在，他們與贗品產業鏈條有何牽連，當地政府對之又是什么樣的態度？2013年元月，《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記者深入昌江邊的景德鎮，探訪青白瓷故鄉的是非青白。
江西景德鎮，古稱昌南。公元1004年，昌南奉詔為宋室燒制御瓷，古鎮遂更名為景德鎮。景德鎮瓷器釉色介乎青與白之間，故被稱作青白瓷，也作“影青”、“隱青”、“印青”等。千年以來，歲月更迭物去人非，惟一條昌江穿城而過，靜靜流淌。景德鎮瓷器，曾從昌江起航，駛往東亞、西亞、歐洲乃至非洲。昌南，因此為中國贏得了一個流傳至今的名字——“China”。
與昌江并涌的還有一條不易察覺的暗流。上世紀90年代以來，燒制精美幾可亂真的高仿瓷器也從景德鎮起錨，登上國際拍賣會的舞臺。在海外文物回流和國內拍賣兩股潮流中，昔日的高仿瓷和新制的贗品，一方面締造著瓷器價格神話，一方面將景德鎮瓷器請下藝術的神壇。
“景德鎮人做古董，真是千辛萬苦。”一位在北京從事瓷器鑒定的景德鎮人感嘆。
被贗品困擾的景德鎮現在是一幅怎樣的畫面，民間高仿藝人何在，他們與贗品運作鏈條有何牽連，當地政府是否充分保護了景德鎮傳統工藝？帶著疑問，2013年1月，《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記者走進昌江邊的千年景德鎮，探訪青白瓷故鄉的是非青白。
曲徑通柴窯
2013年1月8日上午10時，景德鎮羅家機場外的公路邊，零星堆積著雪塊。陰沉的天空提醒人們，雨雪天剛去不久。而這種氣候條件，對傳統的柴窯瓷器燒制來說極為不利。蛇年春節前，景德鎮一座小型柴窯的開燒時間遲遲難定。
靠天吃飯的燒窯人老丁(化名)，1986年起在景德鎮古窯學習柴窯燒制。他不僅把柴窯的秘密全吃進肚里，連天氣也頗能看準。一天前，當氣象預報稱景德鎮未來幾日有小雨，《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記者以為行程將再遭推遲時，老丁已召集了3名燒窯工開始裝窯。
據清乾隆年間《浮梁縣志》記載，“新平冶陶，始于漢世。”記者走訪的這座柴窯正坐落于浮梁縣新平鎮的一個小村里，距景德鎮市中心僅20多分鐘車程。汽車駛過一片農田彎進村子后，拐入一條不起眼的泥路，上行約百米與一處幾要廢棄的學校擦肩后，車子又鉆進竹林中的小徑。修竹掩映下，一座不足100平方米的柴窯房出現在眼前。
出于環保原因，自上世紀50年代景德鎮瓷器燒制歷經柴窯、煤窯、氣窯、電窯數次改變，目前以氣窯和電窯為主。據了解，景德鎮現存柴窯不過十余座，投入生產的僅為個位數，燒得勤的柴窯每年不過十多次。景德鎮市內古窯遺址保存著一座大型清代鎮窯，外形如半只鴨蛋覆在地面，所以也稱蛋形窯，規模有330擔。據丁師傅說，一擔，指擺放瓷器的匣缽堆積起來，高度為2.88米，直徑為33厘米。作為一處旅游景點，鎮窯每年象征性燒煉兩次。記者走訪的小型柴窯，規模為鎮窯的1/11，為30擔，形狀與清代保持一致。
1月8日上午11點30分，記者到達這座柴窯時，正在進行關鍵的還原工序，此前的滿窯、蒸發、氧化期已結束。明黃色的火舌在余膛里竄動，老丁留意著火焰的變化，隔一小會喊一嗓“燒”，燒窯工便麻利地將松木投入柴窯口。
在景德鎮像老丁這樣對柴窯燒制了如指掌的大師傅，數量在一只手以內。他告訴記者，這個窯7日下午滿窯完畢，約16點起開始蒸發，排除瓷胎的水分。蒸發期間，用小火燒，300°C~400°C，一般耗時5-6小時，但該窯蒸發期較長，至8日凌晨2點結束。蒸發后進入氧化期，去除瓷胎的雜質，溫度在900°C~960°C，一般耗時超過5個小時，該窯氧化在上午8點后完成。氧化后，現在是還原期，火焰如水一樣在窯中自由流動，使窯內“氣氛”飽滿，溫度1200°C，一般耗時超過4個小時。
