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700多萬中國人曾經出過國，這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第三大旅游輸出國。世界旅游組織則預計，在未來十年內，中國出境游數量將會兩倍于去年的水平。
美記者隨中國旅行團游歐洲
數千年以來，這個國家一直不鼓勵普通人踏出國門，周游天下。但是隨著農歷兔年的臨近，各大報紙的廣告版面上，充斥著各種國際旅行路線的介紹，好像身邊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準備趕著春節長假飛往世界各地游玩。我決定加入他們的隊伍。
在網上搜了一些由旅行社開發的歐洲旅行項目后，我選擇了“經典歐洲旅行線路”，這是一趟十天五國的巴士旅行，頗受歡迎。機票、住宿、餐費、保險和其他費用加在一塊，差不多2200美元。此外，旅行團的所有中國游客還需繳納總計7600美元的出境游押金，以防團中出現游客失蹤或非法滯留現象。
我加入的旅行團，包括我在內共有38人。根據安排，所有團員必須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集合。43歲的導游李興順(音譯，下同)正在那里等我們，身材瘦削的他身著灰色的花呢外套，臉上架著矩形眼鏡。為了區別其他人群，每個團員都事先收到一個淡黃色的徽章，上面繪著一條腳踩登山靴、鼻孔出氣的卡通龍，徽章上還刻著一句格言：龍騰萬里。
我們登上國航直飛法蘭克福的航班。坐定之后，按照導游的強烈建議，我和其他團員開始閱讀一本名叫“國際旅行團指南”的中文小冊子。這本游客指南事無巨細地描述了一系列旅行注意事項，比如：不要隨身攜帶歐洲品牌的山寨貨，一旦被海關截獲將會被處以罰金……即使對于我這樣曾多次來往歐洲的人來說，這本小冊子里描述的歐洲大陸也著實新鮮。此時，我的心中竟莫名升騰起一種安全感。小冊子最后以一句充滿孔子哲學意味的話結束：能夠經歷苦難之人，方能行走下去。聽起來好像這場旅行，也是一次品格的測試。
“以前全是日本人，現在全是中國人”
一片濃霧中，我們抵達法蘭克福。在機場航站樓，團員們再次聚齊。大家年齡各異，從6歲到70歲不等，包括高中教師、室內設計師、地產公司老板、電視臺布景師以及一群學生，所有人都生活在城市，都來自中產階層，這個階層在中國社會大約有1億5500萬到2億的人口。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踏足亞洲之外的地區。
在旅行團中，我是唯一一名外籍游客。導游李興順將我介紹給大家，團員們紛紛回以誠摯的歡迎。十歲的劉一峰抬頭望著我，笑著問：“是不是所有外國人都長著大鼻子？”
走出機場，一輛金黃色的大巴正在門口等著我們。我選了個靠窗的座位，隔壁坐著一位身形健壯的18歲小伙子，額前留有長長的劉海。他介紹說自己叫許諾，是上海師范大學經濟專業的一年級學生。我問為什么他們一家人會選在春節的時候出行，而不是待在國內走親訪友。“那都是老傳統了，中國人現在越來越有錢，而且一年當中只有這個時候有空出游。”我們倆用中文交流，但是許諾有時會用“Oh,
My Lady
Gaga！”這句英文來表達驚訝之情，這句流行話是他在學校學到的。
在座位的最前方，導游李興順手持擴音器，面對著我們。在接下來幾天的游覽中，他一直保持這樣的姿勢。對于中國游客來說，導游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既是翻譯，還是“說書人”，更是“全團統帥”。李經驗豐富，常常用第三人稱的“李導游”稱呼自己。
我們的巴士司機帕特爾·皮查來自捷克。聽到李導游介紹到他時，皮查略顯疲憊地朝我們揮了揮手。“大概有6到7年的時間里，我接送的客人都來自于日本，現在全是中國人。”他后來告訴我。
