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后，隨著原長城基金基金經理韓剛的獲刑、原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基金經理許春茂涉嫌“老鼠倉”被移送公安機關和國富基金原基金經理黃林被證監會予以行政處罰之后，“老鼠倉”這一公募基金業久遭詬病的“頑疾”再一次被擺到了輿論風暴的中心。
綿延不絕 基金經理“老鼠倉”前仆后繼
對于國內公募基金業來說，基金經理的“老鼠倉”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
統計顯示，自2007年時任上投摩根基金經理的唐建開始，國內公募基金業因“老鼠倉”遭到處罰或調查的基金經理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節奏也越來越快，正在呈現泛濫之勢。
2008年4月28日，證監會發布了《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書(唐建)》【2008】22號，時任上投摩根基金研究員兼阿爾法基金經理助理的唐建被查出利用職務便利，通過其所控制的證券賬戶交易“新疆眾和”股票，為自己及他人非法獲利152.72萬元。證監會取消了唐建基金從業資格，沒收了其違法所得152.72萬元，并處以50萬元罰款。唐建至此成為中國公募基金業首位因“老鼠倉”而遭受證監會行政處罰的基金經理，也拉開了中國公募基金業基金經理“前仆后繼”，相繼倒在“老鼠倉”上的序幕。
唐建之后，公募基金業有先后包括南方基金王黎敏，融通基金張野，景順長城基金涂強，長城基金劉海、韓剛，國富基金黃林，光大保德信基金許春茂等一批基金經理先后倒在了“老鼠倉”上。此外，目前包括交銀施羅德基金原投資總監、后轉投上海重陽投資的李旭利，以及同樣原在交銀施羅德基金、后轉投好望角投資的鄭拓涉嫌“老鼠倉”的案件仍在調查之中。據媒體報道，李旭利目前已確定因涉嫌“老鼠倉”被立案調查，稽查部門的調查已經結束，案件已經移交行政處罰委進行認定，不排除移交司法部門的可能。
2011年2月，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作出公開判決，長城基金原基金經理韓剛因 “利用未公開信息違規交易”的案件最終以“判有期徒刑一年，沒收其違法所得并處罰金31萬元”而落幕。至此，韓剛也成為中國公募基金歷史上第一位因“老鼠倉”而獲刑的基金經理。
而根據上海市基金同業協會的最新消息，原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基金經理許春茂，在任職基金經理期間利用職務便利，通過本人操作或指使他人操作相關證券賬戶，持續以先于、同步于或稍后于基金買賣相關個股的方式牟取巨額利益。上海證監局根據有關線索介入調查，目前已調查終結。因其違法行為延續至刑法修正案(七)實施日后，許春茂一案已被依法移送公安機關查處。
相比之下，日前被證監會處罰的國富基金原基金經理黃林則多少顯得有些“悲劇”。證監會披露，2007年3月至2009年4月，黃林在任中國收益基金的基金經理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及所掌握的基金投資決策重要信息，操作其控制的荊某賬戶，先于或同步于自己管理的中國收益基金買入并先于或同步于該基金賣出相同個股，涉及寧波華翔等股票8支，虧損5.4萬元。證監會認定黃林為市場禁入者，自宣布決定之日起，10年內不得從事證券業務或擔任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職務。
信托責任缺位致“老鼠倉”橫行
公募基金“老鼠倉”泛濫之勢愈發明顯，固然與監管日趨嚴格，原來很多難以發覺的案件逐漸暴露有關，此外也和中國基金業的固有缺陷脫不了干系。
“基金管理費的收取與基金業績完全脫鉤，基金公司的管理費用始終處于‘旱澇保收’的狀態。在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之下，基金經理不必擔心基金倉位的操作出現失誤，倒是可以利用所管理的基金倉位來為個人倉位服務，‘老鼠倉’的泛濫成災也就有了溫床。”一位基金業人士對記者表示，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基金公司和投資者并不“同甘共苦”，基金公司關心的只有份額和規模，而非業績，只要基金的份額不失，基金公司就能持續的收取管理費用。而另一方面，在目前基金業整體不景氣、基金規模整體停滯不前的現實狀況下，基金的發行已經成為了一個“存量游戲”——拼業績倒不如拼發行、拼渠道。該人士認為，正是這種制度的扭曲，才是國內基金業“鼠患”不絕的根源所在。
基金管理費收取同業績脫節、基金公司和基民利益取向脫節的背后，反映出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中國整個公募基金行業信托責任的缺位。
“按理說，基金管理公司是對基民負有信托責任的，那就是要在合法的前提下為基民創造財富。這才是基金業存續的根本。”一位基金評價業人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但從目前的年報、半年報、季報披露的情況來看，基民們大面積虧損已經成為了常態，在這種情況下，基金公司依然收取大量的管理費用，這本就讓投資者感到十分不平衡，而屢屢爆發的基金經理“老鼠倉”案件無疑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長此以往，投資者對基金的信心將會消失殆盡，基金業生存的基礎——公眾的信任也將就此消散。對比銀行理財產品的幾何級增長，公募基金整體規模停滯不前，新基發行也越來越困難，無疑是危機前兆。
亂世需用重典公募基金亟待重拾公眾信心
2010年11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依法打擊和防控資本市場內幕交易的意見》，要求五部委聯合打擊內幕交易行為，其力度之大，可謂前所未有。證監會明確表示，對內幕交易案件的查處力度將會進一步加強，內幕交易者也將面臨更加嚴厲的法律制裁。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也曾多次強調，任何機構和個人都不能觸犯“老鼠倉”、非公平交易和各種形式的利益輸送三條底線。
然而，今年首次因“老鼠倉”獲刑的韓剛的判決結果，卻引發了普遍爭議。韓剛因 “利用未公開信息違規交易”的案件而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沒收其違法所得并處罰金31萬元。據悉，今年二月法院作出判決后，目前韓剛因為在案件刑偵期間羈押期滿一年已獲釋放出獄。
“‘老鼠倉’的泛濫，一定程度上和懲罰力度不夠有關。”一位長期從事證券業維權的律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做“老鼠倉”的基金經理基本上就是市場禁入外加罰款，這個處罰相對于基金經理從事“老鼠倉”可能獲取的巨額收益來說，不值一提，正是長久以來違法成本過低，在一定程度上放縱了基金業老鼠倉的橫行。
公開資料顯示，在目前證監會已經通報的7起基金“老鼠倉”事件中，均僅對基金經理個人做出了處罰，除了韓剛以外，其余6人均僅受到行政處罰。在上述7位基金經理案發后，其所在的基金公司紛紛與之劃清界限，認為是其“個人問題”“個人原因”。業內人士表示，把責任全部推到基金經理頭上，基金公司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罰，顯然難以服眾。
該律師認為，對于基金的“老鼠倉”，就應當“亂世用重典”，提高基金經理的違法成本，同時還應當對其所在的基金管理公司承擔起賠償基民損失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起到震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