記者在柴窯上掛著的一只溫度計上讀到1125°C。老丁說：“這是參考值，實際溫度憑經驗估計。這樣30擔大小的柴窯，前后不同位置的溫差最少有60°C，不同規格、品種的瓷器要放在適合的地方燒。氧化的時候思想可以懶散一點，開始還原后就要高度集中觀察火焰變化。再過大概2小時，火焰顏色變白，就燒得差不多了，可以成瓷了。”
盡管已到中午，山里的溫度依舊很低，挨著投柴的地方能暖身。余膛上方開了一個小口，用來觀察火焰。凝望火光，也讓人感到溫暖。記者在等待還原期完畢的時間里，想象著老丁說的滿窯秘笈——匣缽堆放要做到“余膛一棵筍、響里一把扇”。民間智慧，口傳心授。
下午1點30分，還原期完畢，進入成瓷階段。此時窯內溫度最高，投柴處溫度可到1350°C~1360°C，成瓷時間從幾十分鐘到六七個小時，因氣候而定。經驗告訴老丁，下半年成瓷較快，冬季打了霜則更快。
據記者觀察，在還原期，投柴的頻率為每3分鐘一次，一次4捆，每捆7-8斤。成瓷期，投柴的頻率為每3分半至4分鐘一次，柴火數量相等。老丁說：“成瓷時，柴火要稍微濕潤一點。”
老丁邊說邊走到窯棚頂部，向柴窯背脊上的一個圓孔中吐了口唾沫，根據唾液在窯內匣缽里的狀況判斷成瓷進度。他又用一根細長鐵鉤，從柴窯里鉤出一個瓷片樣本，浸水降溫后細看。
下午2點02分，隨著老丁一聲大喊“熄火！”，這趟窯僅用了30分鐘就成瓷完畢。記者看到燒窯工把窯口沒有燃盡的柴火向外刮出，避免余煙熏黑了瓷器。
熄火后的柴窯，需經過至少一晝夜冷卻后，方可開柴。已經12個小時沒歇過的老丁，此刻終于松了口氣。記者與他約定，1月10日上午來看開窯。
《藝術評論》記者是在景德鎮人老方(化名)的引路下，找到這座柴窯的。柴窯房外，老方曾略帶含糊地說過：“我們這里有些(瓷器)是大拍賣公司來訂貨的。北京的大型拍賣公司，拿了故宮的官窯(樣子)來訂。這些是合作性的，接觸的是底下的人。”
然而當記者細問起來，他又一概不答。
在沒開窯看到瓷器前，老方的話聽起來更像夸口，但這樣的夸口并不夸張。景德鎮高仿瓷進入拍場上多有耳聞，只是眼前這座才一歲多的小柴窯真的直通資本與財富嗎？
老方談起高仿雖語言躲閃，但說到柴窯的燒制和配方則頭頭是道。他說，燒柴窯當選本地的松木，油脂含量高，燒制效果好，缺點是生長周期長，一般需要十幾年以上。
“如果不包括瓷土、配方、釉料和人工的開銷，燒30擔的小柴窯，一次要用約2萬斤柴，按每斤一元多的價格，柴火就要2萬多元。”老方說。
按照當地人的指點，1月9日記者驅車來到距景德鎮約30公里外的高嶺村，在村里后山上，的確看到了很多被砍伐的木材，有些成捆堆在公路旁，有些零落在山林里。記者隨機數了一數路旁的一段被砍樹木的年輪，竟有30多圈。
高嶺，是江西浮梁縣的一條山脈。南宋末年，據說高嶺村民何召一在山里找到了高嶺土，使景德鎮制瓷的一元配方(黏土)提升為二元配方(瓷石與瓷土混合的高嶺土)，令燒瓷在溫度、堅硬度、透明度等方面都得以優化。在高嶺礦業最鼎盛的明清兩代，高嶺土及其制配技術作為景德鎮瓷業的核心技術，逐步傳到海外，成為世界各地高嶺土的源頭。
不過，曾經名揚海外的高嶺土早已被棄用多年。在原景德鎮陶瓷藝術館工作人員戴明榮印象里，這里在上世紀90年代就封礦了。2001年，高嶺瓷土礦遺址已被國務院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盡管長千米、自明萬歷至清乾隆年間開采量超過2000萬噸的古礦坑依舊可見；記者也能俯身鉆進一肩寬、3米進深的古礦洞；然而景德鎮瓷器文明頂峰時，腳夫們踏出的一條“高嶺古道”——由此翻山向婺源、安徽運送高嶺土——現在已積了層厚厚的青苔，高嶺澗邊曾經用以碾碎瓷石的木質水碓也腐爛了。作為高嶺土之源的高嶺村現今已不能為景德鎮貢獻資源了，轉而周邊甚至安徽祁門購買瓷土，原料也在連年漲價。
