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吹響新一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號角，并開啟后4萬億時代。實施刺激計劃“退出戰略”的中國經濟現況如何？流動性泛濫之下的通脹形勢到底如何演繹？中央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何博弈地方政府大搞GDP的沖動？已逾一周年的史上最嚴樓市調控又將走向何方？
穩增長，高通脹
國家統計局4月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經濟同比增長9.7%，保持平穩之勢。與此同時，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5.0%。其中，3月份CPI同比上漲5.4%，漲幅創下31個月以來的新高。盡管從環比看，3月份CPI出現8個月來的首降，但國內通脹壓力依然不減。
從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判斷，在中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日益明顯的情況下，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整體表現為“穩增長，高通脹”的態勢。高通脹形勢毋庸置疑，官方也并不否認。央行副行長易綱4月16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第23屆部長級會議上就坦言，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通脹上漲壓力增大。不過由于一季度GDP環比呈現小幅回落之勢，因此一種中國經濟過熱跡象開始消失，代之以可能出現滯脹的憂慮開始抬頭。但鑒于產出缺口仍在繼續擴大，超過9.5%以上的GDP增速顯示經濟“熱”度其實也并不低，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經濟出現滯脹風險的可能性不大。
實際上，在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向穩健趨緊的基調下，投資仍在繼續增長，消費依舊保持小幅慢走局面，而新增貸款雖較4萬億之下的天量信貸開始明顯放緩，但相對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正常年份的放貸情況，月均超過7000億元的貸款依然是十分可觀的。
而貿易方面，一季度中國出口仍保持強勁態勢，特別是3月份出口創下35.8%的增速，給出口增添了不少熱度。盡管一季度我國一改6年來無季度貿易逆差局面，但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進口的十分旺盛導致的，而非出口的急劇下挫引起，并不用表現出過多的憂慮。盡管4月19日標準普爾公司宣布把美國政府長期債務的評級前景，從穩定下調到負面，但這只是指向一個世人皆知的美國財政赤字問題，標普的所謂驚人之舉短期內其實用不著多擔憂，中國投資與美國消費共同推動的“摩托車經濟”模式仍將維持下去。事實上，在全球經濟復蘇好于預期、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上升和就業市場繼續好轉，以及歐洲央行打響加息首槍的情勢下，中國出口依然有較強的競爭力。
需要警惕的是，中國高速進口所拉動的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并由此伴隨著的輸入性通脹不斷加碼，將成為貨幣超發主因之外國內高通脹壓力的另一個重要推手。不能不感嘆的是，中國的強勁需求甚至改寫了美國山核桃的產業格局。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一磅(約合0.45公斤)帶殼山核桃去年平均售價2.14美元，是3年前的近兩倍。在此背后，2009年，美國山核桃有1/4賣給了中國，并且目前看不到中國需求減少的跡象。而5年前，中國幾乎不進口任何山核桃。
此外，在高通脹的同時，人民幣升值也屢創新高。截至4月22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5156，首次突破6.52大關。以中間價為計，自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幅度已達4.5%。受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影響，海外熱錢加碼流入國內仍在加速，今年一季度外匯儲備季度增加1973億美元，季度增量僅次于去年四季度的1990億美元，為歷史次高水平。截至今年3月底，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0447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
行政管制難抗通脹
