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前后，在北京就讀高三的非京籍學生要回戶籍所在地報名參加高考。無奈的父母開始團結起來，有一萬多人共同發(fā)出響亮的聲音——呼吁孩子在京高考權。
12月5日，報名參加2011年北京高考的考生信息準時封存。據(jù)統(tǒng)計，由于應屆生源的減少，明年北京市高考統(tǒng)考考生預計將跌破8萬人，再創(chuàng)新低。
就在12月前后，在北京就讀高三的非京籍學生要回戶籍所在地報名參加高考。北京高考考生數(shù)量的漲跌，與他們無關。對于北京，他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他們的高考是“年年歲歲花相似”的故事。這似乎是一個老話題，重復、毫無新意，然而，今年又有些不同。在他們身后一向選擇沉默隱忍、無奈接受現(xiàn)實的父母，開始團結起來，有一萬多人共同發(fā)出響亮的聲音——呼吁孩子在京高考權。
截至目前，已有1.3萬人在《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呼吁書》上簽字，90%都是在北京工作的非京籍家長。這份呼吁書已被提交至教育部門，迄今為止并沒有回音。他們仍然在不懈地奔走。“這個群體越聚越大，不聚起來，就沒有聲音。要爭取孩子的平等高考權，有更多響亮的聲音才有希望得到一個好的結果。”一位家長代表對記者表示。
1.3萬個簽名與5次提交建議
“我的孩子高一高二在全年級都是前幾名，今年因為高考的事回老家報名，來回好幾趟，孩子的情緒受到了很大打擊，期中考試滑落到三十多名。”
12月3日，幾位在呼吁書上簽名的家長聚在一起，討論孩子的高考報名問題。趙女士向大家大倒苦水，孩子的成績最近令她感到很頭疼。
唐婉蕓風風火火地趕過來，她帶女兒回黑龍江報名高考，剛剛回京。“回去三四趟了，要命的是北京和黑龍江的教材不是一個版本，孩子得提前幾個月回去強化訓練，可是北京這邊的高中會考還有三門沒有結束，我們只能等會考結束再回去，這樣剩下的備考時間就不多了。”唐婉蕓已做好最壞打算，如果成績不理想就讓孩子復讀一年。
剛給孩子在山東報上名的焦懷玲也在場，她告訴記者，孩子從1999年到北京讀一年級，現(xiàn)在在通州三中上高三，為了爭取孩子在北京高考，這半年她一直在四處奔走，“一開始時我們都滿懷信心，想著用半年時間可能會做成這件事。”
焦懷玲們的信心源自今年北京大部分地區(qū)小升初新規(guī)定，不分戶籍，只要有學籍的孩子都可以參加推優(yōu)、電腦派位。在此之前，幾位家長代表向北京市教委遞交了《關于小升初不分戶籍電腦派位統(tǒng)一錄取的建議》，上面有2200多位家長的簽名。沒人能說清楚北京今年小升初政策的松動與家長們的力爭是否有關，但很多人堅信，這個改變來自于家長們的“不放棄”。于是，他們從中受到鼓舞，開始運作“取消高考戶籍限制”這個項目。
家長們認為要引起教育部門的重視，最有效的方法是征集盡可能多的簽名。為此，從6月底開始，他們奔走于農貿市場、建筑工地、地鐵口等地，征集簽名，目前已有1.3萬個簽名。
迄今為止，家長代表們已經(jīng)向教育部門五次提交建議，在最近的一次(11月25日)，除了呼吁書，還提交了一份《就北京市2011年度高考報名工作的緊急建議》。
盡管沒有得到回復，但是家長代表張建黨認為，基本目的已經(jīng)達到——有關部門已經(jīng)聽到了他們的聲音，“遞交建議本身效果有限，但可以通過這個活動造勢，形成合力，希望能夠引起有關部門對在京就讀的非京籍孩子高考問題的重視。”
難邁戶籍門檻，無奈一聲嘆息
為孩子爭取在京高考權的家長中，有企業(yè)高管、小企業(yè)主、公司白領、建筑工人、小商販……他們的職業(yè)、經(jīng)濟情況、社會地位迥異，然而，他們有個共同特征：沒有北京戶口。
盡管“外來人員”、“流動人口”等稱呼逐漸被“城市新公民”取代，戶口依然像一座大山，靜靜地肅穆地佇立在那里。當遇到中考、高考問題時，沒有北京戶口的人們發(fā)現(xiàn)，怎樣努力都翻越不了這座大山。
能讓孩子在北京讀高中的家庭，一般說來經(jīng)濟條件都不錯，家庭成員在北京的居住時間較長，比較重視教育。這其中，不乏擁有“綠卡”(北京市居住證)者，他們的孩子中考沒有障礙，高考卻難免尷尬。
來自江蘇的張女士的女兒通過電腦推優(yōu)，就讀清華附中初中部，她對記者說：“我女兒成績特別優(yōu)秀，我希望她從初中部直升高中部，然后考清華大學，按照現(xiàn)在的成績應該沒有問題。可是沒有戶口讓我大傷腦筋。為了孩子將來能順利在京高考，我甚至打聽能不能把孩子過繼給有北京戶口的朋友”。
而對于絕大多數(shù)農民工的孩子而言，初中就是北京基礎教育所能容納他們的極限，必須面臨回原籍讀高中，或者在北京帶著高額贊助費四處找學校接收的選擇。
來自溫州農村的丁璇6歲來京，去年中考考了527分，按分數(shù)能上北京最好的高中。可是由于沒有北京戶口，母親章冬翠跑了幾十家高中，贊助費都要4萬以上，就在絕望時，二十二中破格收下她。全年級只有兩名外地生。