1月10日上午8點40分，《藝術評論》記者按照約定來到兩天前訪問的柴窯。下車時，三只土狗上前聞了聞便走開了，沒有像上一次大聲吠叫。
三名燒窯工掄起鐵錘向柴窯門砸去，兩名工人爬到窯頂將一盞電燈吊進窯內。8點47分，第一批用來擋火的匣缽先被搬運出來。8點52分，伴著嘈雜的人聲，第一件瓷器出窯了。這是件當代瓷器賞瓶，老丁和老方湊上去看了看，搖搖頭說：“燒花了。”
山里很冷，柴窯外的溫度約為2°C~3°C，柴窯里溫暖如春足有20°C。工人們訓練有素地將壘起來的匣缽一個個分解，取出瓷器向外運。等待的人時而發出一聲興奮的“我X”，時而大呼“國寶”！遇到燒壞的瓷器便默不作聲地擺在地下。老丁告訴記者，相比過去10%~30%的燒成率，現在的柴窯燒制已經穩定很多，一窯里可能有一半都成功了。
有一陣子，所有人都圍攏在一件瓷器邊。這件底款上寫著“熊窯柴燒”、出自一位當代瓷器藝術家的瓷瓶，釉面晶瑩剔透，釉下的青、綠、藍、紅多種色彩相互映襯。老方難掩激動：“這個東西到了頂了！層次全部出來了！”
記者看到，這一窯的瓷器除了幾件當代瓷器家的作品，其余大部分都是傳統的器形，如梅瓶、蒜頭瓶、扁瓶、鳳尾尊等，釉面有青花、釉里紅、霽藍釉、茶葉末釉等。那些被公認燒得好的被小心地放在桌面上，從匣缽里取出來時無人評論的則被放在了地上，兩張桌面、桌下和墻根分門別類放著不同的瓷器。
一位瓷器鑒定家曾告訴記者：“一年多前，我看過這個柴窯。當時燒出了好幾件白瓷胎，這些瓷胎就是用來作仿古粉彩瓷的。”在記者眼前，確實有20余個白瓷胎，分為4種器形，桌面上下各一些。
柴窯現場的人有的忙著從窯里運出瓷器，有的拿著燒制精美的幾件評頭論足，記者后走進柴窯房隔壁打開不久的一間庫房——地上、架上、桌上，皆是仿古瓷器。任意翻看底款，但見大清乾隆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等等。
一個半小時后，上百余件瓷器出窯完畢，幾個工人正打包裝運，記者對一套仿古茶具表示有興趣。陳老板說：“這套柴窯茶具賣給你800元，外面肯定買不到。”他又指了指一件瓷瓶說：“柴窯燒的瓷器可以賣幾千元，氣窯燒的不值錢，畫得好的可以賣個200來塊錢。”
一位工人告訴記者，他們上回在柴窯燒瓷是在40多天前，春節前只要天氣好，做好的瓷胚還可以運進來再燒一回。2012年，他們大約燒了十次柴窯。
當記者問，能否在他們經營的商店里買到這些柴窯仿古瓷，一位工人說：“買不到，我們不開店，這些都是在家里賣的。”
“殺豬的”不敵資本之手
一位早年混跡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殺豬的”(行話：二道販子)，曾說起過自己的經歷。他住在賓館里，用一件“老貨”(行話：真品)吸引“棒槌”(行話：眼力不好的買主)到賓館看貨議價。譬如買主出個心理價30萬元，“殺豬的”就開個高價70萬元，刻意拉開價差，然后吊住買主，價格拉鋸。過幾天，“殺豬的”拿出仿制的贗品并聯系買主再上門，如果買主稍稍抬個價35萬元，“殺豬的”順勢加一點37萬元，并稱自己急用現金，立刻成交。買主提走了贗品，“殺豬的”物色下一頭獵物。
一位瓷器鑒定家看了《藝術評論》提供的該柴窯瓷器的照片后稱：“這些只能算是中檔貨。”因此，這些仿古瓷是否用上述方式在“家里賣”，不得而知。大部分情況下，數量龐大的中低檔仿品都是由“殺豬的”運到一般古玩市場。
但此前有報道稱，高仿瓷的去向大致有兩類：一類是流向富豪收藏者的家里，這些一夜暴富的企業家或為投資或為裝點門面、“附庸風雅”，認為自己可以撿漏買到一件國寶，市場上幾百萬元的東西想花幾十萬元買到，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東西也想花幾十萬買。還有一個途徑是直接送去拍賣，“上拍的東西沒有后遺癥，因為拍賣法中規定對拍賣行提前聲明不保真的拍品免責。”一位圈內人士說。