防通脹是今年政府的首要任務，這一點不論是從物價的實際走勢，還是中央領導人的多次講話以及國務院的各次會議中都表現得十分清楚，而宏觀政策明穩實緊也是不斷發力，貨幣政策“三率齊升”——即匯率、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充當了此輪抗通脹的主要工具。今年以來，央行已經兩次提高利率和4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人民幣匯率也不斷創出新高。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日發出了用人民幣升值抗通脹的暗示，他強調把提高人民幣匯率“靈活性”列為政府為控制物價應當更好利用的多種工具之一。可以預計，今年人民幣升值“被迫”快進的可能性不斷加大。
另一方面，嚴防通脹卻有點越來越陷入行政性管制物價之怪圈。近期國家發改委的“約談”穩物價措施讓社會各界再次開了眼。據悉，飲料、奶業、糖業、酒業等17家行業協會都受到了發改委的“關照”，電煤價格也遭到臨時性管制。而全國工商聯為倡導企業“不漲價”還召開新聞發布會，涉及消費品類的20多個行業協會，將做出保證重要消費品不漲價的承諾。
盡管發改委的“約談”是為了抵抗高通脹，但其“選擇性約談”卻實在有點令人不解。不少行業在發改委“發威”下暫緩漲價之時，本月初國內成品油價格卻依然繼續著向上的步伐。4月6日，國家發改委年內第二次上調成品油零售價，汽柴油漲幅分別為500元/噸和400元/噸，成品油價格創下了歷史新高。這在央行年內第二次加息的靴子剛剛落下之際，“兩桶油”則馬上又來添了一把火。
成品油終端零售價的上漲，必然對下游許多行業的物價產生拉抬作用。因為油價上漲是具有傳導性的，油價上漲將導致運輸成本、能源和原材料等的增加，而成本的增加則會引起相關行業物價的上漲，這也注定行政管制物價的結局并不會太好。從歷史上看，每每高通脹來臨的時候，行政管制價格就會借機出臺，但最后的結果卻是制造出新的一系列問題，例如管制煤電價格引發的“煤荒”、“電荒”現象就并不鮮見。畢竟政府的行政手段雖然不敢公然違背，但企業也有企業的門道，惹不起躲得起，人為抑制價格破壞市場供求關系也就難以避免。
實際上，從目前的情況看，這一次價格管制在煤炭行業又開始初步顯現出“煤荒”的后果了。據悉，隨著夏季的來臨，現在多地煤炭庫存已提前“告急”。而多方信息顯示，國內部分省市火電企業上網電價也已上調，調整幅度為1~3分/度。盡管終端電價暫時沒有上漲，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表面上是由電網企業承擔，但最終還是要由老百姓埋單。
高通脹之下，防通脹理應加大力度，但官方人為的行政管制價格實際上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相違背的。畢竟這種嚴厲管制管得了一時，管不了一世，何況由此衍生出的新問題更可能會讓中國經濟得不償失。這不，近日國內多省市菜價急跌，農產品市場又在上演“價貴傷民，價賤傷農”的怪圈，政府部門不得不開始維穩菜價。因此，行政管制抗通脹只能是有心無力，摁下葫蘆起來瓢，倘若不釜底抽薪，流動性泛濫之下的物價上漲也就難以避免。
地方投資潮讓中國經濟轉型尷尬
全球金融危機之下，中國政府于2008年10月迅速出臺的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到去年年底已宣告完成。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步入后4萬億時代，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主基調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調結構已是刻不容緩，但從地方搞經濟的情況看，洶涌的地方政府投資潮卻并無絲毫放緩之勢。
近年來地方政府傍央企的現象并不新鮮，安徽、貴州、云南等省份都曾搞得有聲有色。這種現象無疑強化了地方政府“傍央企”的潮涌，這實際上折射出的是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步伐不進反退的勢頭，地方政府將壟斷央企作為“十二五”招商引資的重中之重，無疑又是加碼大搞投資的沖鋒號，至于產業的轉型升級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其實，地方政府比拼投資的態勢并無改觀之勢在早前公布的各地“十二五”規劃中就有顯現。據統計，在中西部地區，至少有10個省(區、市)提出未來5年內經濟總量翻番的目標，折算成年均目標，GDP增速接近15%。地方政府比拼GDP的背后，“十二五”多個省份提出了投資大幅加碼的發展目標。2011年，四川省提出固定投資規模達到1.45萬億元，湖北將達到1.3萬億元，陜西省將安排固定資產投資1.06萬億元，江西也要求固定資產投資突破1萬億元。地方投資繼續發飆的背后，2009年和2010年兩年有20多個區域發展規劃相繼上升為國家戰略。
