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巴菲特、彼得·林奇、索羅斯合伙管理同一只基金，并且3個人的權限一樣大，會出現怎樣的情況？
也許，巴菲特會將資金集中投到幾只股票上，只要公司關鍵因素不變，他就打算休息十年，甚至二十年。“如果股價跌了，我就再買。這樣我就能得到更多的股票。”但彼得·林奇可能會說：“不行，必須拿出一些錢出來撒網買一批其他股票，因為我要獲得他們的管理報告。如果錯了，我就賣掉；如果對了，我再加倉。”
而索羅斯也許會覺得，認為正確的事，為什么要逐步建倉？只要計算出促發因素什么時機會出現，就該盡全力撲上去。“就是這個時候了，其他都對，但是倉位不對，應該用杠桿買進（或賣出）更多。”不過也許幾天后，索羅斯就會決定平掉所有倉位，因為“我覺得我的后背有點疼”。但這種情況，在巴菲特身上也許從來都不會發生。
如果他們先后管理一只基金，也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巴菲特把錢集中投到了幾個標的上，然后坐收紅利和未來，如果沒有機會，就等；但彼得·林奇接手后，就會用剩余資金買進很多股票，但是量都很少，然后逐個研究；索羅斯接手之后，也許會覺得彼得·林奇簡直在胡鬧。他也許會賣光所有彼得·林奇的股票，等待時機到來時集中所有兵力后，再借錢集中投入到一場戰斗；但索羅斯走后，巴菲特再回來，他會覺得索羅斯杠桿太高，于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對基金進行調整。
這種后人顛覆前任風格的行為在投資界屢見不鮮。很多時候，前任的能力是得到后人認可，甚至受到后人推崇的。但往往，后人還是不會在前任栽下的樹陰下乘涼。
一位資深投資人表示，每個人的出身、性格、經歷等一系列因素的不同，使得每個人最終的投資風格不盡相同，每個人也可以用自己獨特的方法證明自己的能力。
上海多家基金公司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證實，上述這種因不同的基金經理管理風格不同而造成的基金管理風格差異早就被基金業界所關注，業界也尊重這種自然規律。因而在制度上，繼任基金經理上任之初，基金公司通常會預留3個月左右的調倉期，在這期間基金凈值變動不納入考核，新任基金經理對前任基金經理的配置進行結構調整。之后，基金公司的考核將以調倉完成后的新的凈值作為業績起點開始考核。
但這種制度上的人性化設置顯然有空子可鉆。
有的新基金經理會對前任的重倉股進行猛烈調整。由于一些大規模基金產品的重倉股占個股流通股比例較高，因而新任基金經理對這些重倉股的調整，往往都會引起股價的劇烈震動，甚至引起個股所對應板塊的下跌。
重倉股股價短期劇烈下跌后，基金凈值也隨之下跌，但這并不影響新任基金經理的業績考核。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能在調倉期內完成調倉，將基金凈值也調低，對其未來凈值升幅可能越有利，因而對考核也有利。
同樣的“潛規則”也出現在券商集合資產的管理中。
一位券商集合資產的投資經理就對本報記者表示，在他管理過的2只產品上都出現過這種情況。他表示，對于前任基金經理來說，這種行業潛規則早就心知肚明，但埋單的，卻是投資人。
從基金公司的角度來說，對于這種行為其實也是持默認態度。因為看好和不看好完全是主觀的，基金公司根本沒有辦法去核實新任基金經理的真實想法。“只要不過分，就沒人管。也許有一天我接一只老產品時，也這么干。”他說，這種“潛規則”也緣于排名壓力。
在這種邏輯指導下，基金經理更換頻繁的A股市場上，一批曾經牛氣沖天的基金在新的基金經理上任后，都或多或少經歷過陣痛。
王亞偉今年終于離開了華夏基金，與他齊名的華夏大盤也變更了基金經理。4月15日之后，華夏大盤凈值就開始滑落。從時間上看，王亞偉的離職和華夏大盤凈值滑落正“配合”。
從華夏大盤一季報重倉股的表現來看，在王亞偉離職后，大秦鐵路、中國石化、廣匯股份、招商銀行都出現明顯回調。在截至上半年末的凈值排名中，華夏大盤也從明星基金淪為平庸。
這種情況不只出現在華夏基金，國內不少其他基金公司也都出現過這種情況。2007年3月底，江涌正式接替易陽方單獨管理廣發聚富，但從1月份開始，廣發聚富凈值就開始出現較明顯的波動。類似的情況，在江涌離開廣發聚富、王國強接任的2009年9月也曾經出現過。
2011年1月，在劉芳潔和付浩交接時，易方達科翔也出現大幅回落。2004年4月，邵建開始管理嘉實增長，至2004年8月，嘉實增長凈值出現回落。發生在這些明星基金身上的故事，正在A股市場上不斷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