目前景德鎮購買瓷器的地方主要有市中心人民廣場邊的“金昌利”以及移步之遙的“國貿大市場”，后者是已關停多年的原東風瓷廠和匣缽廠廠址所在。大小商店和街邊地攤賣各種日用瓷、當代藝術瓷和仿古瓷。戴明榮說：“國貿大市場是2000年后建的，兩三年前國貿二期也開出來了。很多到黃山和婺源旅游的人都把景德鎮作為最后一站，買點瓷器。”
這些過路客以及慕名前來的游客，都會沖著一個名字去——“樊家井”。這里是景德鎮最著名的仿古一條街，曲曲彎彎的街道里擠進了至少100多家鋪子。戴明榮告訴記者，這一帶原來是鄉下，居民把平房改成上下兩層，上層住人，下層租給做生意的，仿古街就這樣成形了。
“小至破碎的瓷片，大至完整的瓷品，只要經過做舊，宋、元、明、清，什么朝代的瓷品都有，從制作到販賣，這里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曾有一位在樊家井做了30多年仿古瓷的人說。
一家賣青花的女店員見記者對一只瓷瓶有興趣并想批量訂貨時說：“這個仿元代的，賣你120元，你要多少都可以，交10%的定金我們就開工。保證做到看不出‘賊光’(注：新瓷器釉面刺眼的光叫賊光或火光)。”
在一家放著《江南Style》的店里，從已倒閉的景德鎮藝術瓷廠出來的王師傅，主要以畫清乾隆的粉彩小葫蘆為生，30元一個小葫蘆薄利多銷。
在一個轉角上，十幾只瓷瓶表面混合地黏著爛泥、貝殼、螺螄殼，表面發黑污穢不堪，乍一看誤以為是從污池里撿出來的。記者聽到一個過路的扔下一句：“就這樣還想冒充海撈瓷……”
就是在這樣一個仿古技術乏善可陳的地方，很多店主煉出了識別術，來者若是游客，店主就編一個故事來“殺豬”，若是行家，便明說是仿品。很多販子每隔一兩周就來拉貨，一車一車向外運到各地的古玩市場，價格則根據仿制的程度翻個幾倍到十幾倍。
“做瓷器，后代仿前代是很平常的事，這種瓷器叫寄托款(注：明清瓷器中，有一些不題寫本朝年款或堂名款，而題寫前朝的年號款識，以表達對前朝曾達到工藝水平的一種崇敬和緬懷，稱之為寄托年號款，簡稱寄托款)。”戴明榮告訴記者。
“我們只管制作仿品，至于行家買走再拿到外頭當真貨賣，我們管不了。”一位女店主說。
事實上，古玩行業自古以來是對參與者知識和經驗的挑戰。火眼金睛、去偽存真的過程就有一種快樂，樊家井作為一個生產和批發基地，本來就是古玩行業中正常的一環。
景德鎮瓷器圈仿古高手、御窯工藝博物館館長向元華接受《藝術評論》采訪時，這樣解讀“古玩”二字：“古人造字很有智慧，古玩的‘古’字，上面一個十，下面一個口，十個人在說，眾說紛紜，古玩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這個‘玩’字，左邊一個王，以前的王就是有權有地位之人，右邊一個元，可以代表金錢，合在一起表示有錢有權有地位的人才能玩古玩。古玩是一個時代留存下來的經典，其中會有濫竽充數的贗品，這樣玩才有意義，否則就成為一種投資品了，也就沒有意義了。”
向元華所言的確是循環了幾個世紀的古玩行業規則。但中國瓷器尤其是高仿瓷器，當古董商、所謂的專家與資本之手相牽，借助拍賣行的槌子，便打破了行業內的自然平衡。
江西省一位市級博物館館長說：“現在的文物鑒定專家隊伍可以這樣形容：魚龍混雜。有些專家寫文章真是很漂亮，真看起東西來卻不如倒賣文物的販子，但就是這些人仍然在鑒定文物甚至簽字、開證書，這一方面擾亂了文物市場，另一方面卻使真正需要保護的國家文物無意中流失，不得不說是文物界的悲哀。除了實踐功底不夠，道德上的缺失也是一方面。“找一些專家鑒定，如果沒有好處的話，基本上說是假的，得到好處后，假的也說成是真的。一些古董販子在賣瓷器時甚至和專家勾結，提前說好是四六分、還是五五分(利潤)，把贗品賣給一些企業家。”
