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連發生的兩起嚴重污染事故：云南曲靖鉻污染事件和渤海溢油事故再次敲響環境保護的警鐘。尤其是溢油事故，油還持續在漏，調查也一直在進行，卻鮮有關于賠償問題的最終解答。而涉事方之一的康菲公司，據調查最近10年僅在美國，該公司就至少涉及5起環境訴訟或糾紛，償付近7億美金，折合超過40億元人民幣；然而此次對中國受害方賠償問題的處理，康菲公司卻一直是“羞羞答答”、“欲語還休”。輿論在譴責肇事企業的同時，也開始反思我國環保監管是否到位，環境責任保險也再次被推至公眾面前。
多地試點 企業投保不容樂觀
環境責任保險又被稱為“綠色保險”，以被保險人發生污染水、土地或空氣等污染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承擔的賠償責任為標的的保險。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些保險公司就與地方環保部門合作推出污染責任保險。
2007年，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與中國保監會聯合出臺了《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2008年，環境保護部與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蘇州召開了全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工作會議，試點示范工作全面啟動，江蘇、湖北、湖南、重慶、沈陽、深圳、寧波、蘇州等省市作為試點地區展開了相關工作，并初步確定以生產、經營、儲存、運輸、使用危險化學品企業，易發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業、危險廢物處置企業、垃圾填埋場、污水處理廠和各類工業園區等作為主要對象開展試點。
不過，三年過去，該保險在各地的試點進程不容樂觀。以深圳為例，幾年來投保企業寥寥無幾，全市僅有8家企業投保，總保額1600萬元。
“我們雖然投了保，但也是因為上級主管部門的要求，投了這么些年也沒有出過險，這個保險的作用還沒感受過。”深圳一家已投保環境責任險的較大型危險品經營企業人士告訴記者。在同業里投保的企業其實真的很少，即使投保，多數也是因為主管部門的要求，而不是自發的。
在重慶，去年6月，人保財險重慶市分公司代表重慶市環境污染責任險共保體，與重慶川儀顯示儀表有限公司、重慶安美科技有限公司簽訂了重慶環境污染責任險第一號保單和第二號保單，并與4家企業簽訂了投保意向協議。
湖北算是試點推行較為理想的地區之一，2010年人保財險在武漢承保了9家企業“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目前，湖北已經有35家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險，保障金額過億。
叫好不叫座 多數險企謹慎觀望
我國已經進入環境突發事件高峰期，環境風險不容忽視。數據顯示，僅2010年就發生了156起突發環境事件。目前我國7555個大型重化工業項目中，81%布設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45%為重大風險源，相應的防范機制卻存在缺陷導致污染事故頻發，我國每年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200億元。
然而，作為以被保險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氣而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為保險對象的環責險，因投保率極低、污染評估認定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在國內面臨著“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境地。
對此，蘇黎世保險公司北京分公司責任險部資深專家柴軼波認為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從立法角度出發，國內目前對由于環境污染事件造成的公眾受害責任賠償，法律有規定，但是怎么賠，賠多少，則規定的不是很清楚，這就造成很多企業存在有僥幸心理，結果是，當環境責任問題出現時，賠償問題需要有政府的大量介入才能迫使肇事企業為公眾責任權益買單；另外一個問題是，對于保險企業而言，絕大多數企業不去購買環境責任險，而少數高危行業出于風險轉移的想法，向保險機構購買環境污染責任險時，保險企業擔心出單后“中招”，沒有“大數法則”庇護的保險產品是沒有前途的保險產品。
“推廣確實很難。”一家中資財險公司負責人坦言，在排污、環境保護措施上管控較嚴的企業認為自己企業措施得當，不會有風險而不愿多花錢購買環責險。而對于環境保護措施不夠得力的企業來說，“即使它們很想買環責險，但我們也不敢接這種單子，因為環境污染突發事故造成的人身、財產損失往往上億元，承保必須審慎。”
另外，由于目前我國尚未有統一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標準，保險公司在勘查、定損與責任認定上存在困難，災害損失風險難以把控，這進而影響到環境責任保險的費率厘定和產品開發。而保險費率的確定，需要大量的環境污染侵權事實作為基礎，來確定每個企業污染風險的等級。