在地方政府大干快上主導投資的態勢不改的情況下，不少地方借著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東風，一場農民“被上樓”的行動，早已在全國很多個省市進行，農村“圈地運動”可謂風生水起。即使國家發改委象征性地警告了部分省市“十二五”時期經濟發展目標定得過高，但要抑制地方諸侯GDP崇拜的勢頭實難樂觀。雖然今年銀根緊縮之下，地方融資平臺的日子看起來比較難過，投資或許將受到一些抑制，但融資平臺資產證券化的“開閘放行”，無疑讓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看到了舒緩“缺錢”困境的希望。3月25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與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在北京簽署合作備忘錄，北金所將成為“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指定交易平臺”，雙方合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將實現政府融資平臺資產證券化。
“十二五”剛剛開始之時，盡管中央定調“十二五”GDP目標放緩至7%，但地方投資規模翻番的省市比比皆是，連改革開放窗口的廣東省也是借傍央企之風而繼續做大投資的盤子，新一輪政府主導的投資熱潮又接踵而來。這也意味著后4萬億時代的政府投資仍將主導中國經濟增長，要擺脫這一固有的路徑依賴尚需下真功夫。倘若這種模式不加以改變的話，那么中國經濟轉型很大程度上將會是力不從心。
樓市調控考驗中央“落實”風暴
在高通脹壓力難緩的同時，以房價為首的資產價格依然高企，樓市調控成效尚難樂觀。盡管3月份以來一線城市房價有所松動，但二三線城市房價漲勢卻大有向一線城市看齊之勢。即使房地產市場成交量出現大幅下滑的局面，但房價卻難現拐點。4月1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多數城市房價還在上漲，并將鞏固和擴大房地產市場調控成效列為當前經濟工作七大重點之一。
據悉，國務院4月初啟動的八路房地產督察行動已于近日結束，這是歷次樓市宏觀調控以來，中央政府開展的規格最高、決心最大的一次督察行動。一位接近住建部的人士稱，雖然全面的督察結果仍需總結，但是大部分督查組的總結要點都提出：地方仍需要將對中央調控房地產的政策落實到實處。4月18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穆虹在樓市調控問題上也發出了“希望各地不要抱不切實際的幻想，要切實抓好房地產的調控工作”的警告。
雖然中央政府調控樓市的決心似乎很大，但政策的落實畢竟還得靠地方政府，中央與地方的新一輪博弈也就難以避免。實際上，在一季度末，多數城市公布的房價調控目標卻與當地GDP增速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漲幅掛起了鉤，實乃是變相強化房價上漲預期。只是在最后一刻，作為首都的北京稍微有所突破，提出了住房價格目標比去年穩中有降的要求。即使如此，剛剛結束的被喻為北京樓市風向標的春季房展會上，北京本地項目并未出現大幅打折促銷，二手房市場上成交量雖同比下降六成，但房價依然在死扛。
而地方土地出讓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再次出現尷尬的局面，也印證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數據顯示，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2.9萬億元，再創歷史新高，但其中僅有463億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遠未達到10%的比例要求，政策條文的硬性約束對地方政府并無實質性威懾力。這種局面的形成，毫無疑問又與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財政有著緊密的關系。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4月19日在國務院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承認：“在中國土地財政是一個客觀事實，是我們的一個制度安排，但當前土地財政形成的機制有問題，犧牲了子孫后代的利益。”
從去年4月1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算起，號稱“史上最嚴厲調控政策”已滿一年，但樓市仍只是處于量縮價滯期。有消息稱，倘若第三輪樓市調控效果不佳，第四輪樓市調控政策即會立馬出臺，各部委均有豐富的政策儲備。不過，不管是多少輪的調控，最終考驗的還是政策執行情況。其實，近年來中央也掀起過所謂的樓市調控風暴，但真正打到“七寸”的地方并不多，政策難落實之頑疾依然如故，政令始終遭遇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尷尬。當然，此次似乎有些許不同，今年全國“兩會”結束之后，中央最高層密集地將“落實”放在突出位置，看起來是要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掀起一輪“落實”風暴，但能否“落實”的根子還是在樓市，新一輪樓市調控成效如何直接考驗著中央的“落實”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