北京一藝術品鑒定中心負責人胡智勇認為，古玩行業最難抵御的是資本作假，海外的大古董商和拍賣行教會了我們什么是資本作假。古董商與相關專家本應有不錯的眼力，可惜當他們遇到資本，就會說違心的話。
胡智勇出示了2001年美國紐約佳士得拍賣行的年鑒，其中“大清乾隆年制粉彩九桃瓶”，估價為25萬至35萬美元，成交價為88.6萬美元。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賣行上拍“大清乾隆年制百鹿尊”，定價300萬港元卻遭到流拍，2003年轉入國內最知名的一家拍賣行，拍出了，但沒有結款。
生長并師出景德鎮、從事瓷器行業20多年的胡智勇記得，這兩件瓷器是較早出現在國際拍賣場的中國瓷器，而它們正是照著博物館里的原件仿制的。
記者在參觀景德鎮陶瓷館的時候，打聽了“百鹿尊”與“九桃瓶”。陶瓷館工作人員說：“這兩件器物是陶瓷館重要藏品，陳列空間有限，它們現在收在庫房里，過一段時間輪換展出時可以看到。”
胡智勇說：“景德鎮仿過明代和清三代的很多重器，最早是送到國外和香港拍場的。早期消息是封鎖的，但這些年慢慢被人知道了。”
胡智勇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很有實力的香港投資方拿實物到景德鎮要求仿古高手按照1:1的樣子仿制，然后通過知名古董商或大行家送進國外和香港拍賣行。拍出后，高仿者、中間人、投資方三方分成。高仿者至少能分到33%，多時甚至能分到一半。
一般而言，要做出精品，除了形制、畫工外，幾個重要的輔助條件是，胎土須取自當朝老坑、色料須出自當年的原料產地、燒制使用柴窯。但這些年來，景德鎮的高仿技術已經十分成熟，全世界用來斷代的科技測試標準數據都已被掌握，無論是胎釉成分還是釉面老化的實驗數據，都可以做到。對高手而言，即便不是100%相同，九成以上的仿真度在技術層面都不成問題。
“即便仿到這個程度，專業上還是可以攻得破的。仿品與真品，就像孿生兄弟，雖然成分測試是一樣的，但外部結構總有細節的不同。藝術是有生命的，這就不是靠儀器來檢測的。有時候，實在遇到極難判斷的情況，就不光是比眼力，而是比消息，打聽這件仿品是由誰做的。但這些秘密的事情，古董商對外從來秘而不宣。”胡智勇說。
據業內人士的觀察，上世紀90年代末至2005年前后，元明清的瓷器高仿品主要銷往國外和香港的大拍賣行，而2005年以后，不僅有很多中國人到境外買瓷器回來，也有大量的瓷器回流中國，其中既有真品，也有不少是贗品。一些曾被老外古董商用噱頭的故事包裝上了國際拍場的高仿品，由于出身“名門”，國內拍賣行的業務員在審核的時候更容易放行。
胡智勇這些年看了不下百場瓷器拍賣和預展，在他看來，每場拍賣中都有仿品，在公認的一線拍賣行中也有不下10%的贗品。“2011年美國拍賣的萬歷百壽紋大罐便是贗品，此罐我在近幾年至少見過三四個同樣的仿品。乾隆九桃瓶、乾隆百鹿尊，乾隆斗彩團花案缸、萬歷青花百壽罐這些都是按真品一比一實物仿制的，2012年一只乾隆斗彩案缸在美國也自動撤拍了，圈內之亂可想而知。”至于拍賣公司宣稱的新發現的老瓷器，贗品率更不下20%~30%。這些瓷器如同陽澄湖的“洗澡蟹”，做好著錄、來源，在境外的拍賣公司先托一個高價，產生知名度，過段時日輾轉回國內市場賣第二次，兩次相隔時間還不能太長，通常為1~2年，以免時間成本太高或遭遇市場風向變動。第二次國內上拍接手的人，便是高仿鏈條里資本之手伸向的“豬”。
