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政治和時尚真的好像兩個不搭邊的東西，一個嚴肅正經，講究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個從來與現實無關，好像與藝術才是一對孿生兄弟。沒錯，沒有了時尚，政治依舊還是政治，只不過某個白宮議員或者人大代表不能再穿著收身的西服來顯示自己的不同，或是女委員們不能再背著漂亮的包包來謀殺攝影師的膠片，不過決議還是要提，政策還是要定，即使統一制服又能怎樣？可時尚要沒有了政治又會是什么樣子那？且不說每年時尚品牌的GDP有多少來自出身政治家庭的貢獻，單是很多品牌的歷史恐怕都要改寫了。
俗話說背靠大樹好乘涼，也許一種國家制度的建立并沒有時尚品牌來的早，可政權在握的它們顯然才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方向。于是乎，御用一詞成為了很多品牌發家的法寶，英國皇室比較規矩，每個被皇室使用過的產品都會得到英國皇家專門頒發的委任狀，而且每個皇室成員所頒發的徽章不同，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到底是哪位女王或者親王使用過它。顯然很多品牌是不甘心自己只有一雙鞋或者一瓶香水被這些頂著光環的人用過，所以經常魚目混珠的聲稱自己品牌是被皇室御用的，讓你覺得不管從它家買的是一件風衣，還是一雙襪子，真的都是被傳說中的女王陛下穿過的，美美的從店里走出的時候，豈不知自己已經上了政治的道。
不過也不是責備是消費者讓品牌如此看重政治的力量，雖然人人平等的口號每天都在高喊，不過喊得越歡，心里越虛。懸殊的貧富差距讓普通老百姓更加迫切的把頭高高抬起，仰望著上方的人。所以，即使我成為不了你這樣的人，我至少有個機會穿的和你一樣吧，穿完之后再輕蔑的撂下一句，“其實不過如此”。正是抓住了人們的這個心里，很多時尚品牌才高舉政治的大旗，你是皇家御用，我是親王欽點，中國這種東西也不少，盛錫福的帽子店門口一直陳列著給國家領導人做的實物和照片，不過可惜一直感覺宣傳不夠，或是礙于某些原因，并沒有達到人人效仿的目的。更有像紅都那樣的制衣老店，本來很多國家領導人的衣服都是從這里出產，可卻在招牌上看不到一點這類的字眼，看來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時尚品牌講政治還是需要點技巧的。
雖然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不像奧巴馬那樣高調，每天穿的什么牌子西服，戴的什么牌子手表都會有人專門八卦到網上來效仿，更不會造成像J.
Crew那樣，能從一個街拍變得好像成了大牌一樣，不過還是有一些品牌在政界傳播著，好像只做國服的Blanc de
Chine。前外交部長唐家璇一次應邀參加英國女王的高級晚宴，可晚宴需要穿著本國禮服的要求難住了唐外長。Blanc de
Chine一聽到有如此良機，馬上在最短時間內制作完成了一款簡潔大方，做工考究的改良中山裝供他赴會，據說英女皇看了還特意對這款服裝大加贊賞。從此，在國家領導人的圈子里，Blanc
de
Chine慢慢有了自己的口碑，算是與政治結緣的例子。
不光我們中國自己的品牌有這樣的緣分，很多國際知名大牌都曾經與我們國家的領帶人結緣。故事發生在九十年代，那時候我們還習慣于在雜志上看著一個個世界大牌的名字，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由于外貿進出口手續還很復雜，渠道狹窄，每個國際品牌進軍中國市場的速度都很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一天，一位年僅半百的老人推開了北京賽特購物中心的大門。“怎么你們沒有XX用的那種方格子圍巾？”發問者是一位前國家主席，他提及的方格子圍巾就是喧騰一時，那個年代成千上萬人夢想可以擁有的Burberry圍巾。據說當時他走到三樓男裝部時還沒有人認出他，隨后引發一連串驚慌，賽特的經理趕緊出來陪同。不幸的是，賽特確實沒有Burberry出售。第二天，這位政要召見Burberry公司相關人士，“挑任何一個你想要的地點，到百貨公司盡快設立Burberry專柜。”果然，在一路綠燈的批示下，Burberry順利進入了中國市場，賽特也成為最早引進Burberry的百貨公司之一。
當然政治可不是什么時候都給時尚開綠燈，相信這句話Fendi和Cartier的公關聽了一定很有心得。不管是問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能代表中國的詞語，十個人估計有九個都會提到長城，所以說想在中國的萬里長城上走一場秀，這已經絕對不是一個時尚問題，而升華到了一個政治問題了。所以當Fendi去做這個吃螃蟹的人的時候，它自然要面對無法想象的眾多問題。于是提前將近一年就開始策劃公關，7家國際顧問公司，十多個協力廠商，在提交了一項又一項申請，等待了一次又一次批文之后，這次耗資近千萬的秀才算圓滿落下帷幕。這種事情，如果不是在我們的政治中心，如果不是選中中國具有象征意義的長城的話，恐怕十分之一的困難都不會遇到。
如果說北京能跟長城相媲美的古跡，大概就算故宮了。前有Fendi長城大秀，自然就有很多品牌惦記上故宮這塊寶地,
Cartier就是其中之一。去年舉辦的Cartier珍寶藝術展就把地點設在了故宮博物院里面，有了曾經Fendi的經驗，Cartier自然早早就開始同政府協調申請，甚至把很多政府政要都列在了嘉賓名單中。不過這項同樣提前很久就籌劃的活動，在活動臨近的時候突然遇到了一個躲避不及的政治事件，那就是2009年的60年大慶。很多人應該還對去年的大慶記憶猶新，早在10月1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長安街就經常封路彩排，可早就一切安排妥當，計劃在9月開始的Cartier珍寶展無疑是撞車了。也許開幕當天不能放禮花，也許開幕當天因為戒嚴不得不取消，雖然這些最后終于化險為夷，不過如果Cartier那本西洋掛歷上在10月1日那天紅紅的寫上國慶兩個字，就沒那么多也許了。
也不是所有品牌都是這么好運，很多品牌因為政治問題被折磨的狼狽不堪。四川地震過后，某個名叫莎朗斯通的女人信口開河說了句這是中國應得的報應，接下來她就得到了全中國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的回應。電影被封殺等等不說，剛剛重金請她拍攝宣傳片的Dior深受其害。在中國，你可以肆意漲錢，你可以惡意炒作，但是政治問題上站錯隊，看似散沙的中國人民馬上就讓你知道什么叫不死不休。不過好在Dior危機公關，馬上站出來和莎朗斯通劃清界限，斷絕關系，又奉上白銀萬兩捐給災區，才算得以機會喘口氣。早知如此，下次再選代言人的時候，一定要先審清她的政治傾向，又紅又專才是最好。
所以說，政治沒有時尚不會覺得少了什么，可如果時尚非要覺得自己是個政治絕緣體，那說不準哪天就要吃大虧。俗話說，朝中有人好辦事，這話用在哪都好用。英國品牌Smythson聘請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的妻子Samantha
Cameron作為設計顧問，誰能說不是看中她對唐寧街的影響力。說到這里，那些深受國家領導人青睞的品牌真是幸運，好像喜愛穿Paul
Smith的英國首相布萊爾與美國總統布什握手時露出襯衫袖扣里那Paul
Smith標志性的裸女時，我擔保最開心的絕對不是見面的兩位領導人，而是坐在電視前面的Paul Smith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