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爭議的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將在6月份到期。在經歷了兩輪量化寬松政策后,美國經濟受益幾何？面對來勢洶涌的全球性通脹,作為國際貨幣政策風向標的美聯儲,是否會逆市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結合日漸回暖的經濟數據,尤其是就業市場的積極向好,美聯儲后期在貨幣政策上又會有哪些新的調整呢？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從前期的政策效果,還是從目前的全球經濟形勢看,美聯儲后市繼續推出QE3的概率不大,相反,加息的腳步正逐漸臨近。
回顧兩輪量化寬松推出的背景,不難發現,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最初決策的四個變量分別是:GDP、利率、通脹和失業率。2009年一季度美國GDP環比折年率為-0.6%,基準利率降至0—0.25%的歷史最低水平,通脹率(同比)僅為0.4%,失業率更是在2009年2月創下25年來新高(8.1%)。四個變量一同降至冰點,成為美聯儲第一次啟動量化寬松的背景。
事實證明,盡管第一輪量化寬松遏制了美國經濟的頹勢,使美國經濟于2009年三季度成功反彈,但伯南克忽略了另一個重要變量——利率的期限結構。在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影響下,美聯儲向銀行體系注入大量流動性,但由于國債收益率曲線的長端明顯高于短端,導致資金在銀行內部即可無風險獲利,資金并未真正流入實體經濟。這也導致了2010年二季度美國經濟“二次探底”和失業率攀升(最高達9.8%)。同樣由于這種特殊的利率期限結構,短期國債收益率一降再降,使美國經濟整體上面臨通縮的風險。為此,美聯儲再度推出了為期8個月的QE2,集中購買久期為2—7年的國債,希望起到壓低長端利率的作用,迫使資金由銀行體系向實體導入。
從執行的效果看,第二輪量化寬松與第一輪相比,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十分明顯,經濟開始穩步復蘇,失業率也從高位開始下降。然而,資本不能及時有效注入實體經濟的老問題仍未解決。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美國經濟就不能進入實質性復蘇。資本無法有效回流實體經濟成為了量化寬松的一大“痼疾”。
由于量化寬松自身的“痼疾”,經濟減速的陣痛需要不斷用量化寬松來止痛。但這種“止痛藥”不僅副作用大,而且可操作性也逐漸降低,尤其是當前全球范圍內的通脹格局和持續低迷的美元,更是成為量化寬松不可承受之重。
一方面,前兩輪量化寬松在提振美國經濟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向其他國家輸出了通脹。特別是后危機時代率先復蘇的新興市場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被QE2掠走了前期經濟復蘇的果實。而時下,受日本大地震和中東北非地緣政治的影響,通脹已經牽動了全球經濟的最敏感神經。在這樣一個全球面臨通脹的背景下,如果美聯儲一意孤行,繼續推出QE3,其所承受的壓力同樣十分巨大。另一方面,與QE2推出時美元正處于反彈的高位不同,目前的美元非常低迷。若美聯儲逆市推出QE3,勢必使美元迎來災難性下跌,引發海外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拋售。如果出現這種情形,將對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相當不利。
鑒于前兩輪量化寬松都未能使資金有效導入實體經濟,同時考慮到不斷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美聯儲在經濟復蘇的下一個階段必須采取新的政策措施,而不是一味重復老的量化寬松道路。
結合以上分析,目前,美聯儲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扶植美元并積極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以助推美國經濟下一階段的復蘇。在這樣一個大的政策目標下,目前可采取的手段中,唯一可能選擇的就是加息。
首先,在全球面臨通脹的大背景下,美聯儲若不及早退出量化寬松,并防范通脹風險,那么前兩輪量化寬松對經濟的負作用將被放大。其次,加息可以起到促進國際資本回流,助推美元企穩反彈的作用。最為關鍵的一點是,目前,美元疲軟,美國銀行體系資金飽和,美聯儲加息后,回流美國的資本投資國債的可能性不大,轉投實體經濟成為其唯一可能的選擇。
從歷史經驗看,上一輪加息周期即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后,各主要國家加息步調相對比較一致,順序依次是澳大利亞、英國、美國、中國和歐元區。這一次,澳大利亞再次充當了全球進入加息周期的“領頭羊”,緊隨其后的是除日本外的亞太地區和新興市場,下一個最有可能加息的是歐元區。目前,市場普遍預期歐元區最早將在4月份加息0.25個百分點,英國則會緊隨其后。在這樣一個全球加息的背景下,美聯儲斷不會無動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