“在中國，我們覺得巴士司機都是超人，可以工作24個小時不用休息，無論多晚都可以接送客人。但在歐洲，除非是天氣或者交通原因，這里的司機只允許工作12個小時。”李導游說，這里的每一個司機都要隨身攜帶一張卡片，開車之前要把卡片插進儀表盤的插槽內，用來計算工作時間。“我們本來以為這不是什么大事，做個假卡或者改變一下記錄就可以。但是一旦被抓住，罰金會高達8800歐元，營業執照還會被吊銷。這就是歐洲，表面上，這里所有的一切都靠自覺，其實背后有著非常嚴苛的法律。”
我們即將入住的酒店位于盧森堡，車快行至目的地時，李導游卻開始對酒店早餐作起解釋。一般來說，普通中國人的早餐通常由一大碗粥、油餅或肉包子組成。但是李導游“警告”大家說：“旅行全程中，酒店提供的早餐基本只有面包、冷火腿、牛奶以及咖啡。”聽到他的話，全車團員忽然陷入了一陣沉默。
“追捧”馬克思出生地
行程太趕，我們根本來不及看一眼白天的盧森堡。隔天黎明時分，我們便從酒店出發，駛上高速公路。李導游問我們有沒有落什么東西在酒店，因為之前有游客出過這樣的問題，習慣把錢藏在酒店房間的馬桶或通風管里，但是退房時卻忘了拿。“最嚴重的一次，我的客人竟然把錢縫進了酒店房間的窗簾里。”李導游說。
我們行程的第一站是德國城市特里爾。對于大部分初次來到歐洲的游客來說，這并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地方。但對于中國人，它卻是個非常受歡迎的景點，因為這個城市是馬克思的出生地，共產主義者幾十年前便流行來此瞻仰，曾被描述為中國人的“麥加之城”。
巴士抵達一處齊整的小巷，兩側立著帶有尖頂的暖色樓房，鵝卵石鋪就的地面被雨水打磨得閃閃發亮。樓房前門旁掛著一個匾額，上面刻有馬克思的側面頭像。在外人看來，我們這群人一定很奇怪，在馬克思故居門口局促地踱來踱去，一邊躲閃著來往車輛，一邊舉起相機拍照。一個孩子向他母親建議：“我想去超市。”然后便拉著后者往窗幾明亮的超市走去。
我身邊站著一位名叫王振宇的團友，50歲的他，身姿依然挺拔。“在美國，沒什么人知道他吧？”他問。
“比你想象的多。”我回答說。
我原以為會在這里看到更多中國游客。王聽后笑著說：“年輕人已經不怎么知道這些東西了。”王出生于無錫，當年分配工作的時候當了一名木匠，改革開放后下海經商，現在擁有一家小型制衣廠，專門制作免熨燙男士西褲。王不會說英文，但是卻為自己的公司取了一個好聽且國際化的名字，叫“格瑞特”，發音近似英文單詞Great。
我問他為什么會選擇來歐洲旅游，他說，趁著還有精力，走得越遠越好。
為什么選擇歐洲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移民的足跡遍布全球。但由于種種原因，直到1997年7月《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游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出臺，中國人才終于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出境旅游。在初次出國的中國游客中，80%通過組團的方式出行。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只有當一般公民可支配收入達到5000美元時，海外旅游才會興起。但在中國，城市居民大約只有一半達到這個標準。對他們來說，通過組團的方式可以獲得更為低廉的機票以及酒店住宿價格。去年，5700多萬中國人曾經出過國，這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第三大旅游輸出國。世界旅游組織則預計，在未來十年內，中國出境游數量將會兩倍于去年的水平。
對于中國人來說，歐洲游是一個新興概念。2009年，一份英國旅游業報告顯示，“歐洲游”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成功的“單一、聯合”品牌。對于不常有時間旅游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更樂意接受捆綁銷售的策略。“在中國，如果能用一百美元做十件事，自然好過用一百美元做一件事。”李導游說。
