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不知道，他感情深厚的二弟梁啟勛，在北平淪陷后會為日本人做事；他也不知道，他所樂見的梁氏大家庭會因此事而破裂；他更不知道，年老的梁啟勛為兄長的信札認認真真一頁一頁編號粘貼時，是怎樣的心情。當然，他更不會知道，梁啟勛精心保存的兄長的信札手稿藏書等物，馬上要被換成錢了，而且打著其兄長梁啟超的旗號。
9月17日，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召開“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新聞發布會，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啟超檔案即將出現于今年12月5日到7日的匡時秋拍。北京匡時還與中華書局清華大學簽署合同，將定于11月前就拍品舉行以“梁啟超與現代中國”為主題的出版與展覽。
在匡時提供的資料中，拍品包括信札、手稿、書籍及梁啟超使用過的家具等共計950件物品。匡時董事長董國強在發布會上表示，梁氏檔案拍賣將不會采取整體拍賣的形式，而是根據類別分成100到200個標的，總底價是5000萬元。事后有業內人士評估，拍賣價可能超1億元。
發布會有梁啟勛外孫孫軍出席，他介紹了“南長街54號”的相關情況。在孫軍及匡時的描述中，南長街54號為梁啟超、梁啟勛兄弟的共同居所，甚至為“梁啟超在北京事實上的故居”。
10月8日，梁啟超的直系親屬委托早報記者關于此事的聲明。聲明中稱，梁啟超逝世后，其后人已遵照遺訓，將藏書、信札、手稿等捐獻國家圖書館及第一歷史檔案館等。這次以“梁氏后人”為重要宣傳點的拍賣，令他們感到蒙受委屈。聲明指出，南長街54號為梁啟勛故居，而非梁啟超故居。聲明上簽名的人，包括梁思禮(梁啟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吳荔明(梁思莊之女)。
那么，這次拍賣到底是誰的物品？為何梁家人會有不同表述？匡時拍賣公司又有何解釋？為此，早報記者通過采訪相關人士，試圖還原此事的內情。
9月17日，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舉辦“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新聞發布會，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啟超檔案”即將公開拍賣，并稱“南長街54號”是梁啟超“在北京實際意義上的故居”。
日前，梁啟超直系后人特委托早報發表由梁啟超之子梁思禮等簽名的《關于梁啟超檔案拍賣的聲明》，指出兩點：1.對梁啟超檔案拍賣不知情；2.南長街54號不是梁啟超故居。
梁啟超外孫女吳荔明知道“南長街54號”的“梁啟超檔案”要拍賣的事情，是在新聞出來的幾日后，一個朋友跟她開玩笑：“聽說你們家要發財了。”
9月17日，北京匡時拍賣公司舉辦“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新聞發布會，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啟超檔案即將公開拍賣”，包括信札、手稿、書籍、家具等共計950件。同時，介紹南長街54號為梁啟超、梁啟勛兄弟共同出資營建的居所，為梁啟超在北京實際意義上的故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匡時老總董國強透露這些拍品的總底價為5000萬元。
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詢問的并不止那位朋友一人。1997年，梁家后代將梁啟超400多件書信手稿捐獻給第一歷史博物館，當時參與捐贈儀式的一位在場者也聯系了吳荔明：“你們家還有那么多東西啊？”
“我們家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湊不出這么多件東西。”吳荔明回憶她看到報道的第一反應，“梁家人該捐的都捐了，公公的紀念品我們各自有一些，但是用于珍藏，絕對不會拿去變賣的。”
梁思禮：只留有三件遺物
身在一個傳奇家族，梁啟超的兒孫輩卻盡可能少地與媒體接觸。火箭系統控制專家、中科院院士梁思禮是梁家第二代唯一一位在世者，現已88歲。《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的作者吳荔明表示，舅舅對有關梁家的采訪一般能推則推，但這次主動要求出面澄清，因為有一條底線被觸犯：拍賣。