為了與瓷器市場中的資本力量博弈，現在精明的行家還會留心著錄年份。胡智勇說：“1993年后，海外拍賣市場就能陸續能見到高仿品了，且越往后越成熟、越多見。九十年代初期，主要仿市場熱點，如宋代瓷器、元青花、明宣德、成化，以及清雍正和乾隆的常見品種。所以，1993年是一個分水嶺，這之前的著錄含金量比較高。買古董瓷器，尤其是高價貨最好參考1993年前的著錄。”
事實上，資本之手不僅伸向元明清的古代瓷器高仿領域，近現代瓷器同樣難逃。與珠山八友同時代的王步，其青花瓷雄渾、簡樸、大方、清新有致，洗去晚清的繁縟格調，開創了當時陶瓷界一種嶄新的畫風，被譽為“青花大王”，他晚年自稱“陶青老人”。
王步孫子王青2011年告訴記者，在北京某拍賣公司看到爺爺的仿品，甚至能估計出是景德鎮哪位熟人仿的。“仿制的人與爺爺同我們家都認識，他也已經退休了。”但王青并沒有要求拍賣公司撤拍，在他看來，其一沒有時間也沒有證據去申訴，其二面對的是有話語權的拍賣公司，取消拍品的概率很小。作為年輕的當代瓷人，王青的作品也慢慢登上拍場，彼此間需要良性互動。
“仿二代”的細分市場
在景德鎮采訪時，《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記者不止一次聽人說起，一位民間高仿者的姐姐，上世紀80年代末因盜墓而入獄。過去還有人曾在景德鎮御窯廠(注：明清兩代燒制宮廷瓷器的部門)旁邊租借店鋪，白天賣瓷器，夜晚打地洞盜挖殘器和瓷片。
20多年前，宋代影青瓷對景德鎮人來說，簡直是唾手可得。據向元華回憶，湖田窯的窯址就在“六○二所”(注：中國直升機設計研究所又稱六○二所，位于景德鎮東郊)那邊，當時整個山體都裸露在那兒，沒有人保護。那里有大量宋代的工業遺存垃圾，很多一手資料，譬如壺嘴、壺把、碗、碗底都能找到，各種燒壞、燒黏連的瓷器廢品遍布一座山。星期六星期天休息的時候，向元華就去山上找資料。
除了從出土的殘件中獲得古代瓷器DNA，景德鎮陶瓷館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基地。包括九桃瓶、百鹿尊在內的景德鎮陶瓷館的許多重器都曾被仿制過。
與向元華齊名的、以仿制元青花而煊赫的原陶瓷館館員黃云鵬就曾說：“1981年起，我們就開始仿制元代青花瓷和永樂、宣德青花瓷器。”
向元華也回憶說：“解放后，景德鎮陶瓷館籌建時缺少展品，周總理批示從全國文物口調瓷器，主要是從故宮調，把不少原產于景德鎮的御窯瓷器調回來了，其中就有‘九桃瓶’和‘百鹿尊’。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期，陶瓷館讓我們研究這兩件瓷器。陶瓷館提供一個工作室，每天早晨，4個工作人員把真品抬進來，中午收回去，下午上班再抬出來，就這樣我們整整研究了四年，掌握了全部復制技術。”
向元華告訴記者，當年他帶領著20多人的團隊參與復制項目，他自己主要研究瓷胎和釉料，其他人也分門別類研究器形、紋樣、粉彩料等，其中常常去陶瓷館的有十來人。
“當年的御窯廠集合了那么多能工巧匠，用最好的瓷土、釉料、配方和柴窯燒制。要接近當年的水準是很不容易的，有時為了找一種料要耗費半年，或者根本找不到，靠自己配。最后能做出來，得經歷千百次試驗，如果運氣好也要幾十次。”向元華說。
經歷摸爬滾打的向元華和黃云鵬，現在各自成功經營陶瓷企業多年，成績顯著，當地圈內無人不曉。一位熟知情況的景德鎮人告訴記者：“他們兩人機會好，早期都拿實物做，得到第一桶金。后來景德鎮其他小窯都跟上來了，大家都能買點實物來仿。現在做瓷器技術上不是很難了，只要實物上手，每個工序基本都能做到。早期成功的兩人現在都在明處，受到大家關注，反而市場上不搶手了。”
據這位知情者透露，目前景德鎮頂尖的高仿藝人約有幾十人，年齡主要為40多歲的，50多歲就顯得年紀大了，上進心不像過去那么強了。記者同時了解到，那位前文提到的專仿王步青花的師傅也因為到了退休年紀而把手藝傳給了下一代。