從馬克思故居返回巴士的途中，我遇見了同行的團友郭燕金和顧曉杰，兩人是來自上海的年輕夫婦。29歲的郭在一家汽車零件公司做財務，她的丈夫是環境衛生部門的一位公務員。兩人為這次歐洲游存了好幾個月的錢，還接受了來自父母的幫助。李導游一路上都勸我們說不要在意花錢，并建議我們看東西的價簽時可以假裝上面寫的是人民幣。但是顧曉杰和郭燕金對每一分錢都花得很仔細。全程結束后，他倆可以清楚地說出每一項旅行花費。
回到巴士上，我們一行繼續向西前進。李導游很喜歡強調歐洲人生活的高品質，但是如果有中國游客驚嘆于歐洲經濟時，李導游便會持反對意見。“慢慢起床，仔細刷牙，沖杯Espresso，噴點香水……”李導游一邊說，一邊模仿地中海人的生活方式，車里掀起一陣陣笑聲。“這樣的生活節奏，他們的經濟怎么能繼續發展？完全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擁有聰明、勤奮的人民，國家經濟才能發展。”
我坐在車里小睡了一會兒，等再次醒來時，巴士已經行駛到巴黎郊外。我們沿塞納河向西，經過奧賽博物館，頭頂的陽光透過云朵灑了下來。李導游大聲喊道：“快來感受一下這個城市的開闊吧！”話音剛落，眾人的相機便齊刷刷朝向了窗外。李導游說：“整個巴黎中心沒有一座摩天高樓。在上海，除非你站在黃浦江邊上，否則根本看不到整個城市的全貌。上海太多高樓了，而在歐洲，所有古舊、有價值的都被保留了下來。”
巴士停在達阿爾瑪橋的一個碼頭旁，我們隨即登上一艘雙層甲板船。當船向上游駛去時，我和團友朱忠明攀談起來。這名46歲的會計，自2004年起就經常出國。他說，中國人之所以對歐洲感興趣，多出于一些深層的個人動機。“當歐洲統霸全球的時候，中國同樣很強大，但是為什么我們后來慢慢落后下來呢？”在朱忠明看來，外敵入侵是個客觀原因。“我們在受到外國侵略時，沒有迅速地作出回應。”
但朱忠明并沒有將問題完全歸咎于外國侵略者身上。“中國人將傳統的三大核心理念即佛家思想、道家學說以及儒家思想，拋棄一旁，這是錯誤的做法。”他停頓了一會，看了一眼身旁忙著照相的妻子和女兒，身后的橘色陽光正要沉入地平線。“我們將三十年的時間浪費在了一場災難上。”朱忠明說。
巴黎“血拼”
船駛回碼頭，我們下船前往餐廳吃飯。之后，團員們簇擁著李導游來到位于奧斯曼大道的老佛爺百貨商店。店內早已為遠道而來的中國游客精心準備了一番，紅布綢及卡通兔子的裝飾象征著中國的兔年。服務人員向我們分發用中文寫就的新年賀卡，里面還夾著一張九折打折卡。
團員們都有著清晰的購物計劃。許諾和父母以及朱忠明一家，徑直走向了路易威登精品店，柜臺前的女售貨員個個都會說中文。根據境外退稅服務公司環球藍聯集團的統計，每個中國人會在海外旅游時花1000多美金用于購買免稅商品，其中大部分都是例如包和手表之類的奢侈品。中國游客在購物上的花費，是酒店住宿費用的兩倍。
許諾的母親李穎從包里拿出一張紙，上面打印著各種包的款式和圖片。她試了一個又一個，站在鏡子面前擺弄了好一陣；顧曉杰和郭燕金則只是瞅瞅價簽，隨即走開；朱忠明催促李穎選個看起來更高貴的包。“那個看起來跟大陸的山寨貨沒什么區別。”他說。李穎拿起一個價值1400美元的大包。“這個怎么樣？”大家紛紛點頭。
“那我就要這個了。”李穎說。
隔天早晨，我們穿過一群群非洲街頭小販，向埃菲爾鐵塔走去。李導游說巴黎這個城市聚集了很多非法移民。中國人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群體，但是他們現在越來越覺得國內的工作前景比海外更好。李導游開玩笑說，美國和歐洲應該警惕高端房地產市場的中國買家。“歐洲的經濟在衰退，”他坦率地說，“時代變了。”
十點左右，我們游覽完埃菲爾鐵塔，接著在盧浮宮，一個說中文的導游接待了我們。她手持小旗，健步如飛，同時還不忘用中文發音教我幾句法語，比如法語中的“你好”可以念做“笨豬”。我們跟著導游大步前進，團友王振宇則嘗試著用新學的法語向保安打招呼：“笨豬！笨豬！”
中西之別
到了第四天，我們已經習慣了奔波的路程，團員們的關系也更加親密。我們的旅途始于德國，經過盧森堡、巴黎，在法國境內一直向南，經過阿爾卑斯山，然后到達意大利的羅馬，最后返回米蘭，并搭乘飛往中國的航班。
