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收入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人群還只是社會最底層，那么更嚴峻的是，以往被視為“準中產”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也面臨著“轉正”無望的境地。
去年深受歡迎的香港節目《窮富翁大作戰》，今年大年初六又開始播出續集《窮富翁大作戰II》。一干出身豪門的參與者繼續進行貧民生活的真實體驗。在這些體驗者中，既有事業有成的社會精英，也有年輕的“富二代”。
25歲的香港“富二代”周國豐在節目中擔任快遞員和賣珍珠奶茶的店員，時薪只有24港幣(1港幣約合0.85元人民幣)，還不到今年即將實施的28元最低時薪標準。“上崗”的第一天，他連續工作9小時，但是掙來的錢卻不夠第二天的開銷，最后只能吃一碗即食面果腹。
更難的還是找工作。周國豐還嘗試以中五畢業生的學歷找工作，卻發現最簡單的推銷員工作也要求2年經驗。香港媒體披露，周國豐最大的感受是：“80后”青年向上流動的問題在香港任何階層都存在，“80”后不是懶散，也不是沒有事業心。
上升無望的香港“80后”
就在這個節目開始播出的同一天，香港東區法院對去年立法會周圍一起示威導致的沖突事件宣判，四名之前被控阻路的市民被判無罪。但是，裁判官也認為警員的處置沒有不妥，在判詞中表示被告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但也要用合理的方式表達。四名被告則表示法官并不完全了解當時的情況，自己的表達方式沒有不理性。
這四位被告里有三位都是青年，甚至有兩名“90后”。事實上，自2006年的天星碼頭拆遷事件開始，一直到去年的反高鐵運動，一批“80后”、“90后”青年開創了被稱為“新社會運動”的時代：網絡的聚集力量，另類甚至極端的表達手段，關注保育、環保等社會議題。也正是他們，讓“80后”在香港成為有人愛有人恨的名詞。
這批青年的主體并非貧窮階層，很多都是中產出身的知識青年，他們的訴求也往往脫離了個人的利益。香港的“80后”，到底是上升無望的貧窮一代，還是超越物質的理想一代？
香港雖然經濟發達，但戴著“最自由經濟體”的高帽，也導致貧富差距較大——當然，這是與其同等經濟水平的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的基尼系數已達0.43，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是最貧窮的10%人口的17.8倍。以收入中位數計算，全香港貧困人口超過123萬，約占總人口的18%。
可能許多人不知道，在香港，至今仍沒有工作時限制度，最低工資制度則要到2011年5月才開始實施。在經過激烈爭論后，確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28港幣，而現在僅在連鎖餐飲業就有數萬人的工資遠低于此標準。
一位工會人士告訴《世界博覽》特約記者，即使按照28港幣的最低工資，一名工人每天工作9小時、每月26天，收入也無法達到綜援(相當于內地的低保)的標準。
如果說，收入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人群還只是社會最底層，那么更嚴峻的是，以往被視為“準中產”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也面臨著“轉正”無望的境地。
香港青年中受過專科以上教育的比例從1996年的18.5%上升到2006年的30.6%，達到27萬人，但是他們的收入相比前輩卻一直在減少。根據香港政府公布的數字，香港整體雇員收入在過去十年里增加了9.4%，從1997年的9600港幣上升到2008年的1.05萬港幣，但是20歲～24歲青年的收入平均數，卻從1997年的8200港幣下降到2008年的7500港幣。
收入下降的同時，生活成本卻在持續上升。如同大陸一樣，房價成為香港年輕人的最大負擔。香港房價雖然在1998年曾經有過大跌，此后，也就是多數“80后”開始陸續成家立業的時候，卻持續上升了超過七成，來自內地的熱錢更加劇了這種上升。現在，香港市區的房價至少都在每呎(11呎等于一平方米)5000港幣以上，一套蝸居也要幾百萬港幣。
所以，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也曾承認，近十年來，香港中間以上階層向上爬升的空間在縮小，年輕人收入的增長跟不上家庭負擔的增加，他們的不滿有一定合理性。
不僅僅是錢的問題
當經濟問題成為社會問題，其背后必然有制度的深層原因。
梁振英是下一屆特區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另一位熱門是現任行政司長唐英年。唐英年不久前因為批評“80后”的社會運動青年“剛愎自用會車毀人亡”而遭到一片譴責，但其實如同許多政界人士一樣，唐英年本人也不是沒有表示過對“80后”的理解。他忽然出此激烈言語，自然有其用意。
就如同主張最低工資應定到20元而被譏為“張廿蚊”(粵語“元”稱“文”或“蚊”)的某議員，坦然做到“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因為他本非由選民選出來的，自不必向民意負責。
這并不是說特區政府不知民意。恰恰相反，香港是民意測試搞得最頻繁的地方，每周都有機構給每個官員和政黨打分，起起伏伏。但沒有現代的治理制度，這種民意指向最多就是如同澳門那樣搞一些分糖式的福利，而真正去解決經濟社會結構的問題是不可能的。
目前，香港針對“80后”的批評，大多是從經濟角度出發。其核心邏輯就是：社會穩定，人人努力，經濟就能發展，每個人就能得益。
這個邏輯出現在很多場合：拆除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是為了促進經濟；撥款修建高鐵，是為了促進經濟；政府總部原址開發，是為了促進經濟；就連申辦亞運會，也要首先說到經濟效益。
但香港青年對此并不買賬。“寫在紙上的數字并不等于經濟發展，更不等于好生活，”一位菜園村關注組的青年這樣說。
由高鐵引發的社會爭議，以一個小小的菜園村的拆遷為焦點，已經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可以看到有關菜園村的消息：村民和志愿者到政府總部請愿，村民與拆遷隊對峙，志愿者與施工人員發生沖突……
雖然如同在內地一樣，也有人指責菜園村最后一批不愿意搬遷的村民“貪得無厭”，但是事實卻是：許多“菜園村關注組”的成員并非本地居民，他們不會從拆遷中得到任何利益。而菜園村當然也不像天星碼頭、政府山那樣具有“集體記憶”的價值，即使有也是將來的事了。
那么，為什么？
一個原因當然是將其當作反對盲目興建高鐵的象征。高鐵建設到底能給香港帶來多大利益已是眾說紛紜，支持者與反對者都有論證。但對于許多“80后”來說，他們需要的已經不僅僅是“什么”，而是“為什么”、“為了誰”以及“怎么樣”。
菜園村村民需要的也不僅僅是“多少錢”，他們是想保持自己辛勤耕作的生活，他們也同意搬遷，但在能重建起一片菜園之前，他們不愿原來的菜園先被毀掉。這種選擇是否“理性”自然可以討論，但其價值卻是無法比較的。
同樣是在正月初六，因為一位匿名人士出資替菜園村村民買下了新菜園村的路權，使得菜園村收地有望獲得進展。“可是當初政府決定建設港鐵的時候，作了那么多有關回報的計算，就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更細微的問題嗎？”前面提到的青年這樣說。
如果經濟的參天大樹是建立在個體價值的廢墟上，就很難相信其果實能為眾人所分享。從這個角度出發，就可以理解許多“80后”青年的抗爭邏輯。
這個問題其實不僅是香港的問題。就在萬里之外的突尼斯，也曾是經濟持續增長，走上街頭的也是“80后”。事實上，同為四小龍的韓國、中國臺灣更早就遇到過這個問題，只不過它們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