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錠銀
在我國收藏史上，明代之前，以皇家的宮廷收藏和士大夫階層的收藏為主。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因為江南地區商業經濟的繁榮，富商巨賈躋身藝術品收藏行列，商賈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對珍稀藝術品的競相購買，促使藝術市場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促成了晚明和清初兩次收藏熱。
明代學者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記述了當時社會上書畫古玩收藏之風的興起：“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明末清初大玩商吳其貞在《書畫記》中說：“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是否擁有古玩、會不會鑒賞，成為衡量商人雅俗的標準，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商人們“不惜重值爭而收入”，而古玩商則“聞風奔至”，商賈收藏的情形可見一斑。
當年財力最為雄厚的是徽商，關于徽商收藏的記載不勝枚舉。《書畫記》中曾提到的“巨富鑒賞吳新字”，名吳希元(1551-1606年)，字汝明，號新字。吳氏好風雅，平時“屏處齋中，掃地焚香，儲古法書名畫、琴劍彝鼎諸物，與名流雅士鑒賞為樂”。所藏有王獻之《鴨頭丸帖》、閻立本《步輦圖》和顏真卿《祭侄稿》等巨跡，吳希元共有子五人，以鳳字排行，“故時人呼之為五鳳，皆好古玩，各有青綠子父鼎，可見其盛也”。徽州的朱芝臺，曾將青綠銅器一宗售于“五鳳”，得一萬六千金。詹景鳳談及徽商鑒賞風尚云：“吾族世蓄古書畫”，對于宋元名家作品，他們“每一軸價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
汪道昆《太函集》里也記載了一些徽商的收藏情況。如吳伯舉，賈于揚州，“脫遇法書名畫，鐘鼎敦彝，輒傾橐購之，不遺余力”。陳長者，“居常屈首抱幾，自六經以及百氏無所不窺，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畫，務得其真，無所不習。繪事則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則自宗器以迄玩物，無論百金之價，什襲之珍，無所不購。”寄籍嘉興的歙人汪玉是晚明著名收藏家，其祖父汪懷荊和父親汪愛荊均為徽商，家有凝霞閣、墨花閣儲藏書畫古玩等。汪玉家族所藏書畫古玩甚豐，江南著名鑒藏家董其昌、李日華等均曾前去觀賞。汪玉繼承了家族的大量藝術藏品，并不斷與嘉興其他收藏家如高明水、項德新，交易人王越石等進行交換或買賣。
商賈收藏自然免不了附庸風雅之嫌。商賈雖然有錢，但在當時社會地位不高，身份欠雅，他們不惜重金購買古玩字畫，也是對自己的一次“包裝”。《萬歷野獲編》中說：“比來則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貲，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鐘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之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對徽商的收藏行為頗有微辭。但商賈中也不乏富收藏、精鑒賞的人，如蘇州商人歸希之，趁明清易代之際，購買了不少唐宋名跡，拒絕售給官家和財主，不少士大夫都樂意和他交往，而經他鑒藏過的墨跡，很少有贗品。
附庸風雅也罷，真心賞愛也罷，晚明清初商賈的收藏活動，使藝術品免遭散佚和損毀，在傳承我國古代物質文化遺產上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