正因為種種原因的束縛，導致迄今雖然全國范圍試點該險種已三年有余，部分保險公司在各自條款完善、貼近國內企業客戶的需求以及制定更科學合理的保險費率等方面也做了較多嘗試和努力；但是，由于環境污染責任險的特殊性和高風險性，較多保險公司仍保持謹慎觀望態度。
制度缺失 高危企業應強制投保
對此，專家呼吁，我國應加快建立健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法律法規體系和政策體系。“在我國推動環境污染責任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一方說了算的。承保環境污染責任險風險太大，若保險公司把費率定的高，企業不愿購買，定低了，又賠錢。很多企業是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環保部分對其監督檢查的力度也比較薄弱，即使一旦發生污染事故，有政府來兜底，企業怎么還會花錢去買保險。”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學院保險系教授庹國柱說。
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郝演蘇認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和車險、財產險等大同小異，但主要是它的風險特殊性決定了其推行的難度。環境污染的風險大，往往超過了保險公司應對風險的能力，這把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推向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保險公司考慮到承擔的風險大，而不得不提高投保費率，這就造成了投保人的投保壓力；另一方面，保險公司考慮到環境污染的風險特殊性，而對此選擇避而不談，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積極性不高。
業內專家建議，我國可采取強制和自愿相結合的保險模式，對于環境風險大、污染嚴重的區域或行業，實施強制環境污染責任保險。
其實，如果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看，環境污染責任險很多采用了強制投保或者擔保等形式。比如，美國政府部門要求相關的高風險企業提交經濟償付能力證明，一旦發生污染，將對企業處以重罰。巴西已經建立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德國和印度都通過專門的立法強制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
此外，業內人士也表示，我國應盡快完善相關立法，加強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行政管理和推行的強制性；建立并完善環境污染責任制度，確立污染損害賠償的標準，實現損害的量化計算；有效利用國家認可的獨立第三方機構對環境污染事故進行定損等等措施。蘇黎世保險責任險部張霞認為，中國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環境責任糾紛解決機制與環境損害責任評估機制，難以估損將直接導致保險公司的理賠糾紛。重大污染之后該如何賠償無法可依以及利益相關的地方政府對污染企業的“地方保護”，也將導致很多普通的環境事故受害者無力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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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環境責任保險運行情況
美國：
針對有毒物質和廢棄物的處理所可能引發的損害賠償責任實行強制保險制度，又稱污染法律責任保險，包括兩類：一是環境損害責任保險，以約定的限額承擔被保險人因其污染環境，造成鄰近土地上任何第三人的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失而發生的賠償責任；二是自有場地治理責任保險，以約定的限額為基礎，承擔被保險人因其污染自有或者使用的場地而依法支出的治理費用。美國的保險人一般只對非故意的、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人身、財產損害承擔保險責任，對企業正常、累積的排污行為所致的污染損害也可予以特別承保。
德國：
采取強制責任保險與財務保證或擔保相結合的制度。德國《環境責任法》規定，存在重大環境責任風險的“特定設施”的所有人，必須采取一定的預先保障義務履行的措施，包括與保險公司簽訂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合同，或由州、聯邦政府和金融機構提供財務保證或擔保。該法直接以附件方式列舉了“特定設施”名錄。名錄覆蓋了關系國計民生的所有行業，對于高環境風險的“特定設施”，不管規模和容量如何，都要求其所有者投保環境責任保險。
法國和英國：
以自愿保險為主、強制保險為輔。一般由企業自主決定是否就環境污染責任投保，但法律規定必須投保的則強制投保。
印度：
如果是政府和國有公司，實行環境保險基金制度。如果是普通商務公司，則強制要求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