韓桂蘭是向北京市教委遞交《關于小升初不分戶籍電腦派位統(tǒng)一錄取的建議》的家長代表之一，得益于海淀區(qū)小升初的政策，她的孩子順利地被電腦派位到地質附中。沒高興多久，她又開始擔心孩子讀高中的問題。她苦笑著說：“按現(xiàn)在政策，我交不起高額贊助費，三年后孩子只能回老家讀高中。北京什么時間能為我們的孩子敞開高中大門呢？”
媒體人黃鐘把沒有北京戶口的外來人員稱為北京的“移民”，談到“移民”的孩子，他說：“沒有北京戶口，面對高考，清華工科博士和小攤販的孩子的權利都是一樣的有限。”
難產的改革時間表
張建黨從安徽來北京工作已有16年，讀初三的兒子馬上面臨中考何去何從的難題。他對記者說，數(shù)百萬外來人口到北京工作、生活很多年了，也一直在納稅，“我們作為納稅人，有權利享受公共服務。”
知名律師許志永也表示：“這座城市接受非京籍人士多年來的貢獻，卻在高考時無情地拋棄了他們的孩子。北京不是沒有容納這些孩子的空間，令人痛惜的是這幾年人口在不斷增加，但是教育資源卻在減少，外地孩子在讀高中、參加高考時被無情地拒之門外。”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指出，要“研究制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shù)貐⒓由龑W考試的辦法”；10月北京發(fā)布《北京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征求意見稿)，“制定和完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本市高中教育的辦法”被列入議事日程。這項政策如能盡快落實，將是一個重要的進步。不過，《征求意見稿》卻只字未提他們高中畢業(yè)后如何參加高考的問題，也沒有給出具體時間表。
外來人員子女在流入地難以參加中考、高考，是個全國性問題。作為接納方的地方政府也有苦衷：一旦允許非本地戶籍孩子在流入地參加中考、高考，會有大批人涌入，屆時城市急劇膨脹，高考優(yōu)勢將不復存在，教育資源也會面臨不足的難題。
戶籍和地方保護這兩大壁壘難以突破，要求地方政府放開教育資源，容納外來人員子女持續(xù)就學的壓力，困難重重。
有家長認為：“戶籍待遇的不公，導致考學分離，會給孩子留下嚴重的心理創(chuàng)傷。為數(shù)眾多的城市新公民的孩子應該和父母團聚，在流入地讀書高考，這是政府不容回避的義務。”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表示，“消除地方政府的顧慮”，是國家探索建立新的流動人員子女求學管理制度的關鍵點。
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段成榮，他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復雜”。我們現(xiàn)在的很多改革都是這兒碰碰，那兒碰碰，缺乏系統(tǒng)的規(guī)劃，取消高考戶籍限制需要國家對戶籍管理、高考制度等進行整體的改革、設計，單靠某一地方率先突破很困難。
講述 “為了孩子回老家高考，我們至少要折騰六趟”
記者眼前的朱長虹，一派一絲不茍的職場打扮，卻難掩一臉的疲憊倦色。“剛訂好12月9日的機票，帶孩子回寧夏現(xiàn)場采集信息，我們4日剛回去一趟報名，拿審核通過的表格、領取報名號等。我工作太忙，孩子學習耽誤不得，5日我們就回來了，沒隔幾天又要回去，來回折騰，真沒辦法。”
朱長虹的孩子在清華附中讀高三，由于沒有戶口，今年只能回戶籍所在地寧夏報名。為了防止高考移民，寧夏對戶籍在本地，學籍在外地的學生高考做了嚴格規(guī)定。朱長虹給記者一條一條地細細講述：第一趟要回去領取注冊材料，然后回北京請學校蓋章；第二趟回去遞交蓋好章的表格；第三趟報名；第四趟現(xiàn)場采集信息，領取報名號、學籍號，提交報名信息；第五趟信息確認；第六趟體檢；最后一步是明年4月份領取準考證。只有信息確認這一步不需要學生本人在場，“為了孩子回老家高考，我們至少要折騰六趟”。
朱長虹無奈地苦笑，“為了不耽誤工作和孩子學習，我們每回都坐飛機，一個來回至少三千元，完成報名得兩萬元；經(jīng)濟上的損失還是次要的，重點是孩子耽誤了寶貴的學習時間，我的工作受到影響；而對孩子心理、情緒上的影響更是無法估量，我都不忍心看他失望、疲憊的神色，他不理解為什么不能在北京高考，為什么要這么麻煩。”
朱長虹說，前幾天從寧夏回來的路上，孩子對他說：“爸爸，如果真的要求那么苛刻，那么我不參加高考行不行？”孩子的這句話深深刺痛了他。
朱長虹現(xiàn)在是某大型能源管理公司部門主管，來北京將近十年，是2003年第一批拿到北京“綠卡”的一員。當時北京“綠卡”的出現(xiàn)曾博得外地在京工作人員的一片喝彩，在買車、買房、參加保險等方面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并且3年后還有機會落戶北京，孩子在京入托、入中小學就讀，免收借讀管理費。拿到“綠卡”，他感覺自己的打拼終于可以讓一家人在北京有一席之地，于是把孩子接到身邊，從五年級讀起。
