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國外的文物專家訪問中國時，聽說中國政府正進行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表示難以理解，“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館里，能得到更好的保護，能傳播中國的文化，這不是更好嗎？”這句話引出的命題是，文物最終屬于誰？從終極意義上看，文物應該屬于全人類。但從現實情形看，這個命題卻有無數跨不過去的障礙。
2009年2月，在巴黎大皇宮舉辦的拍賣會上，圓明園鼠首和兔首銅像分別以1400萬歐元被買家拍得。鼠首和兔首銅像是圓明園“12生肖獸首”中目前所能確定的仍流落海外的兩件。
歐美政策：捐贈文物，即減稅款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有300多萬件藝術珍品。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300多萬件文物中，90%來自于社會捐贈。
而在國內，比如故宮博物館180萬件藏品中，85%以上為清宮舊藏文物和遺存，此外還有來自文物局和博物館劃撥的，民間捐贈的總數不到10%。
90%和10%，這之間的差距在哪里？
2005年，111幅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和巴羅克時代的精美繪畫在中國美術館展出。畫展匯集了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大師的作品。這些作品是2004年法國政府在家樂福集團資助下以1100萬歐元購得的。
根據法國對資助收集民間寶藏和有重要遺產意義作品者的新稅收政策，家樂福這一行動最終可抵扣約990萬歐元的應繳稅(占其應繳稅總額的90%)。同樣，在美國，企業(yè)若向公益機構捐贈，會得到30%左右的免稅，可謂名利兼收，而且據說這一政策并不限制該公益機構的國別。
但查閱中國的《公益事業(yè)捐贈法》，雖然也有關于捐贈公益事業(yè)的獎勵政策，但是條款較粗，缺乏明確規(guī)定，也沒有完整的捐贈獎勵制度。同時，由于對文物捐贈者的稅收減免政策或者缺失，或者力度不夠，從而使企業(yè)等社會力量捐贈文物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
上海模式：給捐贈者“最高禮遇”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許多文物收藏家沒有把收藏品當成私產，慷慨捐贈，縱觀他們的言行，都是將文物視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因此托付給博物館，被視為這些文物的最好歸宿，猶如把自己的寶貝女兒嫁到可心人家，心便安了一樣。
在這方面，上海博物館似乎做得不錯，在文物界樹立了口碑。
2004年2月，香港收藏家張永珍女士，將一件價值4150萬港元的清代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為此舉行了盛大的捐贈儀式，包括請上海市市長韓正為張永珍頒發(fā)“白玉蘭獎”。受邀參加捐贈儀式的海內外嘉賓達到上百人。用上海博物館有關人士的話說，這叫“給捐贈者最高禮遇”。
一些專家說，常懷感恩之心的博物館，其社會捐贈的大門會越開越大。
公共精神：屬于家，還是屬于國？
曾有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50年代，一位先生向故宮捐贈了2000多件文物，然而幾十年后，他的后人又回來將文物追討了回去。他的理由很簡單，這些東西是我家的。這個理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爺爺、我父親的，就是我的。
由此有了一個問題，文物究竟屬于誰？是私產還是公產？在現階段的中國，這很難判定。但難以判定的現狀又恰恰說明，中國人公共精神的缺失。文物捐贈之后，所有權歸屬國家。博物館代表國家，也代表了一種公共精神。
一百多年前，美國人雅瑟·亨·史密斯在其所著《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這樣描述中國人的公共精神：
中國的道路是一個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證明民眾如何缺乏公共精神。中國曾經有許多官道，但道路的荒廢隨處可見，修筑這些道路需要投入很多錢，但需要的維修費用卻不多，可是所有的人都忽視了維修和保養(yǎng)，于是，廢棄的道路不僅不再是必要的交通要道，反而成了出門旅行的障礙。所有的民眾都只關心自己的個人財產，公共財產仿佛與自己無關。農夫受利益的驅使，就會盡量地縮小道路，擴大溝渠和田埂，使別人只能走在窄窄的田間小路上。
史密斯的結論自然有其片面和局限性，但時間過去一百多年，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似未有明顯的改觀。文物屬于家，還是屬于國？這是一個讓大多數中國人難以回答的問題。
另一面：文物屬于全人類
家、國已然是兩難的選擇了，但在西方國家，卻還有另一種聲音：文物屬于全人類。
這讓人聯想到中國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
2007年9月，澳門賭王何鴻燊以6910萬港元的價格，購入圓明園十二生肖“水力鐘”噴泉之馬首銅像，并將銅像捐贈國家。國家文物局高度贊揚了他的愛國義舉。其實，早在2000年，圓明園豬首銅像也由何鴻燊購得并捐贈保利博物館。對此，何鴻燊說：“我很榮幸能參與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工作，繼豬首銅像之后，將馬首銅像捐贈國家。我希望能籍此帶動更多人參與保護中國文物的工作，共同宣揚愛國愛民族意識。”
然而，同一事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曾經有國外的文物專家訪問中國時，聽說了中國政府搶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遂表示難以理解，“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館里，能得到更好的保護，能傳播中國的文化，這不是更好嗎？”這就是“文物屬于全人類”的觀點的表現之一。
從終極意義上看，文物應該屬于全人類。但從現實看，這個命題卻有無數跨不過去的障礙。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文物屬于誰，顯然是個難題，我們是否可參照一些例行的辦法，把它留給我們的子孫去回答，都說：子孫比我們聰明。
文物屬于全人類嗎？從欣賞和交流來看，這一點毋庸置疑，當這件具有中華民族象征意義的兵馬俑展現在國外觀眾的面前，中國燦爛古老的文明熠熠生輝，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從文物的歸屬來看，那些已經或正在流失海外的文物，卻令這個問題讓人實在難以回答。
商代晚期 獸面紋斝
青銅是國之重器，這件獸面紋斝通高34厘米，紋飾精細，其三袋狀足較少見。斝自商代開始出現，只短暫延續(xù)到西周時期，西周以后逐漸消失。不過，這只是章乃器捐贈的眾多器物中的一件，其捐贈總數多達1000余件，且品質極高。
捐贈者；章乃器
明 青花纏枝花紋碗
這件典雅大方的青花瓷碗，內繪纏枝蓮紋和折枝牡丹紋，外繪纏枝菊紋。其描繪細膩生動，頗具有自然的韻律感，是明代洪武年間的代表作。孫瀛洲號稱“青花大王”，是陶瓷大家，1956年到1966年，他將自己畢生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悉數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其中被定為一級文物的就有25件。
捐贈者：孫瀛洲
明 甜白釉僧帽壺
此壺因形似僧人帽而得名。其釉面恬靜瑩潤、白如凝脂，與端莊秀麗的器形相得益彰。明永樂時期，景德鎮(zhèn)御窯廠曾燒過大量僧帽壺，以白釉和紅釉制品最為名貴。捐贈者樂東屏，是北京同仁堂樂氏家族傳人，他于1958年、1959年先后將全部收藏的99件瓷器、50件家具以及鐵樹、臘梅等15中樹木花卉捐獻給故宮。
捐贈者：樂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