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洲完全沒料到，好不容易打贏與渣打銀行的理財官司后，還會在450萬元的余值問題上再生糾紛。
最讓他心生郁悶的是，渣打對于余值歸屬的認定依據，正是去年7月份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就雙方糾紛給出的終審判決書。渣打對此回應稱，“（宋先生）對所謂余值的主張，已超越了生效判決內容，于法無據。”
面對這450萬元余值謎團，證券時報記者日前進行了深入采訪。
余值糾紛
宋文洲與渣打銀行的糾紛要從4年前說起。2008年初，在日本經商的宋文洲向渣打銀行北京中關村支行以電話錄音方式購買了4款理財產品，總投資額為9880萬元人民幣。不久后這4款理財產品開始出現巨大虧損，宋文洲要求贖回其中兩款理財產品，但渣打以涉案理財產品分為不可贖回及可贖回階段為由拒絕。宋文洲認為這與雙方當初協議不一致，因此于2009年6月將渣打銀行告上法庭，請求法院判決渣打解除其中兩款理財產品合同及賠償他的投資損失。
經過近兩年訴訟，法院判宋文洲勝訴，渣打也給予宋5300余萬元賠償。然而這場巨額理財產品風波卻并未告終結，2012年3月，宋文洲突然發現其渣打賬戶中的理財產品余值不翼而飛。
“大約3周前（4月初），我發現理財產品的余值約450萬元沒了。經過詢問，渣打中關村支行張永新回應說，余值是屬于渣打銀行的。”宋文洲對記者說。
根據宋文洲的理解，這450萬元理財產品余值應屬于他本人名下財產，渣打無權劃走。宋文洲認為，法院判決解除的是產品合同，是將他的資金從產品合同中解除出來，但解除合同并不等于改變余值資金所屬權。此外，據宋文洲介紹，判決書共判定渣打賠償的5321萬元投資損失，等于“當初投資理財產品的本金，減去產品收益總和，再減去了450萬元余值”的結果。他也由此認定這450萬元產品余值當屬他本人名下財產。
對于宋文洲的這一看法，渣打的態度亦非常明確。在對記者對于450萬元產品余值屬性問題的回應中，渣打稱“銀行已依法如期、完全地履行了生效判決，對所謂余值的主張，已超越了生效判決內容，于法無據。”
渣打的“已經如期、完全地履行生效判決”，是指按照終審判決已于規定時效范圍內向宋文洲賠償總計約5321萬元投資損失。渣打的邏輯是，既然法院給出的判決是解除雙方存在糾紛的兩份理財產品合同，且由渣打賠償投資損失，那么在已履行賠償責任后，對應的利益應該歸屬賠付方。
渣打拒絕就此進一步解釋，該行在回復記者的咨詢郵件中僅稱，雙方“就合同和判決內容的相關爭議，可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由于雙方爭執不下，宋文洲于4月連續通過微博發表3封致渣打銀行中國總裁林清德的公開信，抨擊渣打在相關理財產品銷售和后續糾紛處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時間，雙方在余值歸屬問題上的爭議再度讓這一案件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眾說紛紜
這450萬元產品余值究竟應該歸誰？在記者的調查采訪中，業內人士亦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部分接受采訪的銀行人士認為，理財產品余值應該歸屬客戶本人。“這個資金本來就是客戶理財賬戶里的，不管是賺還是虧，都是客戶本人的，銀行只是一個產品銷售和投資建議的角色。”某股份銀行金融市場部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這一判斷亦與宋文洲本人的看法一致。“在判決生效，也就是解除合同的時點后，該產品已成為現金，難道不該歸我嗎？這就相當于你在銀行存了2萬元，你若提前支取，這2萬元本金仍是屬于你的。”宋文洲如是強調。