從巴黎去往阿爾卑斯山的路上，李導游用車上的DVD播放了1955年那部老電影《茜茜公主》。這部片子是中國老一輩人心中的經典，但是對年輕人卻沒什么吸引力。許諾從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張褶皺的《華爾街日報》，他更喜歡安靜地閱讀里面的每一篇文章。
我們在瑞士的因特拉肯作短暫停留，李導游向我們保證這里有“真正干凈的空氣”，對于來自中國大城市的游客來說，這可是一大賣點。我和團友鄭道及她的女兒李誠，一同下車游覽。一路上，李誠都顯得非常平靜。“除了建筑物風格不同，我不覺得塞納河和黃浦江有什么差別。地鐵？我們也有地鐵啊。凡是你能說出來的，我們都有。”她笑著說。
鄭道告訴我，她想讓女兒多看看中國與西方那種隱藏在“城市硬件”之下的差別。當李導游嘲笑歐洲的社會節奏時，鄭道卻覺得自己的同胞太過焦急，“什么事情都推著往前走，不然就害怕自己落后”。走到十字路口時，一輛車為了給我們讓行停了下來。鄭道拿這個細節和國內作比較：“中國人都會想：我不能停，不然，我哪兒都去不了。”
在意大利的游覽讓李導游想起了國內。“你可能會想鼓吹民主政治是否有好處。當然，人民享受到了言論自由、選舉自由。但是，難道一黨制的國家就沒有這些好處嗎？”他指著窗外說，意大利花了幾十年時間才建成那樣的公路。“如果在中國，六個月就可以完成。”
李導游如此支持政府，聽起來就像是發言人一般。“外國的分析家永遠不會知道中國經濟為什么會發展如此迅速。對，答案就是一黨制。這些政府官員都是從精英里面調挑出來的，他們可以被稱為超級精英了。”
但同時，李導游對西方國家也充滿欽佩之情。“我們的教育體系有太多束縛，當美國社會正在爭議虎媽教育有什么可取之處時，中國的父母們則在力爭給這個干巴巴的教育體系注入創新活力。”在這個話題上，團員們好像都有些話說。曾麗萍是一位母親，她告訴我，孩子的老師并不樂意她來歐洲旅游。“每個假期開始之前，老師們都告訴我們不要帶孩子出門，因為很快他們就要參加升學考試。”
午后，我們抵達威尼斯。團員們都饑腸轆轆，吵著讓李導游停車吃飯，即使不是中餐館也沒有關系。旅游團來到歐洲一周以來，一直都在中餐館進餐。一份市場報告顯示，中國游客在歐洲旅游時，每人最多只吃過一次西餐。因為對西餐的恐懼，眾人決定餓著肚子繼續前進，直到抵達定點的餐館。去往餐館的路上，朱忠明拿起一張當地的地產廣告。“看看這個，一座房子才賣11萬歐元，比美國便宜，也比上海便宜得多。”
第二天，我們來到羅馬許愿池游覽，一個塞內加爾人正在賣印有“中國制造”的路易威登包；在梵蒂岡，朱忠明用相機把圣彼得廣場全景照了下來，并大贊景色美麗，廣場的壯闊讓他想起了北京。“以前在中國，人們常常跑去北京只為了看一眼天安門。”他笑著說。
我問他，美國政客聲稱對中國崛起毫無異議的說法，他是否相信。朱搖了搖頭，說：“不可能，他們總有一天要來壓制我們。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是這樣的想法。”之后，朱盡可能用委婉的話語對我講，美國人需要適應自己國際地位的下降。“你們習慣站在頂端，但是總有一天會跌到第二的位置，我們的GDP終究會超過你們。”
朱的觀點只代表他個人，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很難與他進行討論。現代中國人的旅游，就如同這個國家一樣，都是基于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之上，以為身處混亂的世界，只需如牧羊人一般管理人民，便可免遭風險。不同于中國人，我們所看到的歐洲，并不如豪華游一般，充滿了風花雪月的美景和事物。我們看到的歐洲乏味無趣，但更貼近它的本真。
在這一路的行程中，我的團友們接觸了很多新鮮事物，比如抨擊政府的報刊雜志。隨著旅行的深入，他們開始慢慢接受這樣的歐洲，一路上都在研究《華爾街日報》的許諾，最終放下手中的報紙，像是要總結這次旅行一般，輕輕說了一句：“通過國外的報紙，我發現了很多原本不知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