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對普通民眾而言，這個全球第二的榮耀，距離現實的幸福感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經濟繁榮往往并不意味著民眾福利的同步增長，在我國現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的收入增長長期低于經濟增速，并無法分享太多的增長果實。而且，經濟增長總是會帶來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會在悄無聲息間吞噬普通民眾的財富。
2010年的通貨膨脹讓人印象深刻，如果僅從物價指數看，2008年的通脹程度其實遠遠超過今年，但是民眾卻在今年感受到更多壓力，原因在于2008年的物價上漲主要集中在豬肉和石油等少數品種，而這一輪則是全面開花，小到蔬菜，大到房價，幾乎無一不漲。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過去兩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而超發了過多貨幣所致，一些無法為實體經濟所吸收的資金，以及海外熱錢都需要找到載體，而這種載體不僅只是綠豆、蔬菜和住房，創下歷史新高的黃金、成交價屢屢過億的收藏品都為這些無處可去的資金提供了載體。其次是因為中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對應的增長成本也會越來越大，無論是原材料還是勞動力成本，都因為中國需求因素而更加稀缺，更加昂貴。以此看，即使將來我國的貨幣政策收縮，減弱通脹大幅惡化的可能性，但從更長遠的眼光看，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我們都將不得不容忍并習慣相對較高的物價。
通貨膨脹嚴重到一定程度，也就從經濟問題轉換成了社會問題。當10月份的CPI創下了25個月的新高，國務院迅速出臺了16條措施穩定物價，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也都在年底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通脹之戰。應該說，政府應對通脹的反應之快值得充分肯定，但具體應對手段，則還有待商榷。尤其是對一些商品采取簡單的行政限價，很多都是只管當下不顧將來的短期做法，反而會為將來的通脹埋下更大的隱患。
如果將現在的行政干預物價視為金融危機后大政府角色的延續，對中國經濟進一步良性、健康發展而言，其實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隱憂。
兩年前的金融危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運行方式，當自由主義信奉的市場經濟突然失靈，幾乎一夜間，所有的國家都變成了大政府主義者，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將經濟拉出泥沼。政府的體量迅速膨脹，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期盼的效果，尤其是對政府干預手段駕輕就熟的中國，不到一年時間，GDP增速就重回巔峰，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雖然在今天還在擔心二次探底，但至少也借助政府之力脫離了衰退的底部。
當一個政策表現出強大的有效性，會在相當長時間內習慣性延續。在金融危機時候大放光芒的政府干預政策就是如此，它一方面讓政策制定者們萌發出相當的自信，同時也產生難以擺脫的依賴性。上世紀30年代，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大規模政府干預面世后，并沒有隨著大蕭條的結束而消散，反而在隨后幾十年內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不僅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大規模干預，企業的國有化浪潮也蔚然成風。大政府的趨勢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當西方國家紛紛出現滯漲時，人們才逐漸拋棄了大政府主義。