3年后，朱長虹沒有等來期盼中的戶口，只是續(xù)簽了“綠卡”。孩子讀書成績特別好，初中就讀原崇文區(qū)匯文中學，中考考入清華附中，當時全校只有8人考入該校。
朱長虹坦言，盡管當時沒有戶口，但他根本沒有把孩子送回老家讀高中的想法：老家沒人照顧，孩子家鄉(xiāng)話都不會說；再說，在清華附中讀書的機會難以讓人舍棄；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社會會進步，北京市政府會兌現(xiàn)承諾，再過不久就算拿不到戶口，孩子初中、高中都在北京讀書，在這里高考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是，直到現(xiàn)在，朱長虹不僅沒有拿到渴盼的北京戶口，孩子還得回寧夏參加高考。朱長虹一家籠罩在巨大的失望情緒中，“6年前我期待一個北京戶口，3年前期待孩子的一個在京高考權，結果都落空了。”
專家觀點 地方保護阻礙實現(xiàn)平等高考
合理解決隨遷子女在京高考問題，不僅是一個緊迫的現(xiàn)實問題，更是推進教育公平所無法回避的問題。然而，由于隨遷子女在京高考不僅僅是高考法律和政策的問題，更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它涉及到教育制度、戶籍制度和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不平衡等諸多社會問題，要真正實現(xiàn)隨遷子女在京高考，尚待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首先，北京市教委應當恪守平等原則，不能對來京務工子女與具有北京市戶籍的考生在高考權利方面進行無正當理由的區(qū)別對待。
北京市教委為什么要禁止隨遷子女在京高考？盡管北京市教委可能給出種種理由，但實質上的理由卻可能只有一個：那就是允許隨遷子女在京高考可能損害北京考生的利益。目前，由于大學招生指標不僅是按照行政區(qū)域來分配的，而且又是有限的，因而本行政區(qū)內參與高考的考生越多，每位考生實際獲得的入學機會也就越少；相反，如果考生越少，每位考生實際獲得的入學機會也就越多。基于地方利益，禁止隨遷子女在京高考都是一種可以獲得北京居民支持的一種理性選擇，然而，如果將這種理性放到全國來考慮，這種地方保護主義的做法又是不理性的——這種地方保護不僅不利于提高北京市考生的競爭能力，而且劣化教育資源配置，加劇教育不公平。
其次，北京市教委應當為來京務工隨遷子女在京高考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
面對強大的地方保護力量，北京市政府不能不考慮一些現(xiàn)實問題，比如，在國家戶籍制度尚未有實質性進展的前提下，允許來京務工子女在京高考的政策是否與相關法律法規(guī)相沖突？在分省命題、按照行政區(qū)域分配大學招生指標制度下，允許來京務工子女在京高考的政策會不會導致大量的人員來京務工，并將其子女移入北京市的高中？北京市考生的增加，是否會產生“洼地效應”？等等。
盡管這些問題是應當考慮的，也是必須考慮的，但是，這些問題不應當成為北京市教委回避來京務工子女在京高考問題的正當理由，因為這些問題需要北京市教委進行實際調研后才能合理解決。
最后，北京市教委要制定允許來京務工子女在京高考的政策，需要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如上所述，允許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流入地高考，最主要的制度和現(xiàn)實障礙在于地方保護主義，而短視和偏見則是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源。在目前高考分省錄取體制短期內難以松動的大背景下，異地高考的主要突破口在于公眾的積極參與和政府法治建設的良性互動。一方面，政府要保障高考政策制定過程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各種表達自由權，通過社會理性來克服短視和偏見；另一方面，社會公眾也要以各種合法的方式參與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
選擇在何處參加高考，既是公民受教育權和平等權的應有含義，也是有關部門應該履行的一項義務。有關部門應該恪守憲法原則，并在保障公民權利的憲政理念指引下，全面審視和重構現(xiàn)行高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