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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解讀《廣場協議》，認為日元升值，日本是被動的。我當時接觸到的日本人并非這樣想。日本當時國內的市場有限，原料有限，但有的是技術、勞力和產能。如果日本一味發展自己的產業，看不到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受國際市場制約，發展就可能意味自殺：大量進口原料提高原料價格，大量出口擠壓產品價格，利潤空間被壓縮，國民相對收入在減少。保證國民勞動應得的收入，必須控制原料購進價格和產品銷售價格兩端的平衡，掌握兩頭的定價主動權，使利潤空間不被自己的發展擠壓。
當時日元已經具備國際支付能力，可自由地購買美元，即用日元和美元都可以在世界各地大舉購買資源或輸出資本。日元升值能降低向國外擴張的成本，提高日本的國際戰略地位。滿足美國人要求日元升值的要求，可以保證日元堅挺的戰略地位。這樣，只需印刷成本，大量發行日元，就可以向國外投資擴張，開發資源，開辦工廠。日本人不免興奮，發行日元太多太快，造成國內通脹泡沫。政策無法繼續，泡沫破裂。但他們推進了在世界資源市場的擴張，控制了原料成本和產出產品價格的市場平衡。有了資源保障，就有產業和市場擴張的基礎，使日本的世界經濟地位更加穩固。
我國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不顧前不顧后的發展，已經造成了前后受敵的被動局面。由于我們無限制地擴大產能，凡是我們從國際市場購買的就漲價，凡是我們生產的就降價；進口高價原料，賣出低廉產品價格，不斷擠壓我們的利潤空間。這形成了奇怪的市場，產品價格不斷上揚，我們是世界加工廠，從事加工卻要虧損。鋼鐵冶煉、銅冶煉、鉛鋅、鋁、太陽能幾乎行行面臨類似的局面。電解銅的價格在2000美元每噸左右時，每噸電解銅加工費在400至600美元，現在銅價在8000美元每噸，加工費降到200美元左右。我們70%以上的銅精礦原料靠進口。由于加工產能過剩，工廠搶購能源和原料，誰掌握了上游的原料和能源，誰就掌握了價格的主動權。
但是，加工廠投入產出快，見效快，GDP來得快；進入原料領域遠比加工領域復雜，需要戰略投資，需要較長的周期，這和那些急切等著要GDP增長的人們難以合拍。不控制源頭，卻要拼死向源頭要東西，造成的后果是：提高了原料價格，加大了通貨膨脹，稀釋了百姓收入購買力；產能過剩，產出多又壓低了產品價格，減少了利潤，使百姓的收入難以提高。收入不能提高，擴大內需成無米之炊，不斷地依靠投資和出口促進增長，形成惡性循環。兩頭不顧，雖然產能有了，出口有了，GDP有了，和百姓的辛苦付出比，百姓的幸福和所得未必真正提高。
出口積累了大量外匯余額，只能以美元形式放債。美國的貨幣政策寬松再寬松，稀釋再稀釋，我們在外面存的錢變得不值錢，無形中蒸發了。在國內，這些外匯占用人民幣購買，巨額人民幣充斥市場，推動資產上漲和通貨膨脹。地產金融成為發熱區，通貨膨脹失控，銀行、地方政府、地產開發商綁架了中國經濟。打壓金融地產，受困的卻是實業；救濟實業，受益多的卻是金融地產業。資本和優秀人才紛紛放棄實業進入賺錢快的金融地產業。產業大軍收入增長慢和地產金融界收入來得快，貧富兩極分化在滯漲中不斷加劇。不均衡的發展，促使國家經濟內外受困。
日本人在進行資源擴張的同時，他們利用資本加快了產業的輸出和轉移。利用當地低成本的市場、資源、土地和勞力，通過資本輸出輸出管理和壟斷技術，得到豐厚回報，減少了本國資源能源的消耗壓力，為國民創造福利。日元升值在日本經濟減速后并沒有為刺激出口走貶值的通道，而是繼續升值，原因在于資本輸出、資源戰略和出口戰略之間的平衡。在許多資源領域，雖然日本進口量小于我們，但他們現在在市場上的話語權卻遠大于我們。我們用大量消耗自己資源和勞力積累的外匯，并沒有變成有效的資源或資本，而是把那些資金借給別人，別人再拿這些錢來與我們利潤最好的企業合資，消耗我們的資源，拿走本來屬于老百姓福利的利潤。
我們應制定有效的政策，利用財政、貨幣、資本和其他政策的力量，控制資源能源供需平衡，控制出口與進口平衡，通過平衡來改變價格形成機制和結構，掌握主動權；改變GDP增長為發展方向的思路，發展著眼于國民福利的自足平衡經濟，合理分享上游下游利差，為企業、為百姓產出保值，為經濟穩定均衡的結構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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