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之廣，遠遠超過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而各國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程度也遠甚于從前。如果以經濟學上的路徑依賴來看，在一條道路上走得越遠，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上世紀30年代的政府干預主義一直持續了半個世紀，這一輪又將持續多久？如果政府干預在未來很長時間內成為常態，對于經濟的破壞性不言而喻，隨著將來經濟擺脫危機的影響恢復增長，而危機時候采用的政府干預政策卻遲遲沒有退出，勢必會扭曲要素價格，干擾資源配置，最終從經濟增長的引擎變成拖累。如果說今天中國的通脹還可以正面理解成經濟繁榮的副產品，將來，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之后，滯漲的局面則無論如何也無法和正面因素掛鉤。
經濟總量全球第二，對中國是一個高度，也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如果繼續保持8%的增長速度，可以在20年內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如果無法保持增長，面臨的不僅是失去全球第二的位置，更有可能激發自身的各種社會矛盾。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很多因素：融入全球化市場、廉價的勞動力、房地產市場的黃金十年以及日益提高的市場化程度等。當中國經濟站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時，不難發現，這些曾經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都面臨減速的風險，中國經濟需要尋找更多的增長紅利，這對于中國經濟的掌舵者提出了更高的考驗。
物價是怎么“脹”起來的
我們正在經歷中的通脹兼具了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的雙重特點，這一過程中，超發的貨幣拉動了資產價格，尤其是“住”的價格，繼而帶來了諸多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升。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又成為工資上漲的理由，工資上漲又形成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
零星的線索
物價是怎么漲起來的？是從哪兒開始漲的？當年底我們激烈地探討著“到香港打醬油”、“在社區綠地種蔬菜”的時候，還真難理清一年中的通脹脈絡。尤其是有了2008年那次的大通脹背景，居民們對價格上升并不敏感。那次是全球范圍內的通脹，外有原油步步為營地推高，內有豬肉的呼應，最終形成了本世紀前10年里最高的CPI，8.7%。回頭看，這次顯然沒有如此明顯的主線。這次的上漲，由點及面，由暗到明，步步潛入，和3年前國際大宗商品海外高調引導，國內被動拖曳的方式大有不同。
年初物價偶有騷動，從表象上，全是一些個別事件，每件事件背后，都離不開一些“黑手”作祟。
生產資料上，最突出的是鐵礦石。2009年全年，金融危機過后需求不振，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和力拓三大鐵礦供應源改變了銷售策略，加大促銷利度，鐵礦石一次性打折，幅度超過20%，并且全年固定在60多美元/噸的低價格上，礦山甚至把鐵礦石堆在國內的港口碼頭零售。這一年，我們共進口了6.28億噸鐵礦石，比上年增加進口1.84億噸，增長41.6%，是歷史上增加進口量和增長幅度均最大的一年。這樣意味著，作為全球最大的鐵礦石買家，2009年我國進口量已經超過全球海運貿易總量的一半。不過，鐵礦石需求方面的“壟斷”地位并沒有賦予我們定價上的話語權，2010年度鐵礦石談判之初，傳來的消息還是三大礦山要漲價30%～35%，隔了一個春節，毫無征兆的情況下，鐵礦石現貨價暴漲，三大礦山開始了漫天要價，漲價90%～100%，長協價也要改成短協。最終，鋼企接受了季度定價，今年1～11月，我們少進口了600萬噸，可為了漲價的鐵礦石多支付了1700億元人民幣。這1700億元若攤到我們13億人口的每一份兒上，每個人便要多支出130元。這是物價上漲最直接的例子。
三大鐵礦的“說一不二”曾經造就了長協價的三連跳，年漲幅動輒70%左右。今年季度定價近1倍的上漲也算不得難以接受。因為和壟斷集團比起來，天氣似乎更難把握，而天氣的捉摸不定給今年物價，尤其是農作物的影響看起來是最顯著的。
