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輪人事調整，也許是奧巴馬重新思考對華政策的一個嘗試---讓非常‘知華’的人來直接參與對華政策的決策，在美國這個復雜的政治大背景中，往往并不一定是加分的事”
最近，在很短的時間內，奧巴馬政府相繼撤換了掌管美中外交的三名核心人物。奧巴馬的對華政策首席智囊杰弗里·貝德即將離開白宮，回到之前供職的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側重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計劃再回學術界。在此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也宣布離任，由華裔的商務部長駱家輝接任。
三人之中，貝德和洪博培會說流利的中文，與中國打交道多年，淵源深厚，是典型的“知華派”。斯坦伯格雖然不是專事中國問題研究，但也在對外政策研究界供職多年，是對中國“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政策的提出者，還領養了兩名中國女兒。
更引人關注的是，貝德和斯坦伯格的繼任者，卻均是“知日派”。貝德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一職將由他的副手、前美國駐日本大阪、神戶總領事丹尼爾·拉塞爾取代。斯坦伯格的繼任者則據稱是庫特·坎貝爾，后者目前是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同樣諳熟日本事務。
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對華決策層將由“知華派”走向“知日派”主導？對奧巴馬任期后半程的中美關系是否會產生影響？
“這一點上既可能是巧合，也有可能是其他安排，”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張家棟對《望東方周刊》說，“但這一輪人事調整，也許就是奧巴馬重新思考對華政策的一個嘗試。”
美國對華決策層是怎樣構成的
三位“知華派”高官的離開對于美國對華政策影響有多大，首先需要厘清一個問題---即美國對華決策層是怎樣的一個架構。
張家棟告訴本刊記者，在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國家系統中，涉及對華決策部門的主要是立法與行政。除白宮及相關行政部門以外，參眾兩院相關的委員也會參與對華決策。但目前一般意義上講的“美國對華決策層”，主要指的是總統與行政部門。
這其中，最核心的層面是白宮內直接向總統提供建議的顧問們。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在外人熟知的美國官員名單上，只是私人顧問，但影響力非常大。另外還有白宮行政序列中涉華問題的顧問，比如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對總統也有直接影響。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美國總統外交決策最重要的機構之一，總統在處理重大外交事件時，常常要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其二是涉華事務的政府部門，比如美國國務院(相當于中國外交部)。美國國務院中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副國務卿是國務院內直接掌管對華外交的官員。
第三，五角大樓，即國防部，也是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博弈方。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務院雖然名聲很響，但在美國政府行政部門中規模并不算大，而五角大樓卻是勢力很大的部門，每年光預算就有幾千億美元，工作人員有一兩百萬之多。
“比如中國與美國在海上有船只沖撞的時候，海軍就在五角大樓內部大肆呼吁要對華強硬，再把這個意見通過國防部渠道反映到總統那里，影響總統的決策”，張家棟說。
第四，影響對華政策的當然還包括情報部門，如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其匯總的信息對美國總統的決策也有很大影響。
由此可見，本次離任的三位高官確實處在美國對華決策層的核心位置，但在復雜的中美關系中，并非是決定性的。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朱明權也告訴《望東方周刊》，中美走到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和部門加入到對華政策的決策中來，“商務部、科技部、農業部、勞工部等都對對華政策的決策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影響，指導外交政策制定的權力分流到多個行政部門”，并非由幾個人單獨決定。
“知日派”接手，是巧合還是安排
“知華派”走了之后，“知日派”全面接手---是巧合，還是刻意的安排？
張家棟認為，這一點上可能有巧合的因素---要知道，美國的高端外交人才的儲備是很有限的，在挑選人才的時候是在一個相當小的圈子里進行的，“知華”的人主導了上半場，下半場就輪到了“知日”的人。
他同時認為，這一輪人事調整，也許是奧巴馬重新思考對華政策的一個嘗試---讓非常“知華”的人來直接參與對華政策的決策，在美國這個復雜的政治大背景中，往往并不一定是加分的事。
“你會講漢語、到過中國，美國人就會懷疑你對美國的忠誠度。往往是越‘知華’的人越要反華，越要在美國國內高舉強硬的反華立場，這是一個美國對外政策里面經常出現的現象。”張家棟說。
朱明權也持同樣的觀點。“一個是越是看上去與中國關系密切的人就越想要與中國撇清關系。你看駱家輝每次在公開場合碰到相關提問都會先強調自己美國人的身份。國內部分人感覺華裔和知華派會對中國更溫和、更友善，這種預期實際上是很難實現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存在可能是這些核心智囊“主動調整了奧巴馬”。現在在美國，人們給奧巴馬取了一個新名字叫做“George
W Obama ”
，意思是說，奧巴馬外交上越來越像小布什了。
“辭職的一些人在最初進入奧巴馬政府時可能期待著奧巴馬是一個多邊主義的、溫和的、從國際上收縮的、有能力做好外交的總統。但是現在奧巴馬在國際上的許多行為似乎是被迫走到了小布什的道路上去。比如在伊拉克的駐軍還要長一點，還要投入更多到阿富汗的軍隊上去，出兵攻打利比亞。這和很多人開始加入政府的理念有所不同。”
對于中美關系來說是壞消息嗎
更關鍵的問題是，隨著三位“知華派”的離去，兩位“知日派”和一位華裔大使駱家輝將走上前臺，掌舵奧巴馬第一任期下半程兩個大國的相處。對于中美關系來說，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事情聽上去確實讓人有些擔心。
如專家指出，駱家輝的華裔身份可能使他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放不開手腳。“在中美關系目前這種相互不信任的基礎上，派一個華裔做大使可能會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張家棟說。
另兩人中，丹尼爾·拉塞爾日語流利，曾任美國駐大阪和神戶總領事。美聯社在新聞稿中曾將他直接稱為“日本通”，稱貝德為“中國通”，認為兩人分野明顯。
庫特·坎貝爾在加入國務院之前曾在五角大樓供職，是克林頓政府中負責亞洲和太平洋事務的國防部高官，據稱在任上主導了日美軍事同盟的重新定義。
美聯社在他確認加入國務院之初時稱，“一位國務院官員說，如果坎貝爾出任這個職務(助理國務卿)，對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因為日本不少人擔心國務卿希拉里會使美國倒向中國，而坎貝爾是個平衡力量。”
但接受本刊采訪的專家們都認為，對所謂“知華派”和“知日派”不應該簡單區分，中美關系并不會因此發生重大轉折，而且人事調整一下，對未來中美關系的發展“不一定是壞事情，也許還有益”。
朱明權說：“我們過去常常看到的這些‘知華派’對中國的客觀、友好評價并不能真正反映美中關系的發展情況。一方面‘越知華越要反華’的現象屢見不鮮。另一方面，外交官首先代表和維護的只可能是本國的利益。個人的專業、背景、行為、好惡是嚴格受到國內制定的對外政策的限制的。”
在這一點上，似乎美國方面也持同樣的觀點。即將卸任的貝德在履新之初接受《望東方周刊》專訪時強調：“美國對華政策一直有很強的延續性。從尼克松總統以來的7任美國總統都在不斷地修繕以及完備這種理念，各位總統的政策相似性要大于相異性。所以，我并不認為奧巴馬會偏離這種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