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歐盟出臺的第二輪希臘援助方案并沒能止住國際評級機構降調歐元區成員國評級的“腳步”。25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公司宣布，將希臘國債評級在“垃圾級”的范圍內進一步下調三檔，并稱希臘國債“鐵定違約”。
這一事件意味著歐盟和美國主控的三大評級機構之間的矛盾將進一步升級。在雙方的口水戰中，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一方面歐盟多位領導人對評級機構大加撻伐，認為其不適當地試圖在當前的債務危機中影響決策，并警告說將強化監管、加大削弱這些評級機構影響力的努力；而另一方面，以標普為代表的評級機構為自己辯護稱，其目的僅在于為投資者提供科學、一致的評級觀點，而且“歐盟官員的決策過度依賴評級使其不堪重負”。
究竟是評級機構在試圖影響決策、干擾歐盟解決歐債危機的努力？還是歐盟的決策過度依賴了評級機構，并試圖以前者為由干涉評級機構的獨立性？在雙方的指責和爭斗中，市場究竟會做出怎樣的判斷呢？
歐洲擬削弱三大評級機構影響力
自歐債危機于2009年底爆發以來，危機每次升級，背后都有三大評級機構下調歐元區成員國系列評級的舉動。在評級機構的“煽風點火”下，危機不斷蔓延，歐洲金融市場劇烈動蕩。
近期，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三大評級機構又對歐元區發起輪番“猛攻”。已接受歐盟援助并處于經濟調整期的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三國，主權評級均被降至“垃圾級”。意大利主權信用評級、23家意大利次主權機構的長期評級及優先無擔保債券評級、5家意大利國有企業評級和多家金融機構評級全部被納入負面觀察名單。評級機構的“尖刀”甚至插入了歐洲“心臟”，歐元區核心成員國比利時的主權信用評級前景由穩定被下調至負面。評級機構對歐元區的“狂轟濫炸”使市場對歐債危機的擔憂情緒長期難以消散，歐元區高負債外圍成員國的融資成本一路攀升，歐元、歐股連遭重創，歐盟的援助行動也時常因市場的驚恐情緒而備受干擾。
歐盟方面對此忍無可忍，7月至今，該機構領導人已輪番出面批評美國主控的三大評級機構缺乏公信力，除建議強化監管外，也認為歐洲應設立自己的評級機構。
歐盟委員會金融服務委員米歇爾·巴尼耶稱，歐盟擬加強對評級行業的監管，未來可能要求評級機構在公布主權評級調整前，必須披露其所使用的數據及相關分析報告，以增加透明度。此外，歐盟也將削弱評級機構的參考作用，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強自主風險評估，避免市場慣性依賴信用評級機構。
德國戰略管理咨詢公司羅蘭貝格合伙人卡羅爾近日透露，歐洲評級機構建立的計劃將較此前公眾的預期進一步提前，并預計歐洲評級機構的首個主權評級結論將在2012年第二季度公布。據介紹，創建歐洲評級機構須耗費約3億歐元，新評級機構的公司債務評級收費將不及穆迪、標普、惠譽三大評級機構的一半，且費用由投資者而非發債方支付。這些均表明，歐洲建立基于自身立場的國際評級機構已進入實質階段。
評級機構抱怨決策者依賴性太強
隨著來自歐盟方面的批評和指責不斷增加，三大評級機構也有些坐不住了。率先對歐盟的批評做出反擊的就是標準普爾公司總裁狄文·沙瑪，他25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題為《決策者必須降低對評級機構依賴》的文章。
文章指出，評級機構并未自詡為對未來做出理性判斷的唯一評判者。監管者和決策者如何利用評級結果是當前金融體系面臨的較大問題。他們依賴評級做監管或政策決定，這造成對評級機構觀點的過度關注。
舉例而言，法國銀行界最近提出的希臘債務展期建議是以評級機構對希臘是否違約的判斷為前提。與此同時歐洲央行強調希臘債務重組以避免評級機構所言的違約，并在決定接受何種債務抵押、以什么樣的條件接受抵押時繼續以獨立評級做參考。決策者的這種作為使評級機構處于決策的核心，而評級機構無意尋求擔當這一重任。
沙瑪還提出建議說，較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讓評級觀點成為政策決策的唯一標準，如此一來評級對市場與公共政策的影響將得到降低，并使得評級機構完全以質量為基礎展開自由競爭。投資者則可以自行決定對自己是否有用，而不用理會監管或政策措施定下的特定標準。
很明顯，這篇文章十分巧妙地將問題和矛盾的根源又轉移到了歐盟決策者一方。正如沙瑪所說，投資者會根據評級的實際效果來利用和評價它們的報告。如果評級觀點有價值，人們就會加以利用；反之如果沒有價值，市場參與者就不應被迫接受。
針對巴羅佐等歐盟官員提出的評級機構對歐洲有偏見的說法，文章表示，“果真如此的話，標普那是自掘墳墓”，“我們的主權評級以我們公布的標準為基礎，對全球120多個國家的政府一視同仁”，“標普在歐洲已有25年多的歷史，所有歐洲主權評級的資深分析師都是土生土長的歐洲人”。
而且，據彭博社27日報道，沙瑪在當天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也做出類似表述稱，主權信用評級應當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很重要的是，我們的評級標準不能受一個或更多政府的影響，這會破壞評級的獨立性、可比性和價值”。這一聽證會的背景是，由于提高美債上限的談判陷入僵局，標普和穆迪計劃下調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
事實上，盡管外界也因評級機構缺少有效監督和制約而質疑其報告的客觀和獨立性，但不可否認的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首先要正視的是歐洲債務國家本身的真實問題。正如德國央行行長延斯·魏德曼所言，不要將歐洲債務危機升級的罪責歸咎于國際信用評級公司；信用評級并不是專斷的，它暴露出債務國家的真實問題，而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比評級公司做出裁決更令人擔憂。
研究結果也證實評級機構的降級和警告并非空穴來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10月公布的主權評級研究報告顯示，評級機構對主權違約風險的評級基礎經得起推敲，1975年以來違約的所有主權債務至少在違約一年前都被給予了“投機級”評級。
金融市場離不開三大評級機構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歐美大投行一直配合三大評級機構的報告拋售或買入相關資產，給全球金融產品價格帶來巨大波動，整個金融市場仍然控制在這些投行和評級機構手中，要打破這種局面可能需要較長的過程。
可以作為例證的是，穆迪27日公布的財報顯示，該集團二季度利潤增長56%，而且這主要歸功于二季度全球債務發行激增帶來的信用評級收益大漲。這也可以說明，盡管各方對于三大評級機構的質疑聲不斷，金融市場目前仍需要這些獨立的商業信用機構來進行債券的統計和分析工作。標普、穆迪、惠譽在全球信用評級機構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短期內也是無可替代的，數據顯示，標普和穆迪所占市場份額各為40%左右，惠譽的市場份額約為14%。
而且，即使能像歐盟官員建議的那樣，成立和支持具有純正歐洲血統的評級機構，我們也要認識到，新興評級機構要獲得市場認可并非易事。當前的三大評級機構雖飽受市場詬病，但均有著逾百年的發展歷程和信譽積淀。新生信用評級機構在評級方法、經驗、手段等方面的技術能力與三大評級機構相距甚遠，需要長期發展才能被客戶和市場認可。例如，標普創立年份是1860年，穆迪成立年份為1909年，惠譽則為1913年。新的評級機構要追上“三巨頭”的信譽和技術能力，不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