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10月至今，中國足球的反賭風暴持續了將近一年，其間百余人被調查，30多人被逮捕，從球員、教練、裁判、俱樂部經理，到足協主席、副主席等一眾官員，參與足球運動的各個角色，無一幸免，隨著先后兩任足協主席謝亞龍和南勇被逮捕，反賭也已徹底演變為反腐敗。
雖然司法機關至今也沒有披露謝亞龍和南勇涉案的具體情節，但在媒體的報道中，兩名曾經的足協主席早已是聲名狼藉。
無論被渲染得多么不堪，中國足球的丑聞和腐敗比起其他領域，看起來遠遠算不上驚人，他們面臨的曝光和批判，卻最充分和刻薄。
足球是最早從舉國體制中剝離出來走市場化競技體育發展道路的運動項目，從1994年至今已有16年時間，但是，官商一體的運行模式誕生的是最壞的市場化和最無效的管制。經過一場力度根本算不上很大的司法整肅，中國足球1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最終走上崩潰的邊緣。
但事實上，官商一體的市場化模式并非足球的獨創。除了那些身陷囹圄的球員、裁判、經理和足協官員之外，市場化的中國足球一步步由輝煌走向潰敗的歷程當能給予人們更多的警示。
丑聞與犯罪
迄今為止，被公安機關逮捕的眾多涉案人員中，謝亞龍是職位最高的一個。這個正司級的官員出身于田徑運動員，曾經擔任過總局局長秘書、北京體育大學副校長、體育總局的司長、陜西安康市的市委副書記，最終倒在了足協專職副主席的位置上。
2005年初謝亞龍調任足協副主席時，正是中國足球圈最熱鬧的時候，2004年，中國足球超級聯賽中7家俱樂部的投資人聯合發難，要求剝奪官辦的足球協會所擁有的管理足球聯賽的權力，下放給各個投資人組成的聯席會議，那場資本與權力的爭斗鬧得不可開交，最終當時的足協副主席被調離，謝亞龍可謂臨危受命，被體育總局任命去管理足協。
在謝亞龍被刑拘后，媒體曝光了他后來因為奧運會上足球慘敗而寫給上級領導的一封辭職信，信中謝亞龍如此評價上任之初的情境：
“G7事件”的本質，是中國的職業足球全盤市場化和堅持國家宏觀控制權的斗爭，黨組委派的干部，在社會的起哄和責罵聲中“下課”，是市場力量向執政者逼宮的結果。
謝亞龍的評價可謂道出了那場后來失敗了的“足球革命”的本質。事實上，官商一體，管辦不分的體制弊端，一直都被認為是中國足球弊病的根源，作為這種體制的化身，中國足協所遭遇的口誅筆伐早已數不勝數。
但是，將足球改革的歷史放諸于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中來看，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結果。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原本就是脫胎于嚴格的計劃經濟時代，是計劃經濟時代掌握生產要素的部門逐步放權的結果，幾乎每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是由計劃經濟時代的主管部門制訂改革綱領，主導改革進程，足球同樣也不例外，當年的國家體委及其下屬的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足球改革的領導者。
查閱當年的資料和媒體報道，這樣的局面沒有遭到過多少質疑，事實上，在職業聯賽開辦之初，足協的領導也沒有影響中國足球產業迅速取得輝煌成就，在1994年職業聯賽之前，和其他體育項目一樣，中國足球運動每年的訓練和比賽經費都來源于國家的財政補貼，每年大約有200多萬。但是，短短5年時間，職業聯賽的冠名贊助費就高達1億元人民幣，各個球隊的贊助經費更是從無到有，以幾何級數般增長，上海申花、大連萬達等企業也都因足球而一夜暴發。
在競技成績方面，中國足球也終于在2002年沖出亞洲，實現了參加世界杯的愿望，現在回想起2002年世界杯之前的社會輿論，不論是官員、球員還是球迷，大部分人都自我感覺良好，儼然將中國視為一個亞洲足球強國。