這批正當年的“仿二代”，各有明確的細分市場，例如元青花、萬歷年的、成化年的、洪武款的、清三代的、粉彩的……這些人幾年甚至十幾年專攻某個年代。他們往往會找來各種原件的殘器，研究專門形狀、色彩、配方、款式，再加上各種現代檢測的數據在手，可以做個七八成乃至更好。
一件仿品，即便有大古董商的推薦，要取信于國際、國內大拍賣行的專家，任何細節都不能忽視。即便一個底款，也要有十年磨劍的錘煉。
1月11日，《藝術評論》在線人的協助下，找到了在景德鎮仿制底款頗為有名的小周(化名)。自從21年前進入師傅的作坊寫底款以來，由于常年伏案，患上嚴重的頸椎病，曾兩次昏厥送醫院搶救。但正因為他的專注刻苦，其底款仿制水平達到了足以亂真的水準。小周告訴記者，在明清各種底款中，他最擅長的是大明成化款和大清乾隆款。
“篆隸款是最容易寫的。清代的款比明代的好些，乾隆、嘉慶、道光這些款都好練，可以寫得很慢。大明成化款要寫得快，刷刷幾筆就寫出來。明代的款，要寫得快，一氣呵成，由不得慢慢摹。康熙的款正好是快寫向慢寫過渡的款，從雍正以后就進入了慢款。我擅長寫快的，成化和雍正是相對比較好的。”小周還告訴記者，前年他還與到訪景德鎮參加瓷博會的故宮文物鑒定專家耿寶昌交流過對款識的體會。
記者接過小周做舊的一只明代斗彩雞缸杯，翻看底款“大明成化年制”，并現場與知名拍賣公司圖錄中多個底款比較，確實形神兼備。
小周坦陳：“練底款開頭幾年每天就練習這幾個字很枯燥，一直到開始賺錢了，就不那么乏味了。”上世紀90年代，小周也幾次到景德鎮陶瓷館觀摩“百鹿尊”和“九桃瓶”的底款，體會一筆一畫是怎么寫成的。
十年前，小周逐漸脫離了跟隨了十年的師傅，自己辦了廠。他介紹了另一位仿制底款的人給師傅。與小周不同，另一位師傅擅長作清代的慢款。景德鎮目前擅長寫底款的人員并不多，小周與那位師傅幾乎包攬明清各式底款。
“產業鏈”并不僅是景德鎮
在采訪中，不少接受采訪者多次提到，就高仿瓷器來說，景德鎮只是一個生產基地，真正讓高仿品或贗品在市場上流通并登上拍賣場的是那些行家、古董商、中間商。
《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調查中也發現，景德鎮確實背負了一些不屬于它的罵名，瓷器行業的發展也受到制度和市場條件的限制。
中華陶瓷大師聯盟秘書長、陜西耀州窯非遺國家級傳承人孟樹鋒接受《藝術評論》采訪時說：“現在提到高仿瓷器，人們就會想到南方有景德鎮的明清高仿，北方有河南禹州的鈞窯高仿。歷史上每一個時代都有優秀的藝術成果，后代學習前代的智慧，模仿前代的藝術高峰，應該是任何民族繼承傳統的方法。但由于時代變化，有的東西變了味，藝術變為一種資產，受利益驅動，那就是走了歪道了。瓷器藝術落入了這種歪道，但這個產業鏈并不是景德鎮一地的問題，涉及到一整條產業鏈。”
孟樹鋒談到，一代紫砂壺大師顧景舟在青年時期曾迫于生計在上海為壺商所雇，制作了大量的高仿古壺，壺款打的都是明清大家，而正是這段經歷讓顧景舟接觸了古代名家之作并為他后來的藝術創作奠定基礎。不同的是，景德鎮現在的高仿藝人，并不是本本分分地繼承并昭示明清工藝，而是以假充真，寫上明清的底款獲得巨額的經濟回報。而曾經真正接觸過珍品的第一代高仿者如今徹底金盆洗手，外界并不知道，人超越自己是最要勇氣的。
當記者問到，為何景德鎮獲評前五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稱號的23人以及剛剛評出的6位第六屆大師中，沒有一個人以單純繼承傳統工藝為特色，并且景德鎮市研究所頂著大師旗號的人員也沒有專門制作古代瓷器的，這是否意味著傳承古藝的工作被變相地推給了民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民間仿古，仿品叢生并走上贗品產業鏈的現狀呢？