全球變暖的大趨勢下，天氣也來“搗亂”。始自2009年秋天，西南五省持續干旱。秋季、冬季和春季連旱使西南部分地區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2010年農作物受災面積超過6000萬畝，其中絕收面積達1600萬畝，因災直接經濟損失超200億元。西南地區夏糧的減產幅度達10%以上。在北方，大風和低溫天氣帶來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南方的危害，黑龍江、河北、山東等省均為排在全國前五的產糧大省，這里，冬小麥遭遇到30年一遇的凍害，夏糧豐收岌岌可危。并且，遲來20天的季相還影響到春播，生產季的縮短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夏糧產量。當時，多方預計，各種因素疊加，夏糧將減產3%～4%。連續7年，我國糧食穩產增產。通常，夏糧雖只占到全年糧食產量的1/5，但也是連續7年豐收。突如其來的壞天氣還是足以使投資者和消費者對這個消費剛性十足的基礎商品產生恐慌情緒。但事實卻是，糧價基本保持穩定，2010年第一季度，青黃不接之際，最大的主糧品種稻米價格甚至下滑。
糧食中真正引起恐慌的是小雜糧品種，綠豆、紅豆、黑豆、薏米、黑米、黑芝麻等小雜糧價格成倍飛漲，綠豆貴過豬肉，薏米仁一斤接近20元，以至于民怨沸騰，“豆你玩”成為治安事件，養生專家被查處。雜糧的引領糧價，回溯起來，和其單產少、品種少、便于被投機者利用不無干系。雜糧常年種植面積雖占全國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10%，但單產小，產量只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4%～5%。并且由于我國雜糧出口價格有很多優勢，年出口量占到全國糧食出口量的10%左右；創匯占糧食出口創匯總額的20%～30%。本來產量少，又大量出口，留在國內的數量有限，加之雜糧種植主要分布在我國東北、華北、西北和西南等干旱半干旱地區、高寒山區，正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如去年綠豆主產區吉林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大旱，減產近四成。另外，雜糧之所以“雜”，乃因為幾千年的作物在選育進化中處于劣勢，產地大都地處偏遠、土壤瘠薄，故而少污染，營養成分也因雜而“雜”。先天的不足，卻無意中迎合了崇尚養生的現代人的需求，被賦予了草藥的期待。多種因素促成，一輪供給緊張的趨勢便被投機者利用，成為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的工具。主糧卻不同，國家年年以托底價格征收，保障產量。糧庫中儲備充盈，投機者自不敢輕舉妄動。
成本推動型通脹
物價漲得讓消費者氣短，還是秋天之后的事。房價漲一倍，購房者可以先拖一拖再購買，況且全國85%的家庭擁有自住房，漲價等于財富增厚。雜糧漲價，消費者可以選擇替代品，多消費主糧；夏天，植物生長季節，個別地區雖有災荒，但全國范圍內蔬菜供應充足，且旺季的價格，再貴也有限度。鐵礦石漲一倍，可通過煉鋼廠和制造商的消化，終端消費者感受甚微。于是，一個優哉游哉的夏天在不知不覺中流過。秋天來了，一場提前到來的寒流改變了一切。以北京為例，按常年的氣象經驗，連續5天日平均氣溫在10℃以下為入冬。近幾年，北京的入冬日多在11月上旬，可10月中旬后，霧霾天氣招致氣溫驟降，冬天提前到10月下旬。蔬菜價格翻番，消費者再也無法平靜了。
10月，全國CPI漲幅達到了4.4%。其中食品價格更上漲了10.1%。本來是收獲的季節，蔬菜、水果大量上市，價格本應回落。按統計局的解釋，自然災害的多發、重發是主要原因。10月份海南還在發洪災，海南是很重要的蔬菜供給地，故而對10月份食品價格上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問題是，除了蔬菜，食品和日用品的兩個最基本的原料——大米和棉花均開始漲價，并且來勢迅猛。農產品的齊漲才引發了食品等的大面積漲價，消費者恐慌心理才蔓延開來。
5天間，鄭州商品交易所的秈稻主力合約期價已經從2200元/噸漲至2500元/噸，創下了品種創設以來的最高價。從2008年早秈稻在期貨市場交易以來，該品種向來走勢平穩，年度價格穩定在每噸2000～2200元，被譽為食品價格的“定海神針”，恐怕再有想象力，也難以預見到一周內14%的飆升。而棉花，一個多月的時間價格從每噸1.7萬元上漲到3.4萬元，整整漲價一倍。
大米和棉花，一個是擔負著全國半數人口口糧的“主糧中的主糧”，一個是服裝業的主要原材料。從CPI的八大組成部分看，食品占34%，煙酒及用品4%，衣著9%。也就是說，兩種上游原料直接涉及到47%的物價組成。尤其是大米，作為所有食品的“源頭”，糧價上漲對整個價格上漲所產生的影響是任何其他農產品價格遠遠不能比擬的，糧食價格的上漲會拉動肉類價格，進而傳導至整個食品及食品加工類價格，對CPI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這個意義上，10月份可謂本來通脹的分水嶺。“吃、穿、住、行”，居民基本生活的4個最關鍵的行為，其中“住”在上半年漲得最快，但下半年已經穩定住；“行”則因為海外油價維持在80美元/桶左右，暫時解除了警報。可“吃”和“穿”，居民賴以生活的兩大基本條件，都發生了變化。
