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人民幣貸款新增6794億元，外匯占款新增4079億元。在二者的聯合推動下，3月M2(廣義貨幣)同比增長16.6%，比上月末高0.9個百分點。業內人士分析，M2距調控目標仍有差距，在控通脹的大背景下，從緊的貨幣政策至少在二季度不會出現明顯的放緩，存款準備金率繼續上調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與此同時，央行首次發布了社會融資總量這一全新指標，分析認為，這是拓寬貨幣政策的關注面和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一種有益嘗試，不過社會融資總量完全代替“銀行信貸”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操作目標不太可能。
規模 新增信貸和外匯占款繼續推高流動性
央行數據顯示，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2.24萬億元，同比少增3524億元。3月份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6794億元，同比多增1727億元。此前，WIND統計的10家主流機構預測的3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預測均值為6130億元，其中中金公司預測最高，為7000億元，其他9家機構的預測值均在6500億元以內。以上數據顯示，3月份的新增貸款高于市場預期。
“結構上看，新增貸款較上月回升主要是居民戶貸款多增，這主要是因為前期已經簽訂合同的住戶貸款需求集中在3月投放。此外，本月實際工作天數增加(2、3月實際工作天數分別為16和23天)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信貸總量管控、準備金率連續上調的累積影響尤其是差別準備金率動態調整措施對貸款投放的約束作用依然較大，信貸緊縮態勢繼續。”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鄂永健說。他指出，從結構上看，票據融資持續負增長，這一方面是銀行繼續通過減少票據來騰挪貸款空間，另一方面也說明實體經濟信貸需求旺盛。
除新增貸款繼續高企之外，國內流動性泛濫的另一外部推手外匯占款也維持在高位。央行數據顯示，3月末外匯占款余額為23.7萬億元。據此計算，3月我國新增外匯占款高達4079.11億元，較上月的2145.23億元多增近一倍，僅次于去年10月和今年1月的超過5000億元的水平。對此，建設銀行高級研究員趙慶明表示，通常而言，月度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增量在2000億至3000億元左右，但即使這樣，再疊加上四倍多的貨幣乘數效應，規模也是巨大的。
總體而言，受貸款余額增速回升、財政存款下放和外匯占款增加較多的影響，廣義貨幣供應增速回升。央行數據顯示，2011年3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75.81萬億元，同比增長16.6%，比上月末高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節后企業投資經營活動增加、企業活期存款增速相對較快的影響下，M1增速也有所回升。狹義貨幣(M1)余額26.63萬億元，同比增長15.0%，比上月末高0.5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低6.2個百分點。
趨勢 從緊貨幣政策二季度不會放緩
自去年以來，央行已連續九次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其中今年前三月均為每月上調0.5個百分點，目前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創紀錄的20%。而自去年10月以來，央行已連續四次加息。
鄂永健稱，新增外匯占款較多，公開市場到期資金規模較大，仍需要通過上調準備金率來回收流動性。但不同規模銀行的流動性差異更趨明顯，對繼續大幅普調準備金率也構成一定制約，一、二級市場收益率倒掛現象消除，央票發行量明顯恢復，對準備金率上調形成一定替代。綜合兩方面因素，未來準備金率調整頻率將有所降低，預計上半年準備金率可能再小幅上調1次、0.5個百分點。時間窗口可能在4、5月份的公開市場到期資金量較大時期。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表示，二季度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并用，央行再次提高基準利率的可能性顯著增加。彭文生稱，控制通脹仍是下一階段的首要政策目標，從緊的貨幣政策至少在二季度不會出現明顯的放緩。二季度銀行體系流動性供給偏多的問題已經凸顯：公開市場到期量超過1.8萬億元，國際收支將從小幅逆差轉為順差，月度平均外匯占款將維持在2000億元以上的高位，為了繼續引導貨幣信貸向常態回歸，也需要維持相當的對沖力度。數量型工具仍將是控制流動性的主力。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表示，現在還沒到政策放松的時候。準備金率和利率都有上調空間。他預計，5月份可能再加一次息，而根據全年的通脹控制情況，全年可能加息1至3次。
而鄂永健說，盡管歐洲央行加息，但美聯儲年內加息的可能性很小，因擔憂中外利差擴大而加劇資本流入仍是當前加息的主要制約因素，加上下半年物價漲幅將回落企穩、當前經濟形勢也遠非“過熱”，維持謹慎加息的判斷。預計年內存貸款基準利率可能還有1次、0.25個百分點的上調，下一次加息的敏感時期是年中前后物價漲幅較高時期。
展望 銀行信貸仍是央行調控主要目標
央行首次發布社會融資總量這個全新指標也引起了市場的強烈關注。14日央行數據顯示，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19萬億元，同比少增3225億元，顯示融資環境相對趨緊。分析認為，這項指標的發布，是拓寬貨幣政策的關注面和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一種有益嘗試，不過社會融資總量完全代替“銀行信貸”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不太可能。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今年3月首次撰文闡述了社會融資總量這一概念，即社會融資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這里的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
趙慶明表示，社會融資規模這一指標比信貸規模指標范圍更加寬廣，更能夠體現社會整體的資金融通情況，因此具有更強參考的價值。
“我們分析最近10年的數據，發現社會融資規模同物價、GDP、投資等主要經濟指標的相關性，好于人民幣貸款與這些指標的相關性。因此，用社會融資規模代替人民幣貸款，有其合理性。因為，人民幣貸款已經不能準確地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單單控制人民幣貸款已經達不到宏觀調控的目標，也包括對物價的控制。”盛松成14日說。他表示，使用社會融資總量和M2這兩個指標，在當前形勢下，是非常適宜的，尤其是針對物價。對于物價，社會融資總量與CPI的關聯度是0.65，而人民幣貸款與CPI的關聯度是0.54。
據央行初步統計，今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19萬億元，同比少增3225億元。其中人民幣貸款增加2.24萬億元，同比少增3524億元；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增加1474億元，同比少增457億元；委托貸款增加3204億元，同比多增1684億元；信托貸款增加91億元，同比少增2047億元；銀行承兌匯票增加7611億元，同比少增1471億元；企業債券凈融資4551億元，同比多增1874億元；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1558億元，同比多增309億元。
“雖然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占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逐步下降，但仍在70%以上，銀行在社會總融資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加之，以社會融資總量為中介目標實施貨幣政策，需要較為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制和更為優化的金融監管體制。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可能還僅僅是央行的參考指標。”鄂永健說。
彭文生表示，即使在使用社會融資總量的指標后，銀行信貸仍然是央行調控的主要標的。信貸可通過貨幣乘數創造貨幣，影響總體流動性，而直接融資不創造貨幣，且目前銀行信貸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更大。同時央行對于信貸供給除了利率調整外，還有包含窗口指導在內的一系列調控手段；而對直接融資的調控手段則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