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市場熱錢涌動，2011年春拍成交額創下歷史新高，比2010年秋拍增長了20％。伴隨成交額的步步高升，“新出爐”的假字畫也紛紛浮出水面，甚至有研究者悲觀估計，市場上真品和贗品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高度成熟的制假（制造贗品）、造勢（宣傳炒作）、拍假（拍賣贗品）、假鑒（出具虛假鑒定書）、護假（為贗品辯護）的完整鏈條大行其道。
自古至今，“真”與“假”的問題與字畫交易形影相伴，業內人士疾呼“打假”，但并沒有否定古代字畫中精品偽作的藝術價值。
皇帝也造假字畫
溯本求源，歷史上許多皇帝最早推動了書畫贗品的生產。
假字畫，又稱偽作或贗品，即非書畫家本人實際創作，而被人謊稱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采用其他方式表明其身份的美術作品。根據假畫制作方式，造假一般分為摹 、臨、仿、造等四種形式。
王羲之“蘭亭序”就是名作仿制的一個典型案例。
《蘭亭序》是東晉右軍將軍王羲之51歲時的神來之筆，據說當時王羲之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和清流急湍，乘酒興方酣，用蠶繭紙、鼠須筆疾書此序，通篇28行，324字，有重復者，皆變化不一，精美絕倫，被宋代書法大家米芾稱為“中國行書第一帖”。傳說王羲之之后也曾再書《蘭亭序》，但均遜于原作。
《蘭亭序》原稿一直為王羲之視為傳家之寶，為王氏后代收藏，傳至第七代時被唐太宗李世民“騙”入朝廷。唐太宗得《蘭亭序》后，對王羲之書法推崇備至，敕令侍臣趙模、馮承素等人精心復制摹本。他將這些摹本或石刻摹拓本分賜皇族寵臣，當時這種“下真跡一等”的摹本亦“洛陽紙貴”。
此外，還有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家的臨本傳世，而原跡，據說在唐太宗死時作為殉葬品永絕于世。而今人看到的是蘭亭序的“唐人五大摹本”，從不同層面表現了“天下第一行書”的神韻，是后世蘭亭兩大體系的鼻祖：一是以虞本、褚本、馮本、黃絹本為宗的貼學體系；一是以歐陽詢的定武本為宗的碑學體系。這兩大體系并行于世，孕育了后世無數書法大家。唐人五大摹本曾被收入清乾隆內府，后流散四方，虞本、褚本、馮本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黃絹本、定武本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有研究者認為，唐太宗發起的蘭亭“唐人五大摹本”，既以摹家名義傳世，不應界定為真正意義上的“假字畫”，而北宋徽宗趙佶開設的“皇家畫院”則批量生產了諸多臨摹畫作。宮廷畫院始于五代，盛于兩宋。這位書畫皇帝開創了瘦金體書法，還為畫院制定了完整制度，形成了精致華麗的“院體”風格。在繪畫學習中，宋徽宗十分重視古人“格法”，他命人每旬將宮廷收藏的兩幅名畫押送到畫院供大家臨摹學習，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黃居寀的《蘆雁圖》就是在“傳移摹寫”下產生的精品摹本。
“蘇州片”的是是非非
隨著明清經濟的發展，民間藝術市場日趨繁榮，民間以盈利為目的的書畫偽作大量出現，書畫偽造技藝也越來越高，最終在一些地方形成造假“產業群”，“蘇州片”成為贗品制造的“典范”。
“蘇州片”起自明代吳門畫派的興盛和當地經濟的繁榮，有錢人附庸風雅，慕名購畫，因而出現許多畫匠專以制作假畫為生。為了提高造假的專業水平，他們開始分工合作，或專攻書畫，或專攻印章，或專攻樹木，或專攻山石，最終形成書畫名作的復制行業。他們生產的復制畫，后被稱為“蘇州片”。蘇州片數量多，流傳范圍廣，全國各地的博物館都有收藏，許多還流傳海外。其中有些精品還騙過了皇帝，被鈐上“乾隆御覽之寶”、“嘉慶御覽之寶”等皇家收藏印璽。
“近水樓臺先得月”，有些蘇州片就出自名家的后代親友及弟子之手，如王淶仿好友沈周的畫，吳三江仿其外祖父祝允明的字，蘇州專諸巷欽氏父子兄弟，專門偽造宋元以來的大家書畫，從徽宗趙佶、李公麟、董源、郭熙、范寬、劉松年、馬遠、夏硅、錢選 、王冕到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等“元四家”，長卷短幅，量大面廣，人稱“欽家樣”。
“老貨”不同于“新貨”。時下蘇州片仍在各種交易市場頻頻現身，幾可亂真又絕非真跡。有專家認為，這些摹品臨摹技藝高超，一切遵照原作，不露模仿痕跡，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現在的高仿工藝。
專家認為，從古至今，在文物鑒定過程中，許多“精品”偽作的價值往往不亞于真跡，從文物保護的角度看，歲月無情，紙絹壽命大約千余年，保存得再好，也會自然消失，這些亂真的復制品可在最大程度上傳承文物原件的文化信息。
據介紹，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顧愷之《洛神賦圖》卷，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魚隱圖》卷，以及遼寧省博物館的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卷，或是宋代摹本，或是師友代筆之作，皆屬假畫，卻都成為博物館鎮館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