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中國重新成為世界最強國，依賴的一定是我們的文化，而不是其他。”日前，在嘉興“南湖文化論壇”上，馬未都在題為“文明的坐標”演講中，用這句話作為結語，略顯激動的語氣透露出這位“中國收藏第一人”對于中國文化的信心和熱愛。
2010年初夏，觀復文化基金會在北京成立。
2010年初夏，觀復文化基金會在北京成立。這是55歲的馬未都為讓自己苦心經營14年的觀復博物館長久存續下去，邁出的重要一步。
觀復基金會的口號是“與文化共同遠行”。收藏之外，馬未都與文化的淵源的確頗深。
1981年，《中國青年報》用一個整版發表了他的小說《今夜月兒圓》，讓他從工人變成了《青年文學》的編輯。其后，他和王朔等朋友組建了“海馬影視工作室”，參與了《編輯部的故事》、《海馬歌舞廳》等影視作品的創作。真正讓馬未都領悟到中國文化之深邃的則是收藏。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的文物包含了中國文化幾乎所有的信息。
1997年，收藏已頗具規模的馬未都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私立博物館。“觀復”——
這個馬未都為博物館起的名字，語出老子《道德經》里的一句話：“萬物并作，吾以觀復”，意思是，萬物同時都在生長，我看著你們輪回。
“觀是看，復是重復，一個東西，你反復地看，就有喜愛、研究的意思。”馬未都說。
已幾易其址的觀復博物館，如今位于北京東北五環外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上。那是藏身于低調的竹制大門之后的一個精致院落——
仿古的石磚鋪地，精心栽種的各類植物和盆景點綴其間，正對大門的一面墻上書寫著老子《道德經》第十六章的內容，說明了“觀復”二字的出處。
2010年7月的一個午后，馬未都在觀復博物館內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坐在會客廳的藤椅上，面前一杯清茶，馬未都以一口標準的“京片子”拉開了話匣，從觀復基金會的成立和觀復博物館的未來談起，延伸到與中國文化相關的種種話題。
不可復制的“觀復模式”
《瞭望東方周刊》：你最近成立了觀復基金會，決定把你的藏品全部捐獻給基金會，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想法？
馬未都：做觀復博物館是我個人的一個興趣，最早就是生活中的一個支點。做到一定程度后，它就變成了我一個責任，不是個人的事，變成了一種社會責任，我得扛著。新中國成立后，博物館都是國家在辦。1992年我去申請的時候，文物局的人說，這都是國家的事，你在這搗什么亂？1996年批下來，算是非常榮幸，成為中國第一個私立博物館。其實，舊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就是個人辦的。那是1905年，光緒末年，南通人張謇辦了個南通博物院，在它之后20年故宮博物院才宣布成立。
對我來說，我們是新中國，新中國的一個概念就是公有制的國家，所以博物館可能不是私人做的。但是歷史給了我一個機會，我申請做博物館時37歲，申請下來41歲，正是一個人最好的時間段，既有經歷也有經驗。我是正好卡在這個時間段里了，比我年長10歲或年輕10歲的人都沒有這個機會。年長的人看見過我們以前對文化的破壞，心有余悸；年輕的人，當他有這根弦的時候又沒有經濟能力。今天，即便有經濟能力的人，他還要有經驗，另外還需要具備文化素養，這些差一個都不行。
我希望未來能有退休的生活，而不是永遠把著這個博物館。我要想這個博物館的后事，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希望博物館將來能繼續完整而有效地留給社會，所以我就想把博物館的機制做好。
《瞭望東方周刊》：你說的“完整”和“有效”具體指什么？
馬未都：“完整”是使博物館不斷擴大，不能拆分。“有效”指博物館離開我個人依然能有效地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西方有很多例子。大家比較熟知的就是私立大學，比如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這些由個人創辦的大學不因個人的離去而解體，反而變得越來越好。由于它們的機制好，所以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不遜于任何一個公立大學。
《瞭望東方周刊》：你剛才說到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機制，那你認為什么樣的機制最有效？
馬未都：我們也參考了一些國外的經驗，比如西方大學的董事會制、理事會制，我們也搞了理事會制。因為我早晚要下車，你不能說這么龐大的車一直是我自己開著，我一停車就停了。我希望這個博物館有很多理事，所有人都是司機。我下車別人可以開，這就需要磨合出一個運營的機制。
我希望這個博物館變成一個真正的公共財富，希望在我活著的時候就看到這一天，希望最后這個博物館根本不依賴于我。所以開始謀求第一步，成立理事會；第二步，成立基金會。現在兩步都邁出了，只不過現在理事會和基金會都還弱小，目前還不能完全承擔一切責任。