和其他行業一樣，中國足球市場化改革取得的成績一度讓人目眩，但是，在真正的高水平競技場上，外強中干的本質很快暴露無遺。正是2002年世界杯上的恥辱性演出，讓中國足球開始了讓人心痛的自由落體運動，聯賽中假球賭球全面爆發，競技成績一落千丈，投資商開始大面積虧損以至撤離，職業聯賽連冠名贊助商都找不到，甚至連電視臺都不愿意再轉播足球比賽。
2004年謝亞龍上任之前的“G7革命”事件，作為足球市場化變革中的一段插曲，曾經讓足球的困境得到過全社會的關注，并且第一次超越體育媒體，經歷了一次嚴肅的討論，正是因為人們普遍寄望這場足球圈里資本與權力的博弈，能夠充分展開，為中國社會其他領域的市場化所遭遇的困境提供一次有益的鏡鑒。
但結果證明那不過是嚴肅媒體的一廂情愿，足球圈既沒有能力來撼動改革的主導權，當改革帶來大筆可觀的收益時，也沒有能力來抵抗那些心懷貪念的成員，利用權力對改革收益的非法掠奪。
2004年那場風波之后，中國足球基本上也就跌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少球員、教練、裁判、俱樂部經理、足協官員最大的精力都用于如何從這塊日益萎縮的蛋糕中抓緊分肥。作為生產者的球員和教練，分肥的方式是參與賭球，制造假冒偽劣比賽，以此獲利；作為銷售者的俱樂部則是積極組織造假、參與販假；作為“司法機構”的裁判管理委員會及其領導的眾多“金哨”、“銀哨”，則徹底將承擔監督責任、維護公平的“哨聲”出賣用于謀利；而作為黨組派到足協領導這些裁判、俱樂部和球員的謝亞龍、南勇們則利用黨賦予的權力收受賄賂。
在這樣的環境中，商業、娛樂、競技，這些市場化足球本該具備的一切美好價值一點點消失殆盡，足球場上最后只剩下了丑聞和犯罪。
足球還能好起來嗎？
9月底，國家體育總局在北京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局長劉鵬對過去一年里的足球反賭風暴做了一番“蓋棺定論”式的總結。其中尤其提到要改革現行的足球管理體制，劉鵬說，足協辦賽管賽混為一體的體制導致聯賽問題叢生，體制不合理，也是腐敗的溫床，因此必須改革。
管辦分離這個在全世界范圍內幾乎都是個常識的職業聯賽運營模式，如今終于得到了中國體育最高領導者的認可。1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如果說還有什么財富遺留下來的話，最大的莫過于即使領導者為了出成績，希望足球像其他體育項目那樣重回舉國體制，也失去了現實的可能性，無論如何，中國足球只能在市場化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
大規模的整肅之后，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重建。無論是作為一項競技還是娛樂活動，足球還將長久地存在于中國人的業余生活中，而作為一項產業，對于政府而言，足球仍然是體育項目中為數不多的不僅不需要財政補貼，反而會為政府繳納稅收、創造就業崗位的項目。
游戲要繼續下去，不斷的改革就必不可少，事實上，隨著新任足協副主席韋迪的上任，聯賽外包等新的改革思路也不斷推出。但是，在這些堂而皇之的表態背后，談及實際的改革路線圖，除了俱樂部的準入標準等管制措施之外，并無其他有新意有價值的方案，而準入標準之類的事務顯然不該是由足協這樣的機構說了算的。
作為一個頂著民間機構招牌的官僚機構，中國足協是否真的能夠放棄原本擁有的權力和權力背后附著的經濟利益？如何才能讓人們相信那些擁有官方正式身份的人不會成為下一個謝亞龍、南勇？
從這個意義上講，足球改革困難重重，最終需要的是管理者放手中的權、革自己的命。如果不依賴現有的威權，那么，我們還能依賴什么？以足球改革為例，那些俱樂部的投資者、龐大的資本集團能夠帶給公眾一個干凈的職業聯賽嗎？
本質上講，足球不過是一項游戲，但是，當我們連這項游戲都玩不好，沒有辦法為其設計一整套公平公正的游戲規則并有效捍衛時，遑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