生于廣東農村，雖是耕讀之家，年少時的梁啟超也得面臨“欲購一潮州刻本之《漢書》而力不逮”的窘境。一方面深知借書之難，一方面致力開啟民智，他生前是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身體力行者，身后則將其收藏捐贈“以供眾覽”。
梁啟超的后人一直恪守其遺訓。1930年2月，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遵父遺囑，主動將天津飲冰室的藏書、碑帖石刻、墨跡手稿與私人信札“永久寄存”于北平圖書館(解放后改名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
僅天津飲冰室的藏書中，刻本、抄本便有3470種41819冊，其中不乏珍本孤本。一并捐獻的還有1284件自商代至民國的碑帖拓本，在《中國書法大辭典》中收錄的中國歷代碑刻中，梁啟超飲冰室所藏拓本占其半數，其中包括顏真卿的《爭座位帖》。
對于這位近代思想家，天下公器重于個人愛好，因此在身后將畢生之力的收藏全數捐出，不私子孫而公諸社會。
梁啟超上世紀20年代在北海公園的快雪堂創辦松坡圖書館，后來并入北平圖書館，梁啟超生前所使用的書桌文具等一并捐給北平圖書館。1931年，北平圖書館新館落成后，專辟“梁氏紀念室”，陳列梁啟超生前所用書桌文具及其金石書畫等。1954年，為配合北京圖書館善本名家文庫的建設，梁啟超長女梁思順(令嫻)捐贈了三大箱梁啟超文稿手跡及其他墨跡。梁啟超生前筆耕不輟，著述1400余萬字。這批捐獻的手稿不僅包括了收入在《飲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也包括相當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
即便在改革開放后，梁氏直系后代還是堅持捐贈給國家機構的方式。1997年，梁啟超子女梁思達、梁思寧、梁思禮向第一歷史博物館捐獻了1903到1928年間的梁啟超書信，共14冊，416件，不僅包括與歷史人物楊度、段祺瑞、蔡鍔、張君勱等的通信，也有梁啟超寫給子女的大量家書。
在2005年，吳荔明還向天津梁啟超紀念館捐贈外公當年收藏的一錠貢墨。“即便是這些小紀念品，也捐得七七八八了。”吳荔明說。
被梁啟超昵稱為“老白鼻”的幼子梁思禮，展示了他僅有的三件梁啟超遺物：“一幅字本來是思忠的，但思忠早逝，后來就給了我了。另有一枝飲冰室的毛筆。還有一幅畫，其實是別人的，只是父親在上面題了字，也就算一件了。”
“南長街54號是梁啟勛家”
“我們不想影響他們拍賣，但我們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實，要說明的是：南長街54號并不是梁啟超故居。”在北京西三環的寓所里，梁思禮對早報記者表態。
在匡時公司的資料中，“南長街54號”被描述成梁氏兄弟共同的故居：1912年9月，梁啟超被任命為司法總長，梁啟勛任中國銀行監理、幣制局參事，“在北京忙碌的工作中，他們亟待要覓得一處蔽身之所，幾經輾轉，最后選定了‘南長街54號’。”兄弟倆共同出資、共同營筑，“梁氏兩個大家庭在這里度過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陰。”
事實上，1912年10月8日，梁啟超結束流亡自日本回國后，在選擇京津居住時并非沒有猶豫，反而梁啟勛極力勸阻他在北京定居。1912年10月24日，進京應酬了4天的梁啟超在寫給梁思順的信中提到：“吾十年來，頗思念北京房子，謂為安適，今乃大覺不便，汝二叔更大攻擊，吾初亦有遷居北京之意，今不復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應酬亦不了矣。”
11月1日返回天津，又給梁思順寫信稱：“吾極喜歡北京房子，汝叔始終攻擊。謂一返天津，如登天堂，吾不謂然。然吾實不能居京，居京則賣身于賓客而已。”
《梁啟超傳》作者解璽璋介紹，梁啟超回國之初，租住在天津日租界榮街，一大家子回國之后，搬到德租界。1914年，他在天津意租界西馬路買了近4畝地，1915年建成前后兩棟寓所，在其南側的書齋飲冰室則要等到1925年建成。
北平(北京)圖書館在1930年與1954年兩次前往梁宅接收梁啟超藏書、手稿時，接收地點分別是“天津意租界西馬路二十五號”及“西單手帕胡同甲三十三號梁宅”。前者即飲冰室，后者即王夫人解放后在北京住處。