棉花價格暴漲，當然也可以從很多偶發的因素中尋找到答案。比如作為紡織業原料的棉花，其價格難免隨著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而波動。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創了需求，棉價跌至多年低點，進而導致了去年全球播種面積大幅度萎縮，到了今年，工業需求恢復后，可種植業并未同步，結果是全球年度供求缺口近300萬噸，將近全球全年產量的1/7。但無論如何，稻米的大漲卻是無法用偶發原因解釋的。今年又是一個豐產年，稻米又是全球貿易量最小的主糧品種，國內價格很少受海外市場影響。為保障13億人口的吃飯，稻米又是重中之重的儲備品種。關于稻米的生產，國家有4個“確保”，“確保4.5億畝種植面積”、“確保2億噸稻谷的綜合生產能力”、“確保稻谷占全國糧食總庫存量的35%左右”、“確保粳稻占稻谷總產量的35%以上”。稻米的被爆炒，甚至也不能用“蒜你狠”般兇悍的游資來解釋，2億噸稻米，價值5000億元人民幣，從農戶到加工商到國家儲備糧庫到城鎮居民，人人擁有，根本無法操縱。
稻米的暴漲，也只有從基本面去解釋。成本上，一年間農業生產成本多次上漲，0號柴油價格從6.19元/升漲至6.88元/升，種子、肥料、農藥、雇工費、機械費、水電費、地膜材料等費用無一不漲。我國的水稻生產，工費所占比重最高，是總成本的60%以上，隨著各種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提高，工費也正在不斷提高。年中以來，除了稻米，幾乎所有農產品價格都在漲。米價滯漲，唯一的后果只能是農民棄種水稻，改種其他糧食。稻米最后的跟漲也就是順水推舟，再自然不過。期貨市場上的投機者所做的，是“順風扯帆”，推了通脹最后一把。
經濟學理論上，物價上漲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指的是總需求過度增長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即“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貨物”。一種是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乃是由廠商生產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如果簡單地歸納，“蒜你狠”可謂是“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貨物”的結果，大米則是成本推動的典型。但放在物價總水平的尺度上，我們正在經歷中的通脹兼具了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的雙重特點，是需求和成本混合推進的通貨膨脹。這一過程中，超發的貨幣拉動了資產價格，尤其是“住”的價格，繼而帶來了諸多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升。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又成為工資上漲的理由，工資上漲又形成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
考察成本推動型通脹，不妨從大宗商品的轉折點開始。在一個成本推動型的通脹過程中，物價從源頭漲起，沿著產品鏈從上游到下游，從初級制成品到商場貨架上的商品，逐步傳遞。實際上，在近兩年的物價走勢中，文華商品指數的轉折發生在2008年12月，隨后基本上大漲小回，從最低的103.71點一路漲至2010年11月最高的217.70點，漲幅超過一倍。只是在2010年1月到6月間，走勢稍事休整，指數在150～180點震蕩。至今，大宗商品仍無見頂的跡象。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衡量的是工業領域商品在不同的生產階段的價格水平，價格變動滯后于大宗商品價格。金融危機后，與大宗商品價格走勢一樣，我國PPI指數處于直線下滑狀態，只是滯后了數月。本輪PPI見底于2009年的7月，同比下降了8.2%。論時滯，整整比大宗商品晚了7個月。PPI的見頂則出現在2010年的5月，相對于第一波大宗商品的見頂，則又晚了4個月。從2010年5月到9月，PPI緩緩回落。此后再度回升，對應的是大宗商品6月后的第二波上漲。若以大宗商品第二波30%的漲幅，11月PPI6.1%的數字還遠未見頂。
CPI不僅包括消費品價格，還包括服務價格，CPI與PPI在統計口徑上并非嚴格的對應關系，但CPI畢竟與PPI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走勢往往趨同。分析數據，本輪CPI的轉折點出現在2009年7月，與PPI同時見底；第一輪見頂則出現在2010年2月，基本與PPI同步。而到了2010年10月后，CPI從緩慢上升到急升，也和PPI步調一致。這是否可以作為成本推動型通脹的證據，或許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過多的金錢，有限的商品
