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首家采用投資人付費模式的新型信用評級公司中債資信近日在京首次發布其評級業務體系。這也意味著投資人付費模式下的評級報告即將面世。
由于中國債市評級普遍采用發行人付費模式，難以擺脫利益交換之嫌，缺乏公信力，投資者難以根據評級結果對債券違約風險進行判斷，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信用債券市場的發展。
評級之困
中國的信用評級業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伴隨著企業債券的發行而產生的，算起來僅有20余年的短暫歷史。1987年，國務院頒布了《企業債券管理暫行條例》，開始對債券進行統一管理。為防范金融風險，銀行系統的一些機構組建了信用評級機構。
然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由于債券市場發展緩慢，針對債券的評級也顯得似有可無。直到中國人民銀行在2004年第22號文件中要求對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債券必須進行信用評級，并在2005年開通短融業務，銀行間債券市場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評級業的形勢才有所好轉。
據了解，目前國內評級機構超過百家，但其中資質較全、業務范圍較廣的主要還是中誠信、大公、聯合和上海新世紀等4家。
由于中國評級業基礎薄弱、準入門檻低，評級機構眾多。在市場容量有限的情況下，部分評級機構為爭奪市場份額，紛紛屈從于受評對象的級別要求，將信用級別作為競爭的籌碼之一。信用評級的級別競爭現象較為嚴重、等級向上遷移現象明顯，近來也頻繁遭受公眾的質疑。
南京銀行債券研究員張明凱介紹稱，目前大部分債券投資機構都有自己的內部評級，但在具體交易中，各機構在內部評級上很難達成共識，因此市場基本還是按照外部評級來進行定價。
投資者對評級機構普遍不信任，對評級結果的采用更像是一種不得已的無奈之選。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評級機構缺乏公信力，投資者難以根據評級結果對債券違約風險進行判斷，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信用債券市場的發展，堵塞了企業一條重要的直接融資渠道。
信任危機
本次金融危機以來，穆迪、標普和惠譽等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在全球范圍內遭遇的信任危機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其中詬病最深的就是其發行人付費模式，難以擺脫利益交換之嫌。
以此反觀中國，我國信用評級行業在建立之初就直接借鑒了國際評級機構的運營模式，向發行人收取費用。
一位評級業內人士稱，評級就是要揭示發行人的違約風險，也就是要找他的問題。你要揭露他的問題，還要跟他收費，這里面存在著根本的矛盾。
正是在發行人付費的模式之下，評級機構如同掙脫監管束縛的脫韁野馬，離揭示信用風險的中立角色越來越遠，成了金融壟斷寡頭的附屬品，這也是此次金融危機的起因之一。對這種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展開，中國亦意識到這一問題。
2010年9月，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起設立了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探索解決信用評級利益沖突問題的新模式。與市場通行的發行人付費模式不同，該公司采用“為投資人服務，由投資人付費”的營運模式，業務模式以債券再評級、雙評級為主。
中債資信總裁蔡國喜向記者表示，采用投資人付費，是為了切斷評級機構與受評對象之間的利益鏈條，確保評級的獨立性。通過提供再評級、雙評級為主的服務，既不對其他評級機構的現有業務形成沖擊，又能產生一種“鯰魚效應”，促進評級行業整體評級質量的提高。
一年下來，該公司已與國家開發銀行等20多家債券市場投資機構簽署了信用評級投資人服務協議。30多篇評級報告已完成撰寫，正在向投資人征求意見。
模式新探
不過，中債資信所探索的投資人付費模式也遭遇了諸多問題。事實上，投資人付費并不是一種全新的信用評級收費模式，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信用評級機構主要收入來源就是出售評級報告，也就是由投資人付費，但這種模式存在搭便車、發行人配合意愿低、小規模債券發行易受影響等弊端，因而顯得非常脆弱。那些至今仍然堅持投資人付費的評級機構在市場競爭中完全敗給了發行人付費模式的評級機構。今天，全球最具話語權的評級機構仍是穆迪、標普、惠譽這三大發行人付費模式的代表者。中國探索信用評級由投資人付費，能否克服這些問題仍有待觀察。
而在中國，中債資信引發的市場疑慮也許更多還源于其特殊的背景。這家公司由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起設立，而交易商協會的業務主管部門是中國人民銀行，并在人民銀行的指導下負責中票、短融、超短融、私募債等銀行間債券品種的注冊管理工作。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探索建立符合國情的信用評級體系仍面臨諸多的困難。促進評級行業的健康發展顯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市場機制、監管、人才培訓、評級技術等各方面入手不斷發展完善。但毫無疑問，投資人付費模式是值得認真探索的一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