公認的梁啟超故居，除了天津一處，另一處在其出生地廣東新會。至于梁思成在北京的“掛牌”故居：東城區北溝沿胡同23號，梁思禮回憶，那是1930年大姐梁思順所購置，他小時候常去玩。但1929年即去世的梁啟超顯然未曾住過。
有史可稽的梁啟超在北京的住處，一是在擔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時的團城。吳荔明聽其母梁思莊回憶，小時候曾在團城上騎小自行車。而另一處，則是在清華大學任教時的教工宿舍。1924年出生的梁思禮回憶，他當時覺得自己的家就是清華，但父親確實會在周末的時候，帶他去南長街54號梁啟勛家。“南長街54號當時確實是梁啟超一個重要的落腳點，但是不能就因此說是故居吧，畢竟那是梁啟勛的家，跟走親戚一樣。我去親戚家里住了兩天，就能說這是我的故居嗎？”梁思禮說。
在梁啟超對長女事靡巨細一一報備的書信里，并沒有見到對南長街54號“共同出資”、“共同營筑”的記載。在梁啟勛外孫孫軍的描述中，當時南長街的地段并沒有那么值錢，梁啟勛分三次買了地開始建房。而另一位梁啟勛的孫輩聽來的說法是：梁啟勛當年購地建房時，梁啟超作為兄長曾出錢資助。而當梁啟勛要還錢時，梁啟超說：“不用還了，我也要住。”
“梁啟超在世的時候，他們一家人是不分的，不光是跟梁啟勛，跟其他兄弟姐妹、小輩，乃至夫人娘家的一些人，都是在他身邊，靠他生活的。梁啟超是長子，他父親去世后，親戚生活沒著落都會找他。”解璽璋說。
梁啟超去世后，梁家經濟轉困，天津的王夫人賣掉了原來的寓所，住在飲冰室。1950年，因為想念都在北京的兒孫輩，她將所余書籍捐獻，將飲冰室賣了約合3000匹布的價格，購置了西單手帕胡同一處小四合院。吳荔明認為，如果“南長街54號”真的跟梁啟超家有關，那么王夫人遷居北京就不必那么折騰，“我們那時候每周末說去婆(吳荔明稱外公為公公，外婆為婆)家，指的就是手帕胡同，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公公在南長街54號還有房子。”
“梁啟超基本還是住在天津，在清華講課的兩年，是比較集中住在北京的時候，平時住教工宿舍，進城的時候住在南長街54號。這些都有很多書信、記錄可以證明。資料顯示，房子是梁啟勛買的，花了一萬多塊錢，故稱故居并不合適”北京大學教授、梁啟超研究者夏曉虹認為，房子不是梁啟超購買并日常居住，因此不能稱作故居。
“兄弟二人關系很好，抗戰結束后兩家斷交”
梁啟超與梁啟勛兄弟感情甚篤。梁啟超流亡海外時，梁啟勛負責護送其家人去日本。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加拿大結婚時，因梁啟超正生病，在中國同時舉辦的文定禮，便在南長街54號由梁啟勛主持。梁啟超的正室李夫人去世時，梁啟勛負責操辦墓地，在條件艱苦的香山上待了兩個月。
“梁啟勛是梁啟超同父同母的弟弟，梁啟超活著的時候，他們兩家關系非常好。梁啟超會要求他的兒女每個人都給梁啟勛寫信，梁思順有次一個月沒有寫，梁啟超就寫信給梁思順催她給二叔寫信，說二叔老問你。”解璽璋說。
但這種家族情感在梁啟超過世的八年后結束。1937年12月，留在北平的梁啟勛出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外匯局調查室主任，調查日偽各銀號經營情況和市面金融動態。其婿楊正彥在2010年發表的《梁啟超的紀念館應當設在哪》中，并沒有將這段歷史隱去：“日偽出于對梁啟超的尊敬，給了他(梁啟勛)一個公司董事會董事的虛職，報酬有限，不得不把大部分的房子租出去，靠這筆收入維持生計。”
“抗戰結束后，梁思成從大后方回來，就率領兄弟姐妹跟梁啟勛斷交了。”吳荔明回憶。
在這次拍賣的宣傳中，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南長街54號”擔任了秘密基地和庇護所的功能。但梁思萃表示，南長街54號確實幫助學生轉移去解放區，但具體負責的，并不是梁啟勛，而是他的兒女們。解放前夕，梁思萃在北大上學，當時她有3個同學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她考慮到南長街54號“深宅大院，便于隱藏”，便跟梁啟勛的女兒梁思明提出能不能幫助轉移。“那是1948年8月，我二伯在圓明園避暑不知情。這件事是思明接手的。他的兒女們確實做了很多貢獻，這些都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