基金會希望能給博物館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博物館很難運作，很難生錢，基金會則是可以運作的。現在全國2000多個博物館，我是唯一(收支)持平的博物館。剩下那些不是財政撥款就是企業撥款。我們沒有，照樣經營得很好。
我們是非常孤立地做博物館，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也幾乎沒有，非常難。
《瞭望東方周刊》：你說的“孤立”是什么意思？
馬未都：就是沒有經濟來源。你看古根海姆、日本的MIHO等，這些美術館背后都有財團支持。我們什么都沒有。我們是栽了一顆豆，長出一棵苗，再長成一棵大樹，是這樣的模式。人家都是移植來的。理論上講，我這樣的成功方式是不能復制的。
《瞭望東方周刊》：為什么？
馬未都：因為必須經歷一個歷史的低谷，而且這個低谷得有一定的時間谷底是平的。如果谷底是尖的，就是一下去又上來也不成。80年代，那時谷底是平的，沒有起伏。我能承受，隨便撿(文物)，我覺得這是歷史給我的機遇。大眾對于文物真正開始有認識還是90年代中期，就是拍賣行成立。此前，大部分人對(文物)沒有感受，都不知道它的(價值)。
所以，在那之前買東西在今天看都是白拿。我記得有一次在北大買東西，都出門了，那個教授還追著我說，你回來，我還有個東西你要不要。我問多少錢，他想了半天說，你給50塊吧。都這態度，追著你把他們家的國寶賣給你，他覺得這東西是個累贅，沒用。我還碰到過，就是有人查抄退賠一大堆東西，那人拿著退賠清單和我說，他想買一冰箱和彩電，只要我給他的錢夠買這兩樣東西，這張紙就給我，我去把東西領了。
這個歷史時期是沒有了，所以不可以復制。
西方的美術館、博物館，但凡有一定影響力的，也沒有我這么干成的。那時我是一個只有點小錢的人，也就比別人生活好點而已，只不過就是別人拿工資，我有點稿費。那稿費在今天看那都不叫錢，在報紙上發滿一個版，才給你65塊錢。可是那個時候65塊錢買5塊錢一件的官窯能買13件。今天倒是稿費給得高，可是你買不著(官窯)了，連個瓷片都買不著了。這個歷史機遇我們不可能再獲得了。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這種基金會制度會是以后私立博物館發展的趨勢嗎？
馬未都：我不敢說是趨勢，起碼覺得我們只能看到這一步。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永遠寄希望于人而不寄希望于制度，我們要寄希望于制度而不是寄希望于人。一個館長不行了，董事會一開會，你就走人，換一個不就完了嘛。只要制度好，有能力的人永遠有。蘇富比和佳士得，這兩個拍賣行都有250年以上的歷史了，它依靠的是什么？是制度。
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是一個“戰國時代”
《瞭望東方周刊》：最近一些藝術品在拍賣中頻繁拍出天價，你覺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馬未都：我覺得這是當今經濟社會對文化的一個利用，而不是肯定。而它對文化的利用要具體到一個物上才覺得更有價值。
中國人是很物化的民族，不會用高額的資金去買一個虛擬的東西。比如去買一個創意，他肯定不干，中國人的創意不值錢。這在裝修市場看得特別清楚：免費設計，交錢裝修。西方人一定是先交設計費。
中國人認為設計是虛的，你怎么能向我收錢？所以在藝術品上，由于文化被全社會關注，那么比較物化的就是文物，所以一定要有這種直接的體現，這是很正常的。
當一個文物很值錢的時候，說明我們對于自己的文化很有信心。但是，如果它超出了社會中的橫向比較，所謂橫向比較就是社會中不是光這一個值錢，還有很多值錢的東西，如果橫向比較大大偏離了軌道，那就不能簡單地說是社會的認可了。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大量涌入藝術品市場的都是一些投資者，你認為這是好現象嗎？
馬未都：不是。但是較之過去拿著文物不當事的時候，那是一個好現象。我們必須有這么一個過程。
臺階必須一步一步地走，你想一次飛躍是很難的。所以我認為我們對文化從無知到有知，從蔑視到重視，由文物的一錢不值到價值連城，這是一種進步。只不過將來一件文物再有價值，也一定不能脫離社會的橫向比較。
《瞭望東方周刊》：所以你一直強調，文物給人帶來的最終快樂一定是文化上的，而非金錢上的。
馬未都：對。伴隨你終身的是文化上的快樂。金錢的快樂也有，但是它是瞬間的。我不鼓動人家把我們的藝術更多地換算成錢。但是藝術最終還是要換算成錢才能劃清它的標桿。
這是一個國際通行的標準，這沒辦法，你老說你的藝術價值連城，那我說你有什么標準呢？荷蘭梵高博物館的館長就老說，梵高是最“值錢”的畫家。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現在這個市場亂在哪里？
馬未都：它就是一個戰國時代。你看西方那么大的拍賣市場，這么多年來，主要的拍賣行只有兩家，蘇富比和佳士得，還有一些帶有地域性的拍賣行，前后加起來也不過10家吧。
咱們現在光北京就有七八十家啊，從數量上講，就是一個戰國時代，將來會慢慢淘汰的。