第六屆國家級大師評委之一孟樹鋒以及江西陶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副教授、第五屆大師李文躍均表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選的要求是要創新，走出個人風格，仿古并不構成獨特的風格。
孟樹鋒告訴記者，國內有“仿古大師”一說，但那是由某個民間社團評的。“就算是國家認可的‘非遺傳承人’，每年拿著國家撥付的幾千到一萬元的傳承經費，又有多少人是合格的傳承人？中國瓷器各個窯口基本入選了國家級非遺，但又做了什么繼承事業？無非是名分罷了。”
他還說，景德鎮有兩個單位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保護示范基地，而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卻到第三批起才評上。在孟樹鋒看來，瓷器是一個集體勞動的行業，拉坯、修坯、施釉、裝窯、燒窯……分工如此之細，不是幾個傳承人能整體傳承的，只有“景德鎮”這個整體才能完整地傳承。
對文物頗有研究的資深媒體人吳樹則認為，中國藝術品市場受到贗品干擾的情況十分嚴重，要從根本上收斂亂象，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其一是修法，其二是建制。
所謂“修法”，即修改現行的《文物法》。根據現行的《文物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于國家所有。該法還明確，公民不得買賣國有文物。吳樹表示，該法嚴格限制了出土文物的流動，而民間其實收藏有不少珍貴出土文物。他認為，只要不是盜墓所得，應該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地方通過某種形式，允許藏家把手里的文物拿出來交易，而不是在暗地里流通。現在文物一部分非法流向海外，一部分在國內私下流通中毀壞了。此外，現行的《拍賣法》的“不保真”條款是中國獨有的情況，相當于為拍賣行提供了一張豁免牌。吳樹用“打真，不打假”來批評當前國家文物局對拍賣公司的行政管理。
所謂“建制”，就是要建立完整的中國文物鑒定體系，包括鑒定機構、一套可行的鑒定標準，同時分門別類地吸納優秀的鑒定人員，除了博物館體系的鑒定者，也可以引進優秀的民間鑒定人員。但吳樹同時表示，盡管社會和媒體對贗品泛濫已有很強的反對聲音，但官方的整治行動卻遲遲不見，難有期待。
據多年從事瓷業生意的景德鎮業內人士估計，景德鎮僅從事仿古的作坊就有3萬多家，其中上檔次的有二三十家。對于數量龐大的“仿古”行業，當地政府似乎更愿意解釋為“是對傳統工藝的恢復”。
然而，事實顯然并非如此簡單。
作為中華文明歷史上的一顆明珠，景德鎮曾留下了燦若星河的古代瓷器精品。盡管景德鎮正在并將長期受到造假、贗品產業鏈等負面因素的影響，但記者所見所聞的古城的確有著悄然的變化——氣窯和電窯的工藝逐步改善了城市空氣環境，擁擠的老城外景德鎮正在建設環境更宜居的新城，盡管無法清除仿品市場但一些曾經的高仿者正在轉入良性的企業發展，年輕的瓷器藝人靜心思索如何師法前人、擁有專業功底的美院學生來到瓷都在集中興建的當代瓷器工作室施展繪畫技術……只不過這些新的面貌卻被諸多贗品、造假產業鏈的報道遮蔽。但是，所有這些是非功過，都在昌江畔靜靜地發生和流淌，都是古城昌南千年長河中的滄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