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的傳統通行古今、朝野、雅俗、城鄉，不是靠繁文縟節來維系，更不是靠公權公帑來強化，而是順乎人情，合乎天理，行于民間，成了習俗，方有強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又要過年了。車站內外的千萬張面孔，或興奮或焦灼，都在訴說著回家的渴望。哪怕千里迢迢，縱使一票難求，也擋不住一往無前的身軀，去圓滿心中一年的牽掛。
幾千年來，不管城頭的大王旗如何變幻，中國人對家的情懷幾乎始終如一，它已化入血脈里，或許曾受梗塞，但從未消絕。過年的時候，其表現更是極盡其致。到如今，盡管年味似乎越來越淡，還是沒有什么傳統能像過年團圓一樣，調動起從廟堂到鄉野的舉國情感。正因為凝聚著全體中國人的情感，這個年，才成為“中國年”，它是綿延千年的農歷春節，而非改元百年以來的西歷元旦。
一個國家的時間，兩種歷法來度量，折射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微妙處境。歷法曾是頗為重要的文化軟實力，“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在輝煌的過去，中國發明的農歷通行于東亞各國。但到近代，后起而主導世界的西方，其歷法被此間紛紛效仿。背負幾千年農業大國傳統的農歷，則被逐漸棄用。就連中國本身，無論民國之初，還是共和國之初，都改用西歷為官方歷法，以接上外部世界的軌道。
對于傳統，更改歷法并非孤立事件。清末民初以來，許多文化人一面開眼看世界，一面斜眼視傳統，盡管不是完全一邊倒，也儼然為主流。五四先賢尚把矛頭集中在“三綱五常”、“吃人禮教”，后來由文化進于政治、社會，由觀念推及習俗、器物，由反思傳統變為反傳統，愈演愈烈，傳統幾乎成為落后的代名詞，到“文革小將”“破四舊”之時，就連家庭倫理也幾被瓦解。
如何對待傳統，就是如何對待先人、對待歷史。過去長時間的反傳統傾向，既顯示出在先人面前的自負，也流露出在外界面前的自卑，結果造成了深深的斷裂與自我陌生感。是故，改革開放前期，經濟建設正名不久，文化上的“尋根”也隨之開始，延續至本世紀，國學熱、儒學熱出現了一波又一波。
復興傳統不只是文化圈內的事，政府之手近年也頻頻顯現。清明、端午、中秋成為法定假日，孔子學院遍及全球，祭黃祭炎祭孔大典屢屢上演，等等，盡管其間有“假日經濟”的揣測，有“意識形態輸出”的擔憂，有“越位僭制”的懷疑，但尊重傳統、重建文化自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已成為很大范圍內的共識。
傳統說到底，就是先人的生活方式與經驗。傳統的可貴，并不是因為像古董那樣越久遠越值錢，而是能供我們以啟示和借鑒，讓我們更好地生活于當下，這是其實際價值。事實上，蔑視先人經驗者，往往也不尊重同時人的經驗，甚至迷信天縱的英明。可惜的是，歷史不能打草稿，可怕的是，人被當作計劃的試驗品。如果老辦法還很好用，我們就不必煞費苦心自作聰明刻意求新；而當它失去現實意義，也不必墨守成規自縛手腳故作特殊。一棍子打死或全盤照收自然都不可取，但什么是“孩子”，什么是“洗澡水”，何為精華，何為糟粕，有時并不那么容易界定，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何檢驗傳統的實際價值，也只有依靠實踐標準，漸進改革的合理性也正在于此。
不過，傳統還有其“無用之用”，其情感價值同樣殊為重要，長年累月下來，它可為群體營造共同呼吸的精神空間，形成令彼此親近的人格特質。“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同一個精神家園內，社會的運轉就要通暢得多，就有望獲得超越剛性穩定的柔性和諧。
回家過年正可讓我們看到傳統的雙重價值有一即可。天地不言，如何計時只是人的方便法門，怎么方便怎么來，農歷在規范生活中讓位于西歷，不必為之嘆息。而長期形成的農歷節日，我們仍然照過不誤，尤其是過年，焦頭爛額也要擠回家團圓，無他，唯感情所系爾。
只要圓了這份情，以什么形式去過這個年都不重要，看新時代的春晚也好，打“國粹”麻將也好，聚在一起其樂融融就好。過年的傳統通行古今、朝野、雅俗、城鄉，不是靠繁文縟節來維系，更不是靠公權公帑來強化，而是順乎人情，合乎天理，行于民間，成了習俗，方有強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相形之下，近年有些人士有些地方興傳統、倡文化，還流于膚淺化、形式化乃至灌輸化、強制化，如有人提議把漢服定為“國服”，有人更是呼吁立儒學為“國教”；有學校指定背誦《三字經》，有教育部門則只許背誦“潔本”《三字經》，等等。傳統士師的起信力量，是以人情物理為根據，以自身人格為保證。而如今一些人為官風所染，往往想著如何站在高處，或作為左右手，按一己之偏好，把下面的人給“化”了。
國家文化建設根在何處，可以從民眾回家過年的背影里去尋找。不管是復興傳統，還是構建新文化，如果既不實用，也無“無用之用”，只是自以為有用，那就是瞎折騰。無論是對內的合法性，還是對外的軟實力，都須源于人們心靈深處的認同。這不過是常識，但是需要放下身段平心視之才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