但是另有銀行人士認為，理財賬戶余額歸屬客戶的狀況只在雙方并未出現法律糾紛的情況下適用。一位股份行私人銀行部副總經理稱，雖然按常理來說理財賬戶余值確實屬于客戶本人，但產生糾紛后且銀行已經明確賠付客戶的情況下，對應的利益就應該歸屬銀行。不過她強調，這一邏輯的前提是雙方之前已就賠償金額達成一致，而且在法院審理過程中就雙方應該承擔的責任都有明確約定的情況下才適用。
“就好比A君用了B君的100元錢，花了80元，剩下20元。在A君歸還B君100元錢后，A君剩下的20元錢就不應該再屬于B君了。而理財合同解除后，銀行已給客戶做出賠償，且賠償金額是法院認定的，余值應歸銀行所有。”該副總經理稱。
上海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師則認為，“從常理來推斷，渣打應該不會再在幾百萬的余值問題上糾纏不清，雙方應該是對判決書的理解存在差異，應該通過法律途徑尋求明確裁決。”
判決書埋伏筆
既然雙方都以判決書為依據，那么法院給出的判決究竟是怎樣的呢？
記者查閱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的二審判決書。在這兩份編號分別為（2011）中民終字第3221號和第3229號的判決書中，宋文洲分別向法院提起了三項訴訟請求：第一，解除與渣打產生理財糾紛的產品合同；第二，判令渣打中關村支行退還宋文洲理財本金2533.95萬元和3399.43萬元；第三，判令渣打北京分行對上述第二項訴訟請求下的支付義務承擔連帶責任。
在法院的最終判決中，宋文洲的大部分訴求都得到了支持，但在賠償金額上，法院并未支持宋文洲提出的退還理財本金請求。法院認為，賠償的具體數額“應以宋文洲提出贖回申請之日，至理財產品由A子計劃轉為B子計劃，首次開放贖回日的損失為準”。理由是，在B子計劃中按雙方約定宋文洲是可以贖回產品避免損失擴大，因此根據《合同法》相關規定宋文洲無權就B子階段的擴大損失提出賠償請求。不過所幸兩款產品宋文洲在A子階段提出贖回申請時，均處于盈利狀況，并未發生本金虧損，因此B子計劃階段的擴大損失對宋文洲實際并不存在。
法院認為，由于宋文洲在訴請中請求退還本金，且表示已經扣除了其所獲得的收益，因此在這兩份產品合同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最終計算出的渣打銀行中關村支行應向宋文洲承擔責任的數額分別約為2100萬元和3221萬元，也即總計5321萬元。
如果按照判決書的邏輯，渣打銀行最終賠付的5321萬元應與產品余值無關，而只是宋文洲投入其中的理財本金扣除收益后的結果。并不是宋文洲所稱的“等于當初投資在理財產品上的本金，減去了3次產品產生的收益總和，再減去了450萬元的余值”的結果。
但是宋文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此卻并不認同。據他回憶，在臨近判決時由于主張恢復原狀，也即渣打銀行必須返還其理財本金，因此法院給出原被告雙方兩種解決方案供選擇：第一，渣打將宋文洲購買理財產品的投資本金以現金方式返還給宋，產品余值歸渣打所有；第二，渣打將宋文洲的損失以現金方式返還宋文洲，對余值不予判決。后來雙方選擇了第二種方式，也即對余值不予判決。
“我的立場是兩種方案任何一種都行，只要返回原狀就可以。當時法官的意思是，兩種形式造成的結果是一樣的，讓我們二中擇一。”宋文洲說。他表示，對于第二種方案，他想當然地認為余值一定是屬于他的，因此也沒有必要提出對余值做出單獨判決。
但是宋文洲的“想當然”后來顯然遇到了問題。記者仔細翻閱判決書后發現，法院在描述雙方當事人權責的措辭之中并沒有如宋文洲所描述，明確說明雙方一致同意“對余值不予判決”。而這一本應明確的關鍵問題，此刻顯然已成了宋文洲新的煩惱。
雙方爭議焦點
宋文洲：雙方后來選擇了第二種方式，即渣打將我的損失以現金方式返還，對余值不予判決。我想當然地認為余值一定是屬于我的，因此也沒有必要提出對余值做出單獨判決。
渣打銀行：銀行已依法如期、完全地履行了生效判決。（宋先生）對所謂余值的主張，已超越了生效判決內容，于法無據。就合同和判決內容的相關爭議，可通過司法途徑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