在貨幣主義者看來，通貨膨脹只能是一種貨幣現象。央行發行了過多的貨幣，與之對應的商品總量卻沒有同比例地增加，直接結果是物價的上漲。的確，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如果消費者和投資者都按照一定的流速生產和消費，物價也只能和它的度量衡的多寡成正比。雖然我們的經濟運行環境復雜得多，仍不妨先從最簡單的模型分析。
不妨比較一下上一波物價高峰期和現在國內的貨幣存量。2008年1月CPI達到峰值8.7%時，根據央行公布的數據，國內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41.78萬億。2010年11月，M2余額為71.03萬億，兩年零10個月，貨幣存量放大70%。而國民經濟的總量是否也同步放大了呢？因為統計局并不按照月份，而是按照季度公布GDP數字，這里采用最臨近的數字，2008年第一季度的GDP和2010年第三季度的GDP數字作為對比的依據。2008年第一季度，我國GDP為6.35萬億，時隔10個季度后，2010年第三季度我國GDP為9.58萬億。這也意味著，10個季度后，我國單季度創造產值的能力增加了51%。這一數字遠遠落后于M2增長率。這一差距正好被用來解釋貨幣超發和物價上漲的關系，實際上，這19%的差距甚至超出兩年多時間里CPI的累積漲幅。
但是，若僅憑M2數字便將物價的上漲歸咎為央行的貨幣政策，未免有失公允。不妨再引用央行另一組貨幣數字。截至2010年三季度，我國基礎貨幣是16.13萬億元，而外匯占款19.52萬億。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主要有外匯占款、財政占款和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外匯占款是基礎貨幣的1.21倍，完全支撐了基礎貨幣的供給。而基礎貨幣又是貨幣存量的來源，基礎貨幣經由企業和個人的逐次存款，在銀行系統內“放大”，才構成了全社會的貨幣存量。
其實，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貸款一直是基礎貨幣發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我們每增加1美元的外儲，央行就要相應發行相應數量的人民幣。外匯占款便逐漸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流。起初，這樣做的目的是人為壓低人民幣幣值，為外向型經濟服務，可近年來，隨著外儲的膨脹，央行的貨幣政策幾乎被美元“綁架”。不妨仍以2008年1月和2010年9月的外儲數字做比較，2008年1月，外儲1.59萬億美元；2010年9月，外儲2.65萬億美元，增長1.06萬億美元。若按1美元兌換6.8元人民幣的匯率，對應的基礎貨幣投放便是7.28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投放。這筆7萬多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即使按照保守的貨幣乘數，也足以衍生出20萬億～30萬億元人民幣的貨幣存量。
信貸危機后，貨幣當局無一例外地采取財政和貨幣政策并用的刺激方法，結果是貨幣泛濫。只不過，西方的高人力成本和低儲蓄率，再寬松的貨幣環境也留不住資金。資金于是單向流動，造成了東西方過熱和過冷同時并存的局面。在我們增加的1.06萬億元的外匯儲備中，并非所有的盈余均來自實物貿易的順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海外直接投資乃至“熱錢”千方百計的滲透。
貨幣的超發，當然也和央行兩年來的貨幣政策有關。每年的信貸額度更比幾年前翻了一番。2001～2007年M2的增速超過GDP加CPI的增速在4個百分點以上，最近3年貨幣超發放的現象更加嚴重，M2的增速超過GDP加CPI的增速9個百分點。過多的貨幣加大了通脹壓力。對比2006～2008年的通脹，因為這5個百分點貨幣增速的差距，我們面臨的顯然是更為艱巨的環境。那一次，一個石油，一個豬肉，我國CPI三個主要支點中的兩個同時發力，將CPI推上8.7%的高度。這一次，這兩宗關鍵的商品尚未啟動，消費者已經感受到比上一次還要嚴酷的物價環境。
而對央行，既要保增長，又要保轉型，回收流動性的困難顯而易見。要知道，貨幣一經發行，是無法沒收的。無論怎樣提高存儲率，無論提高多少次利率，央行所能做的，無非是暫時扣留而已。上一次，央行一年中10次提高利率，最后救CPI于水火的，也是海外大宗商品的崩盤。現在，這一外力基本沒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